內容提要 一般認為諸葛亮是一位積極入世的儒家士大夫形象，但出山之前的諸葛亮明顯具有疏離政治的隱士心態，認識了這一點，有關“三顧茅廬”的一些爭議與困惑便可基本得到澄清。
關鍵詞 諸葛亮 隱士 三顧茅廬
“三顧茅廬”成為禮賢下士的代名詞，實與《三國演義》的敷衍之功有關。但關於三顧的具體細節存在頗多難以索解的困惑，一直以來可謂聚訟紛紜。如故事的原型依據--《三國志？諸葛亮傳》“凡三往，乃見”的說法，就與當時史料《魏略》、《九州春秋》的記載相齟齬。筆者認為，如果從中國文化的一個特殊層面--隱士文化的角度，對諸葛亮出山前的心態進行分析，也許不難透視出這一歷史插曲的真實一面。
進入歷史視野的諸葛亮往往被視為積極入世的儒家士大夫的典型形象，因而其出山前作為隱士的身份相對暗淡而很容易被研究者忽略。實際上，“隆中對”之前的諸葛亮具有明顯的隱士心態，其身份也有相當的隱士色彩，這是由傳統文化的大環境與諸葛亮隆中的小環境及其個人經歷決定的。
首先，中國特有的隱士文化對傳統士大夫階層影響甚大，甚至滲透進其心理、人格的深層。傳統文化儒道互補共通的文化結構是隱士文化滋生的土壤：道家講究清虛自守，高蹈避世，追求獨立人格、完善道德，隱士文化色彩最濃厚，不過他們雖避世而不完全出世，如莊子的眼冷心熱⑴；儒家入世進取，但發軔期就有希冀超越世俗的一面，正與道家避世相通。 孔子云：“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⑵，“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⑶。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⑷。原儒很早便為後來的士大夫們設計了進退之道，即仕隱之道：當他們心中信奉的道統與外在政治權力的勢統發生矛盾（“邦無道”）時，便獨善其身，思想上由儒入道，去做高蹈的隱士，否則便會走上仕途，甚至出將入相，兼濟天下。這種儒道二元共通的文化格局，由於現實中道統與勢統之間存在的無法調和的矛盾，決定了很多士大夫思想上常常出入儒道，傳統的士大夫階層會因此分化出新的社會身份--隱士。
隱士文化對士大夫思想具有重要影響，某種程度上，隱士心態成為整個士大夫階層人格的重要構成，以致在他們仕途最暢達的巔峰，也會選擇功成身退。諸葛亮正是思想上出入儒道的典型代表，歷史上的諸葛亮是傳統儒家知識分子最成功的典型形象，可是民間形象的諸葛亮卻披上道家的外衣--評話、小說、戲曲中塑造的諸葛亮無不是道士的打扮。諸葛亮54歲時寫給他8歲兒子諸葛瞻的《誡子書》中說：“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而“淡泊”、“寧靜”正是道家思想的體現，也是隱士心態的重要表徵。
其次，諸葛亮所處的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隱士文化的第一個也是最大的興盛期。由於時代的大動亂，這一時期的知識階層逐漸從漢代經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思想極為活躍，個體意識開始覺醒，追求獨立完善的人格境界，呈現出和現實政治明顯的離心傾向，隱逸形式因需要而五花八門，身隱、心隱、朝隱、吏隱……發展至後來竟出現許多假隱士，南朝宋孔稚珪的名篇《北山移文》，即是抨擊那些走由仕而隱之途、熱衷功名利祿的假隱士的駢文。這一時期隱逸階層空前膨大，從范曄《後漢書》首開 “逸民傳”,記有名有姓的隱士十數人之後，記載隱士言行事蹟史乘筆記極多。晉代皇甫謐著《高士傳》，蒐集隱士九十六人，絕大多數是當時人。隱士文化空前發達，使隱士人格備受傾慕。諸葛亮、龐統被美稱為“臥龍”“鳳雛”,由此可見。
