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4日,北京中南海。
上午9时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办公室里,周恩来正坐在桌前批阅几份紧急公文。秘书进来汇报:“刚才接到公安部的电话,说昨天晚上南京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前埃及驻华使馆遭到抢劫,代办阿巴提身负重伤。”“哦!”周恩来两道浓眉一耸,马上放下手里的文件,伸手接过秘书递过来的电话记录。看了两遍,略一沉思,道:“这个案件对于新中国和埃及以及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都有重大影响,我们必须从政治上高度予以重视。你给南京粟裕打个电话,让公安机关立即严查。”
一
南京,钟山巍峨,大江奔腾,十朝古都,千年风流。市区内有条北平路(现北京西路),北平路的北侧原是国民党政府的使馆区。一幢幢风格迥异、造型别致的花园洋房,风姿绰约,错落有致,掩映在绿树丛中。1949年年初,蒋介石以守为攻,宣布下野,退隐浙江奉化,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兵临长江北岸。南京城里阴霾重重,风雨飘摇。仓皇之中,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以苏联为首的一批东欧国家的驻华使馆纷纷南下,而以美国为首的一批西方国家的驻华使馆却一直滞留南京。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迅速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将使馆迁往北京,而西方国家的原驻华外交官则大都奉召回国。昔日热热闹闹的北平路使馆区人去楼空,很快冷寂了下来。
门牌编号为59号的那幢花园洋房,就是前埃及驻中国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埃及政府并没有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过原大使馆也没有撤离。馆内留下了代办阿巴提和他的夫人阿芙萝,还有一名秘书。另外,原先雇用的中国管事、花匠和女佣三人也还在。
1950年9月3日夜,正是江南地区“秋老虎”肆虐之际,南京素有“火炉”之称,更是溽热难当。晚上,管事陈万钟、花匠黄启府和女佣顾妈三人坐在花园里纳凉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11点钟。顾妈看看时间已晚,就先回房睡觉了。陈万钟、黄启府又坐了一会,感到天气凉下来了,便也准备去睡觉。正当两人起身时,听见围墙那边传来一下轻微的声响。
陈万钟下意识地吆喝了一声:“谁?”
围墙那边没有反应,两人放心不下,一起过去看了看,没发现什么,于是也没当回事,便各自回房去了。
其实,此刻西侧的围墙下正蹲着三个人,只不过因为在外面,陈万钟他们没看见而已。那是三个男子,身穿长袖衬衫、长裤,脸上蒙着用褐色府绸缝制的大口罩。现在,他们听见陈万钟、黄启府离开花园了,便攀墙而入,直奔花匠黄启府所住的那间小屋。
黄启府此刻已经躺在床上了。因为天热,他向来是不关门的。他刚要关灯时,外面传来了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接着一高一矮两个人影闪了进来,一个持短枪,一个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两人凶神恶煞般地对着黄启府低声喝道:“不许吭声,老老实实躺着别动!”与此同时,为刚才纳凉时奇怪的声音而弄得心存疑虑又来到花园巡视的陈万钟也被人推进了屋。陈万钟定定神,大着胆子问:“不知道诸位是何方好汉?”“告诉你吧,我们从台湾来,是来执行特别任务的。你不要害怕,任务已经完成了,与你这里没有关系。我们今晚光顾贵处,是要借一点回台湾的路费。你说,保险箱放在什么地方?”
“先生,这个--兄弟是不知道的。我--”
对方打断道:“别他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不探清你这条河的深浅,就敢来趟这浑水了?你姓陈,叫陈万钟,是这里的管事。这老小子姓黄,叫黄启府,是花匠。还有一个佣人叫顾妈的,住在那边房间里,是不是?老子说错了没有?”
