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奸臣很多，但能独掌权柄至死的很少。
李林甫就是这样的人。
他在大唐盛世任相十九年，几乎是独自全权处理国事，大唐由盛转衰的锅，他肯定要背。
如果李林甫不死，安禄山不敢造反。虽然安禄山一直在觊觎大唐的锦绣河山，对唐朝满朝文武都不放在眼里，但唯独对李林甫毕恭毕敬，非常忌惮。他一直等到李林甫死后才敢“渔阳肇鼓动地来”，揭开“安史之乱”的序幕。
李林甫也算是李唐宗室之后，他的先祖是长平王李叔良。如果按照辈分来推的话，唐玄宗还得喊他一声叔叔。
由于他家的王爷不是世袭的，到了李林甫的父亲李思海这辈，早已不再是王爷了，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参军。所以说李林甫的成长道路上，家庭并没有给他太大的帮助，更多的是靠他自己。
李林甫文化程度不是很高，虽然读过书，但是不求甚解，读过就忘，很多字都没记住。但是他精通音律，也会填词，这倒是一件很蹊跷的事。按说文化水平低的人，作诗填词是外行，可是李林甫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结合体。
李林甫有个笑话，有一次，他看到“杕杜”两个字，这个“杕”字他不认识，就问吏部侍郎韦陟这是个什么字。韦陟故意出他的洋相，假装没听到，也不理他。之后韦陟把这事对别人一说，李林甫也就得到了“杖杜宰相”这个外号。
李林甫是个老谋深算的天才，任何难题在他看来，都有解决办法。开元十四年时，李林甫已经是朝廷的吏部侍郎了，专门负责对官员的考核工作。这一年唐玄宗的哥哥李宪找他走后门，给了他十个人的名单，要求提拔这十个人。但是这十人都是没有什么贡献的，如果全部提拔，舆论也通不过。李林甫想出一个办法，他和宁王商量之后，从十人中挑选了一个关系比较远的，故意当众宣布这个人为官不正，给予黜免；其他九人则升官一级。这样做既讨好了李宪，又显示自己刚正公平，大家看到官声最差的某人被黜免，都称赞李林甫处理得当，为官清正。
李世民曾孙李适之和李林甫同朝为相，两人政见不合，总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但是表面上李林甫对李适之非常尊重，两人关系也还过得去。有一次李林甫对李适之道：“华山有金矿，开采可以富国，皇帝还不知道。您是左相，不如向皇上进言开采，可富国强兵，是大大的好事。”李适之果然上当，将华山金矿奏知玄宗。唐玄宗询问李林甫，李答道："臣早就知道！但是，华山是陛下本命山，乃王气所在，不宜开凿，臣便没有提及。"唐玄宗便认为李适之虑事不周，对他道："以后奏事时，要先与李林甫商议。"从此，李适之失宠，不久后被罢去相位，改授太子少保。
李林甫类似的事情干了不少，史书上都是他用阴谋诡计害人的记载，而且无一例外都认为这是个小人。可是这样一个小人，为什么为相十九载不倒？里面肯定有其他原因。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励精图治，开创了政治清明、国家繁荣的“开元盛世”，是一个有为的明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日渐昏庸，追求享受，懒理国政，逐渐蜕变成一个昏君。特别是在公元740年纳了杨贵妃之后，更是将政事委托给李林甫，自己纵情声色，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
大权在握的李林甫，对那些不听话的政敌开始大肆打击。他重用酷吏吉温、罗希奭掌管刑狱，帮助李林甫打击异己，那些反对李林甫的人只要落在他们手中，没有人能活着回家，时人称之为“罗钳吉网”。
唐玄宗曾准许天下士子中通六艺者，可到长安参加官员选拔。李林甫担心士子们会在面圣时说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话，便要求由郡县对士子选行甄选，优秀者才能送到京师复试。然后他暗中指使州郡，故意将一些才能平庸者送到京师，结果考核时没有一个人合格。李林甫向玄宗说，人才都被他挑选做官了，真正做到了野无遗才，唐玄宗大喜，从此对李林甫更加言听计从。
就个人来说，李林甫是一个专权的小人，只要涉及权力之争，他都会用尽腹黑之术，将对手打死打残，毫不留情。但是他本人却没有什么把柄可以让政敌们抓住。他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也从不将自己心里想什么告诉别人。更特别的是，他遵纪守法，做事也非常谨慎。《旧唐书》说他“调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出，皆有恒度”，承认他是一个铁腕宰相。
唐玄宗信任安禄山，在兵权之外，还给了安禄山管理民政和财政的权力。但是安禄山非常惧怕李林甫，因为李林甫仿佛可以看穿安禄山的心思。每次两个人聊天，安禄山心里想什么，李林甫都能准确地说出来，弄得安禄山“虽盛冬常汗湿衣”。安禄山在朝廷有很多眼线，每次只要听到眼线汇报说李林甫表扬他，就开心得要命；要是听到李林甫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就吓得大叫“阿与，我死矣！”所以安禄山在李林甫的积威之下，一直不敢发难。只有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执政，安禄山这才敢于起兵造反。