第三，從諸葛亮的交遊、經歷及史料文獻的著述看諸葛亮的隱士心態。諸葛亮在隆中十年，結交龐德公、龐統、司馬徽、黃承彥、石廣元、崔州平、孟公威、徐庶等名士，其中多是當時著名的絕意仕途的隱士，也就是說，諸葛亮周圍基本上形成了一個隱士群體，這無疑對諸葛亮的心理、人格會產生影響。如龐德公是東漢高士，事蹟在《後漢書？逸民列傳》和晉習鑿齒《襄陽記》有載，說他與諸葛亮、司馬徽相友善，居峴山之南，躬耕田裡。荊州刺史劉表幾次以禮延請，皆不就，可見是位真正的隱士。《三國志》注引《襄陽記》說“諸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公於床下，公殊不令止。”從諸葛亮對其尊重的態度及雙方關係的密切，不難想象其隱士人格對諸葛亮性格、心態的潛移默化。諸葛亮研究者習慣以其“每自比於管仲樂毅”⑸，認為他渴望出將入相，而忽視其此時的蔑視功名的隱士心態，這實際上是一個認識的偏差。因為從上所論，傳統士大夫由於現實的需要，往往將仕隱兩種價值選擇整合進同一個體心態，不過在不同條件下，其中某一種價值意識會佔據主導或絕對地位，因此就會或仕或隱，這就是所謂進退之道。從這一文化角度分析，出山前的諸葛亮的心態應該是進取、歸隱同時存在，而根據他所處的個人小環境，則可以認為，諸葛亮即使不是地地道道的不求功名的隱士，隱士心態也很可能佔據主要地位，關乎此，有文獻資料可資證明。
《三國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躬耕隴畝”是隱士典型的生活方式，以諸葛亮當時與荊襄上層社會的關係，大可不至於此，因此只能看作，他是以這種生活方式顯示個體精神與世俗社會的對立。而《梁父吟》，現存歌詞內容與晏嬰二桃殺三士故事有關，大意是感慨追逐名利的下場，這恰好是其時諸葛亮淡泊名利心態的反映。再有，《出師表》是諸葛亮發自肺腑的文字，其中談到自己躬耕南陽時，“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有人認為是裝腔，其實它是諸葛亮隱士心態的自然流露。這種說法也得到陳壽的認可：“亮……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 《三國演義》38回對諸葛亮對諸葛亮的隱士心態有很好的描述，其中寫他出山之前對他弟弟諸葛均的囑咐“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於此，勿得荒蕪田畝。待我功成之日，即當歸隱”,這樣寫絕不能認為憑空杜撰，應該是有歷史依據的。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⑹選擇做隱士，大多與個人經歷、遭際有關，即“時命大謬”, “伏身弗見”、“閉言不出”、“藏知不發”,可能並非他們的初衷，或許這是很多隱士出山的原因，而歸根結底卻是由中國傳統的儒道互補的文化結構決定的。
諸葛亮少年時父母便相繼去世，此時正是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因叔父玄與荊州劉表有舊，為避亂隨之來到荊州。在荊襄的上層社會，諸葛亮廣交名士，才華得到朋友的讚許，其“臥龍”的名號便是高士龐德公的推許，後來司馬徽、徐庶等又把他隆重地推介給劉備。應該說，開初諸葛亮主導心態是志在兼濟天下的，“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可這種雄心很快受到打擊，“時人莫之許也”,這使年輕氣盛的諸葛亮極易產生人生的受挫感。諸葛亮的懷才不遇還有一直接的證明：荊州的統治者劉表，雖然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懦弱而寡斷，卻是個頗好虛名之人，史料多次記載他有禮賢下士的做秀之舉。如《後漢書？隱逸傳》寫他數次延請隱士龐公，甚至親自登門，嘆息而去。可以設想，如果諸葛亮真的有很高的名望，以二人之間的關係，劉表未必不會盛禮請其出山，可這方面在當時文字中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儘管我們可以說，以諸葛亮之智，並不想明珠暗投選擇劉表，但事實是劉表也並未著意身邊的這條“臥龍”.總之，由於現實的受挫感，隱居地荊州政權上層的愚弱無能，加之整個社會混亂汙濁，厭惡之情使諸葛亮產生與“勢統”的疏離感，隱士心態逐漸凸現，故才會選擇隆中近十年的隱居生活。