另一个家伙叫道:“快说,保险箱放在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
陈万钟的话音未落,身上已经挨了一脚。
“尝到滋味了吗?你不知道?也好,就算你不知道。现在你听着,要你做一件事,这件事你一定能做的--跟我们一起去那埃及代办楼上,就说埃及有一份急电来,把他叫起来,就没你们的事了。”
陈万钟虽然胆小,但在使馆工作多年,已经把使馆当成自己的家了,和埃及外交官员的关系也挺好的,哪肯做这种事,于是一口拒绝。
匪徒见威胁无效,就把二人推进顾妈房里,吩咐矮个子留在现场看守陈万钟三人,另两人便悄然踅上楼去。代办阿巴提夫妇的房间门紧闭着,匪徒企图悄悄撬开时,声音把阿巴提惊醒了。阿巴提在里边喝问:“外面是谁?”
匪徒见事情弄砸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飞起一脚把房门踹开,两人一拥而入。阿巴提见势不妙,飞快地一跃而起,扑向匪徒。高个子匪徒惊慌之下,二话不说,抬手对准阿巴提就是一枪,但枪并未打响,原来是颗“瞎火”。
阿巴提身手不凡,个头又高大,当下以一敌二,赤手空拳竟把两个匪徒打得节节败退,一直退到楼下。楼下顾妈房间里看守陈万钟三人的矮个子匪徒听见声音不对,探头往外一看,见两个同伙打不过阿巴提,当即冲上去,二话不说,对准阿巴提劈胸就是一刀。
阿巴提猝不及防挨了一刀,竟自不倒,仍是顽强搏斗。矮个匪徒愣了一愣,然后便疯子似地冲向阿巴提连刺几刀。混乱之中,正和阿巴提扭斗的高个匪徒的手上也挨了一刀,痛得“哇哇”乱叫。
这时,阿巴提的夫人阿芙萝已经披上外衣站在楼梯口了,见状禁不住大声尖叫起来。三个匪徒惊慌之下,也顾不上“借”钱了,仓皇逃窜。
阿巴提被急送中山路鼓楼医院救治。
二
阴阳营派出所接到报案电话,立刻向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打电话报告。治安处闻报大惊,当即指派该处治安大队大队长王忠(后任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被誉为“新中国十大名捕”)率员火速前往现场侦查。现场勘查情况如下--
在楼梯上捡得匪徒与阿巴提扭打时掉落的一只用褐色新布制作的口罩,楼梯口走廊地板上有匪徒留下的一支已经摔坏的手电筒。还发现了三枚白色钮扣,经辨认,确认是从匪徒所穿的衣服上掉落下来的。
在围墙上发现匪徒逃遁时留下的血手掌印一个。
围墙外的地下发现了一支短枪,系土造枪。
侦查员见围墙上有血手印,随即放出警犬嗅迹跟踪,结果在距围墙大约100米处的路上,又发现口罩一只,上面沾有血迹。
继续跟踪,又走了百来米,捡到子弹一发。到了岔道口,警犬就失去了嗅源,站在那里“汪汪”乱叫,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侦查员根据经验,认定匪徒是乘坐三轮车逃离了。
警犬嗅迹跟踪时,王大队长已经找陈万钟三人谈话了。一会儿,警犬无功而返,这边的情况已经初步了解清楚。大家就在现场开了一个简短的案情分析会。众人根据所获取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从匪徒作案的手段和经验来看,他们自称的“从台湾来的”话语显然有假,因为台湾派来的特务都是经过特别训练的,要作这样的案子定然干脆利索,再说使用的武器也不像。于是,初步将作案者的身份定为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
针对作案者能够准确说得出使馆内陈万钟等三人的姓名和住处,可以认定案犯事先曾向熟悉使馆内部情况的人了解过使馆情况。
分析到这里时,有一位侦查员提出:“这么热的天,案犯作案时竟还戴着口罩,这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们生怕被陈万钟等三人认出来?也就是说,他们中的某人也许是和陈万钟等人见过面的。”
王忠决定再次与陈万钟三人进行谈话。这一次是分别进行了,两名侦查员和一个当事人谈话,结果都得到了一条相同的线索,有一个名叫张铭山的人颇为可疑。