李林甫一生所做所为之中，最为封建士大夫不能接受，也是最受诟病的，就是他曾设计陷害了当时的太子李瑛等人，在唐玄宗立李亨为太子之后，又想废掉李亨。虽然最终没有得逞，但太子党的李适之、韦坚、王忠嗣都受到了牵连。这在封建礼教中属于大逆不道的作法，任何一个正统的士人都不可能赞同臣子害太子的行为，历史上对李林甫的评价不高，与这一点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谁是唐玄宗时最大的奸臣，那应该是杨国忠而不是李林甫。李林甫虽然权力欲重 ，但他还做事，属于有才无德之人（其实他对自己的自律还是很严格的）；而杨国忠不但无德，而且无才。李林甫临死时将全家托付给杨国忠，杨国忠答应得好好的，李林甫一断气，他就靠黑状，使得还没躺进棺材的李林甫被唐玄宗除去官籍，家产也被抄没，家人流放，以庶人之礼下葬。杨国忠的品行也可见一斑了。
李林甫完全是靠个人打拼上位的宰相，他的许多野史秘闻都是政敌们记载下来的，有多少可信度？不说别的，就说他文化不高又精通韵律，会写诗填词这一条，就与常识不符。其中难免有些是对他的不实的记载。他确实是嫉贤妒能，也迫害过政敌，这在封建社会太常见了。历史上那么多宰相，有几人没有打击过政敌？世人把安史之乱的账算在他的头上，而不算在杨国忠的身上，对他也是不公平的。
李林甫这个人，自己也知道自己奸。李林甫儿子曾经哭着劝他，说他长期占据大位，得罪的人太多，将来祸至，全家想当个普通老百姓都不行。李林甫也不是看不懂形势，说大势已是这样，自己改变不了。唐玄宗也知道李林甫奸，入蜀后，一次偶然回忆起李林甫，评价道：这个人嫉贤妒能，举世无双。所以他奸，基本是人尽皆知的了，不然玄宗也不会把他放在首相位子上一放16年。
但是，李林甫确实也是能臣。李林甫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财政节流，机构改革，赋税折纳，土贡改革，兵制改革，法制改革，选官与科举改革，明确了法典制度，吏治规范。
734年，李林甫奉命修订和整理全部法典。他会同一批法律专家，对法律进行了扎实和周密的修订工作。被删除的无关紧要的条款不少于1324条，另外2180条得到修正。经修订的法典于737年送呈皇帝，计有：律12卷及其疏义30卷；令30卷；式20卷；《新开元格》10卷。这些法典在737年秋向全国颁行。这证明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法律修订，因为这是唐代最后一次系统地重编全部法典的活动。这次制订的法典实行的时期特别长，因为它一直到14世纪初都保持着权威性，虽然其间作了若干较次要的校订。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次修订法律是唐代最后一次试图提供包括在令和式中的标准化的、全国一致的行政法规的活动。在唐以后历代皇帝时期，地方活动的日益多样化使这一工作不可能进行下去。——《剑桥中国隋唐史》
《旧唐书》中，对李林甫记录的算是比较客气的了，甚至颇有褒义。在最后的评价中：
“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寇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 。所以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
李林甫专权，但是尊奉皇权，“媚上”，本质上是因为专权的他，其实是皇帝专权的代理人。李林甫的改革措施，与玄宗朝的制度改革理念是高度契合的。只是经历了开元诸多贤相之后，改革到了李林甫时期，已经走入深度触碰利益格局的深水区。李林甫是霸道，表面温和公正，实际上排除异己不择手段，但是与其他历史时期或成功或失败的改革家们相似，这种霸道与专权，也是为深度贯彻其改革措施而采取的强横政治手段。整个玄宗朝，开天前盛后衰的冰火两重天，其实是处于中国大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上，这些制度改革，也是在形势倒逼之下，被动跟进时代步伐。李林甫在这次政治形态与社会形态激变中的作用，一点也不小。
比如直接决定了中国军制分水岭的募兵制改革，现在很多网友觉得这项改革是汉家军队逐渐沦为弱势的历史成因。但其实府兵制与汉唐间作为社会主导阶级力量的士族群体，整体都已经在初唐时期崩溃瓦解。这背后与当时东亚社会的技术、传媒、政治、国际形势发展都有关联，而募兵制改革，只是在未经明确的既成新形势下，制定新法来理顺兵制关系与制度规范的顺势改革。
所以《旧唐书》中，虽对其人格也有贬义，但对李林甫的理政能力和成绩，不吝给予“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处，皆有恒度”，这样足够褒奖的措辞。