綜上所述，顯然可以得出結論：出山前的諸葛亮並非汲汲於功名，而是淡泊明志、獨善其身，與現實政治持有疏離態度，具有明顯的隱士心態。如果這一點可以確認的話，那麼有關三顧茅廬的一些疑團便可以有所澄清。
一、《三國志》裴注引《魏略》、《九州春秋》所云劉備屯於樊城，諸葛亮北行見劉備之事並不成立，劉備三顧茅廬才是歷史的真相。西晉司馬彪的《九州春秋》所記雖與魏人魚豢的《魏略》同，但因西晉代魏的關係，司馬彪顯然是承襲魚豢的說法，並非別有所據。而《魏略》雖是當代人記當代事，但多半是根據傳聞，並無文獻依據。三國時期，人才濟濟而諸侯割據，人才的歸向有主動與被動之別，不過多數以人才一方的主動為主，如荀彧從太祖，徐庶見劉備即是。曹操雖多次發佈求賢令，但並非針對具體目標，因為實際條件的限制，他還是希望人才“越陌度阡，枉用相存”⑺，能採取主動投奔的態度。也許正因為如此，魚豢才傾向於諸葛亮主動投劉備的說法。加之，三顧之時雙方年齡懸殊過大，讓一位歷盡滄桑的梟雄去拜見一位年輕書生，俗人眼中實在不可思議。再者，有關三顧的原始文獻，只有諸葛亮本人的《前出師表》，以當時的傳播及交通條件，想來魚豢未必見得到，因此他多數只能依據傳聞與推測了。從另一方面看，三國時期也有不少人才屬於被動徵用的事例，如太祖徵荀攸，張繡迎賈詡等。至於像劉備那樣的低姿態，歷史上也並非第一個。《後漢書》記光武帝遣使聘嚴光，“三反而後至”,後與之共臥，又容忍嚴光加足其腹⑻。又記劉表多次延請且親往敦請龐德公之事。以劉表之地位、為人尚能如此，何況處在敗亡之中、無立錐之地的劉備？不過無論光武帝、劉表、還是劉備，其低姿態都不過是為了撈取政治上的好處而已。從諸葛亮這一方面說，所謂隱者不仕，如果主動見劉備，無疑成了令人嘲諷的假隱士，顯然不符合他此時的隱士心態。這樣說並不否認諸葛亮有成就一番事業的心理，不過這種兼善的心理被獨善的一面遮蓋住罷了。毛宗崗在三顧茅廬的回評裡說：“孔明真正養重，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索價，假意留難。”既然不是“本欲求售”,又何必“索價”?“非本欲求售”恰是諸葛亮此時隱士心態起作用的結果，毛宗崗批評話語的自相矛盾實際揭示出傳統士大夫思想上仕隱衝突而又統一的困窘狀態。
二、尹韻公先生提出，劉備離袁紹南投劉表在建安六年（201），而與諸葛亮相遇則在建安十二年（207），同在一州，為何在長達6年的時間的二人才相會？他認為這種延遲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劉備“積極主動地發掘人才不夠”,二是諸葛亮“積極主動地瞭解劉備不夠”.⑼這種分析有一定合理性，但他認為諸葛亮不夠積極主動，原因在於一方面“諸葛亮熱衷於政治”,另一方面“決不輕易投靠任何一位實力人物”則值得商榷。當時各據一方的實力派不在少數，曹操、孫權、劉表、張魯、劉璋等，其中不乏愛才之人，既然諸葛亮熱衷政治，為何未有任何舉動？至少也應該有所嘗試才對，可是諸葛亮卻在長達十年隱居期間無聲無息。這隻能從主體心理狀態去找原因，不是什麼熱衷政治，而恰是淡漠政治，是隱士心態作用的結果。當然，淡漠政治並不等於不瞭解政治，年輕的諸葛亮還做不到真正隱士龐德公那樣絕意功名，他僅僅只是不去主動追求而已。另一方面，說諸葛亮不輕易擇主沒錯，但還有一個事實是，當時沒有一個實力人物會把關注的目光投向年輕而默默無聞的諸葛亮，沒有人能認識到他的價值。即便諸葛亮有所投靠，肯定也不會受到重視，這是自視甚高的諸葛亮不願意面對的。我們從劉表對所轄之地的這位“臥龍先生”的漠視，便可以推測諸葛亮的憤世嫉俗及由此滋生出的隱士心態，這種心態使其不屑於參與任何軍閥的利益角逐，而是與政治保持疏離，直到劉備以“蒼生”為念的誠意喚醒了他的濟世之心為止。這才是三顧茅廬遲到六年的真正原因。
