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被公认为鲁迅最优秀的作品，甚至有人用“只要是在中国有些文化的人，没有不知道《阿Q正传》的”来形容《阿Q正传》的影响力的。而我本人也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在我上高三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一年一共讲了一篇文章，其他时间都用在总复习上了，而他所讲的那篇课文，就是《阿Q正传》，《阿Q正传》的重要性可见一般。
在谈我读《阿Q正传》的体会之前，我想先谈谈鲁迅其人及其《阿Q正传》的问世历程。
鲁迅，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原名周樟寿，字豫山，1892年进入三味书屋学习时改为豫才，在他1898年时，只身去南京求学，同时取学名为周树人。今天我们所如雷贯耳的鲁迅，是他在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鲁迅出身于大户人家，父亲的祖父都是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封建士大夫。而鲁迅的母亲虽是“乡下人”，但也是乡下大户人家的闺女。但当鲁迅少年时，家道已经没落了，他便一下子由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因此也深深领略到了社会的世态炎凉。但这并没有吓倒鲁迅，他依旧刻苦的读书，先是去了南京求学，后考取官费到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起初在东京进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前往仙台医专学医，因在此之间在电影里看见一个中国人被日军砍头时周围一群看热闹的中国人却表情麻木时，他受到了深深的刺激，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现在的中国人所要医治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于是他毅然弃医从文，写下了无数篇永载史册的文章，成就了一生的传奇。
《阿Q正传》创作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从小说总体结构上说《阿Q正传》的前三章基本上是一种平面的横向的性格介绍和举例1。从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开始，鲁迅开始就着手将阿Q的精神特征放在一连串连贯的纵向生活细节中加以具体展现2。于是便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鲁迅的经典名篇——《阿Q正传》。《阿Q正传》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刻画出了国人的灵魂，暴露了国民的弱点，达到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效果。阿Q的身份虽是农民，但这个形象所表现出的性格弱点却并不只是农民才具有的，它具有更为广泛的普遍性，鲁迅把阿Q性格作为国民性的最劣表现加以鞭挞，因而也就更具广泛的社会价值。因此，在作品发表的当时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甚至“对号入座”，以为鲁迅在骂他。
在《阿Q正传》整篇文章中，留给大多数读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常常用过去的和未来的来掩饰他现在的不幸，比如他常这样夸耀自己：“我以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我儿子会阔多啦”可是当他说这句话时，连老婆还没有着落。他能用自轻自贱来获取心理的满足。在被别人打败后，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自己是虫豸，并以这种自轻自贱的第一开安慰自己，并说，我这是第一，状元不就是第一吗，那我就是状元来“狠狠地”赞美自己一翻。他用祖传的法宝“忘却”来掩饰自己生活中的不幸。在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后，便立即使出了自己的祖传法宝，将屈辱抛到九霄云外，回到土谷祠美美地睡了个大觉。他更可以以自身的丑恶当作是炫耀的资本，当别人说他头上的癞疮疤时，他确自傲地认为别人“还不配”。总而言之，“精神胜利法”所带给阿Q的，在阿Q自身看来，是值得炫耀的资本，是别人都没有而惟独自己有的值得大家都来学习的地方。但在其他有良知的中国人看来，则是一种巨大的耻辱，而鲁迅想要通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其实就是整个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中国人之所以会成为东亚病夫，就是由于这个软肋在作怪。中国人向来以为自己地大物博，是天国，其他国家都是自己的附属国，并且当英国大炮已经炸开中国的大门上，中国皇帝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面积有多少，与中国是否接壤。当一次英国军官邀请清朝大将福康安去参观英国大炮，福大将军却抛出这样一句话：“这玩意儿，想来没什么稀罕，看亦可，不看亦可。”当时中国人的自大心理恐怕已超出了想象。这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阿Q也常常对自己不如人家的地方不顾一屑，照样我行我素，自以为自己就是皇帝，只是皇帝生错了地方，在我看来，煞是好笑。
阿Q的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就是在他对革命的态度问题上。起初，阿Q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他对革命的态度一向是“深恶痛绝之”的。但当他听说“革命”使城里的举人老爷都害怕，未庄里的男男女女又是如此的慌张之后，阿Q又产生了要投降革命的愿望。因此，在鲁迅的小说中，阿Q成为了未庄第一个起来欢迎革命并要“投身”革命的人。但是，在阿Q的革命思维中，革命无非就是穿着崇祯皇帝的素来推翻清政府，简单地说就是反清复明罢了。因此，“他对革命在态度上的这种变化，并不是政治上的真正觉醒，因为他对革命的认识是十分幼稚、糊涂、错误的。”4他之所以神往革命，并不是希望推翻地主豪绅，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希望，去拿别人的一些东西罢了，从而成为“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的人，革命以后，他可以随意地去拿原本属于赵太爷、钱太爷们的东西，可以抬高自己的阶级地位，成为当年的赵太爷、钱太爷们，从而奴役现在和他一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D、王胡们。这种观念，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所“赐予”的，可能也是只有在中国当年这个封建时代才会出现的极度充满幻想并且狭隘的小农意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带给人们是绝对的权利概念，君与臣的关系是绝对的。在清朝中期，有一位洋人运了一批货物到中国沿海港口，他就让附近的渔民上船去搬下货物，可当他带着渔民走向甲板舱的时候，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他震惊了，渔民们齐刷刷的跪下了，并高呼着“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他向前一看，原来墙上挂着一幅乾隆皇帝的像。在古代的中国，如果是一个下层老百姓，对君权是绝对服从的，除非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才会起来反抗，而这反抗，也不会是实质上的改变，仅仅是改朝换代罢了。这样，阿Q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纵观阿Q，其实就是一个鲁迅概念中的一个封建落后、思想愚昧的乡村农民的典型形象，是鲁迅把自己所要表达的中国农民的种种弊陋都集中到阿Q一个人身上，让阿Q成为中国当时封建农民的典型代表。而鲁迅对于乡村生活的了解是相当有限的，更谈不上是熟悉。而他对于阿Q这种“乡村小户人家”，所采取的“与其说是建立在详观细察基础上的具体描绘与刻画，还不如说是借助于有限的了解而充分发挥艺术创作所见许的推理与想象”。总的说来，鲁迅在乡下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当然称不上是乡下人，他所塑造的阿Q形象其实也就是个城里人眼中的农民的典型。
阿Q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无疑是相当深刻的。但在当时，他所起的作用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大吗？“在鲁迅时代的稍后时期，当时还是山西省长治第四师范学校学生的赵树理就尝试将鲁迅的小说读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听的实验，结果却遭到惨痛失败——这就与鲁迅本人所期待的结果能通过他的作品开出反省的道路6的目标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落差。”7而在我看来，鲁迅的文章在当时主要是给城市新式学生和知识分子看的，试想当时，在农村，识字的人有多少，能读得懂文章并能理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的人又有多少。因此鲁迅的文章在农村石沉大海的结局在意料之中。但是这并不能妨碍鲁迅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对社会的惊醒价值，起码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阿Q的教训早以牢记，我们不会再度迷茫，历史不会重演，这其实也是阿Q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