“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这般城府深沉的李林甫，也才会让目无纲纪的安禄山都觉得敬畏。“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李林甫很重视对制度典范的维护。最终死后被杨国忠诬陷，天下人都觉得冤屈。证明当时李林甫是有一定威严和人望的。对比没有底线，大肆敛财的杨国忠，李林甫也背后整人，但做事实。李林甫也心狠手辣，但维护规则流程。李林甫也敛财，但是通过开源节流的财政制度创新，而不是粗暴的透支榨取地方财政，搜刮民脂民膏。
李林甫喜怒不形于色，见人经常是温和微笑的，表示尊重。但背后使刀子不手软。这种笑眯眯表面够和谐，实际上却是招黑到结不了死党的“臭名兼能力者”，玄宗如何不喜欢？但为什么《旧唐书》中，对他的评价还较为中肯，而北宋的《新唐书》与《资治通鉴》里，他基本就只剩一“口有蜜，腹有剑”，专横的小人嘴脸了？北宋那批“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平时是什么样的精神头，就不必多言了。他们对待本朝变法改革是什么态度，也不必多言了。他们务虚多一些还是务实多一些，更不必多说。大概，李林甫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道德低配版的王安石吧。毕竟玄宗朝最后的锅，也足够大。
那么李林甫就是值得敬佩的吗？在我心中不是。为什么？因为他的改革中，有一项，我觉得真的是历史倒退，且后果很严重。哪一项呢？
唐玄宗在位44年间，唐朝宰相列表：
刘幽求 5个月
魏知古 1年10个月
陆象先 1年7个月
郭元振 5个月
张说 6个月+4年8个月
姚崇 3年2个月
卢怀慎 3年
源乾曜 3个月+9年6个月
宋璟 3年2个月
苏頲 3年2个月+3年2个月
王晙 9个月
李元紘 3年3个月
杜暹 2年10个月
萧嵩 5年2个月
宇文融 4个月
裴光庭 3年10个月
韩休 10个月
裴耀卿 3年
张九龄 3年
李林甫 18年7个月
牛仙客 5年9个月
李适之 3年9个月
陈希烈 8年5个月
杨国忠 3年8个月
韦见素 2年8个月
三省六部制下，唐朝的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三省长官都是宰相。而门下省、中书省的长官可以是很多人，所以实际上，唐朝的丞相职能是由政事堂的一群宰相共同承担，是群相制。第二任太宗皇帝，为了进一步制衡三省长官对相权的垄断，将宰相实质化为“同中书门下从三品”的头衔，可加授三省长官以外的官员。加上高宗又增次一级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朝凡是有这两个实衔，都是入政事堂的实质宰相。
唐朝，从太宗到玄宗中前期的繁盛，离不开这样一个有明显历史先进性的政治设计——群相集议制度。我们看上边玄宗朝的宰相列表，其中开元名相中最著名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哪个也都只有三四年...开元盛世，正是靠着这样一个不断推陈出新，以人事更新为基础的吏治理念，渐渐达成。这种政治血液更替频率，比当代也不逊色啊。
可是，正当唐朝的政治、军事、外交、疆域、经济、文化，达到全盛之时，玄宗却厌恶了这种过于密集的宰相更替传统。
玄宗的一生，陪着爸爸与奶奶斗，与伯伯斗，与婶婶斗，自己又与姑姑斗，爸爸斗...中青年时期的玄宗，意气风发，有明确的改革目标，政治理想。初掌大权，他任人唯贤。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每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需求之下，他总能很精准的找到时代所需的贤相，与他们契合时代的政治纲领。
姚崇的灵活善治，宋璟的刚正纠风，张九龄的文章风骨，张说的锐意革军，韩休的诤诤直谏，裴耀卿的专于实务，宇文融的专于理财...他知道姚崇不够清廉，也知道张说不够正直。但他都能用得恰到好处。他对张九龄的文人风骨极其不悦，后来却总要在别人推荐新宰相时问一句：“风度能跟张九龄比吗？”他对韩休的忠言逆耳感到烦躁，被问及此事时却说：“韩休把我气得虽然瘦了，但天下肥了。萧嵩每次跟我说话，总是顺着我，我当时高兴，回去想到天下，反而睡不着觉。韩休敷陈治道，经常怼我，我回去而想到天下，睡得却很安稳。我用韩休，是为了国家社稷。”这就是唐玄宗与韩休著名的君瘦国肥。唐玄宗前期用相，很少有超过四年的，而且通常都是正副相一起下，换全新班子，每个阶段根据时弊需要，任用不同类型的宰相。
可以说，玄宗早年的盛世，就是靠驾驭能臣而成，而不是他自己有多大的文能武力。
即使李林甫出众的政务能力，玄宗也是没有看错人的。甚至，如果李林甫只做个三四年的宰相，也能落个还不错的名声。但是玄宗厌倦了，他厌倦了每逢三四年就要一次政治大调头，每逢三四年，就要顶住一波吏治压力与人事风险...老年的玄宗，对高频的驾驭政治斗争觉得累了，想让事情简单一些，祖宗的制度，有些繁复拘束了...