三、關於劉備三顧茅廬的細節，是三顧三見，還是僅得一見，也是眾說紛紜的話題。流行的看法是後者，多數是受《三國演義》影響的結果。但《三國演義》是文學作品而非歷史著作，羅貫中這樣寫極可能出於表現劉備的謙恭下士和諸葛亮的大才難遇。也許有人認為《三國演義》的寫法是有史料依據的，那就是《三國志？諸葛亮傳》的“凡三往乃見”等句。且不說這幾句話存在著對譯成現代漢語的歧異，設想以諸葛亮之謹慎，豈能一見即出，來終身輔佐一位不甚瞭解又處於前途莫測的劉備呢？況且諸葛亮《前出師表》明確地說“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上下兩句承繼而來，推測語意，應該是說劉備三次或多次（古代“三”又有“多次”之義）到草廬之中訪問我，兩人談了許多時事。而據《三國演義》，劉備三次拜訪，一次至於柴門，一次見到諸葛均，只有最後一次見到孔明，似與《前出師表》的語氣並不一致。看來實際的情況應該是兩人多次相見，並在草廬之中有幾番長談。並且也只有如此，諸葛亮才會對劉備的性情、人品、抱負、誠意等逐漸瞭解，才可能最後作出決定。針對這一觀點，如聯繫諸葛亮此時的隱士心態考慮，可以得到有力證明。漢末天下勢利紛爭，荊州上層衰弱腐朽。諸葛亮不滿現實，決心實踐原儒“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教誨，以保持精神、人格獨立於世俗，所以獨善的隱士心態佔據主導。這樣，不可能與劉備一次相見就被說動，完全打消隱逸心理。只有當劉備多次誠心請求，並以恢復漢室、拯救蒼生的大義相招，使諸葛亮逐漸感受到這是“先帝之殊遇（非同尋常的禮遇）”,也是個人的機會，“由是感激”,於是兼濟天下，建功立業的念頭終於壓過隱士心態，才有一場君臣之間的風雲際會。因此，三顧始見、一見即出的說法，不僅不符合諸葛亮的性格，更與主體隱士心態衝突。
《三國演義》的寫法，既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又不完全合乎歷史的真實，這實際是歷史小說創作規律的體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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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論語？泰伯。程昌明。論語譯註。 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6
⑶ 論語？衛靈公。 程昌明。論語譯註。 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6
⑷ 孟子？盡心說。楊伯峻。孟子譯註。 北京：中華書局，1996.
⑸ 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二十五史（百衲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⑹ 莊子？繕性篇。 莊子全譯。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
⑺ 曹操。短歌行。三曹詩選。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⑻ 范曄。後漢書？嚴光傳 二十五史（百衲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⑼尹韻公。尹韻公縱論三國。 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