于是，除了其他的制度改革政见，还持有与玄宗相同的某个特殊改革目标的李林甫，竟然打破以往宰相班底更替传统，破例长期坐住首相之位，且一坐就是十六年到死...这个玄宗觉得是时候改变的特殊目标，就是——统一相权。
统一相权，是玄宗强化君权专制的一部分，也是第一步。祖宗的制度，虽然分化了相权，但同时，也让代表皇权的皇帝一个人，面对代表相权的一个政治集体，同样是限制了君权。二十多年的太平、成就，让逐渐年迈的玄宗，厌倦了臣下们吵吵闹闹，争论不休，人事纷叠，小看了这个制度的互相牵衡背后，其实还有强大的互相保障作用。他要扶持一个皇权代理人，一个可以省略更多沟通，省去更多精力，就可以直接操控的中央。发展百余年的群相集议制度，从李林甫开始，逐渐走向主相独裁...三四年轮替的群相集体执政，变为了主相到死方换...
安史之乱来的太快，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我们不知道外戚杨国忠，会掌权到什么时候。而这之后，唐朝陷入了中晚唐的瓶颈与深渊，面对一个渐渐无法统筹全局的中央，谁又会去思考李林甫这次加强相权改革的制度意义呢？
但是在李林甫之死，到安史之乱的时间夹缝中，我们分明看到的一些主相独裁，无限掌权的弊端...安禄山是被主相杨国忠逼反的，即使如史书上说安禄山本是想等到有知遇之恩的玄宗皇帝死了再反，但安禄山那身板儿好像也熬不过玄宗，倒是杨国忠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反了...还有玄宗，临阵斩主将，在危局之下，毫无准确的战略判断，逼杀封常清与高仙芝，导致局势恶化...很多人用晚年糊涂去解释开元时期圣明君主，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但我们应当看到一个区别，开元年间的李隆基背后，站着的是整个中书门下的宰相集体...而洛阳沦陷时，李隆基的身后，只有一个自私的杨国忠，和一个含石阻驾的杨玉环...变得不仅是他这个人，而且是那个权力的构成...
安史之乱，何尝不是改革不适当处，玄宗、杨国忠错误被放大所结的恶果呢？藩镇设计的背后，是玄宗、李林甫、杨国忠垄断人事，任将唯亲，恰恰缺了一道人事更替制度的保险锁，让诸派在失去未来预期的人事渠道固化死局下，挺而走险作困兽之斗，殃及国家。四十四年，太久了，同历史上每个高龄帝王一样，也许玄宗迟早会犯这样的错...
宋朝的军事，相对唐朝来说是不够强大。但是宋朝克服中晚唐与五代的病灶——藩镇割据，重塑大一统制度、理念和国家形态，把已经烂在晚唐五代泥潭里的帝国法统观念重塑，靠得又何尝不是制度性权利制衡之下，被重新锻造修复的中央集权...
也许有些朋友看到这会迷惑，到底集权是好还是不好啊？我怎么一会儿说玄宗集权不好，一会儿又说宋朝重塑集权好呢？这么说吧，宋朝重塑集权，是靠枢密院、三司这样的制度制衡，防止被集中在中央的权力异化，但无疑是将此前支离破碎的地方权力，与地方本位下混乱的人心，有效得统归中央，所以是制衡的制度性的中央集权，与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一样，更具时代先进性。宋的这次重塑集权后，汉族再也没有非民族性的，大而久的内部分裂。而玄宗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处于一个历史选择节点，却没有选择制度这条路。盛唐法度设计革新舍本逐末，只谋一时一世，与其说他是在加强中央集权，不如说他是在关键制度上走回头路，仅是在加强君主个人集权。到宋朝，中国历史才真正在制度性的中央集权上又进了一步。
玄宗晚年与李林甫所放开的野兽，吞噬了唐初原有的制度保障，那昙花一现的权力盛宴之后，不过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仿佛无尽的中晚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