张铭山,37岁,原是南京一家酒楼的厨师,烧得一手好菜,一度做过使馆的厨师。一般来说,厨师都不是贪吃之人,但是这张铭山却例外,他的胃口极好,烧到哪里吃到哪里,在饭店、酒楼是这样,到了使馆也是如此。他的这一套,对于阿巴提代办来说,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一次次地提出了警告。但这家伙却是充耳不闻,反而变本加厉地吃喝。终于,阿巴提忍无可忍了,在今年4月下旬张铭山一次喝醉酒闹事后,阿巴提断然把他解雇。张铭山数次到使馆来吵闹,扬言要给阿巴提一点颜色看看。
王忠决定去张铭山家查看。
天亮后,侦查员去了张铭山家。经了解,张铭山昨晚并未外出。
三
1950年9月4日上午10时许,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已经传到了南京。时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的柯庆施当即向市公安局局长陈龙(后任公安部副部长)暨专案组作了传达,要求必须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如期侦破该案。
这时,专案组已经举行了第二次案情分析会议,并作了如下侦查安排:
一、鉴于案犯是乘坐三轮车逃离现场的,派员寻找那辆三轮车。
二、现场发现的口罩是新缝制的,找到缝口罩的店铺也是一条线索。
王忠大队长抽调了治安大队的一批骨干分头进行上述调查。但是,三小时后侦查员均无功而返。
眼看案件的侦查已经没有线索了,专案组在焦急之中再次想到了那个曾被列为怀疑对象的张铭山,寻思不知他是否可以提供什么线索。于是,便派了两名侦查员去找张铭山。张铭山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使馆女佣顾妈的生活作风有问题,有一个相好经常去找她,那个相好说不定就是作案者。
王忠生怕打草惊蛇,派侦查员化装后对顾妈进行跟踪。
当天晚上,侦查员在跟踪顾妈后就查到了那个相好的姓名住址。那人名叫吴奇伟,住在明王巷。随即往派出所调查,查清此人原是做药材生意的,解放后没事干了,靠做掮客混日子,没有固定的收入。历史上倒没有劣迹,街坊邻里对他评语不错。
哪知,次日一早,吴奇伟就主动来到公安局,要求见专案组领导,说有事情要向领导反映。这样,吴奇伟被请了进来。
吴奇伟不等侦查员开口问他来意,就主动说了起来。他所说的内容倒把侦查员暗暗闹了个激灵--月初的那几天,他几次去使馆门口等候顾妈时,看见一个穿白色府绸的大个子老是在使馆那里绕来绕去,看上去并不像是找人的样子。这种情况,他在大约一周内看到了五次之多。因为听顾妈说使馆发生了这么一桩案子,他觉得有责任把这一情况向政府报告,所以就上门来了。
侦查员下意识地感到这可能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于是就详细询问了吴奇伟所看到的那个男子的体态容貌,一一记了下来。
当然,侦查员还是向吴奇伟了解了他本人9月3日夜间的活动情况。在接下来所作的调查中证实吴奇伟所言属实,他没有作案时间。
在核实吴奇伟的情况的同时,另一路侦查员去了北平路59号,向陈万钟、黄启府、顾妈分别询问是否认识或者见过吴奇伟所言的那个男子。顾妈、黄启府说不认识,也记不得是否见过,只有陈万钟经过一番回忆后,用不大确切的口吻说那人好像叫高遐昌,原先当过警察。
这个“原先”,是指解放前,高遐昌当过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警察。
有了这条线索,再往下调查就不是一桩犯难的事了。侦查员一查,原来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确实有个高遐昌,32岁,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从旧军队退伍后进入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留用了他,但高遐昌却不领政府的情,当了人民警察还是保留着旧警察的那一套,屡屡向群众敲诈勒索,终于在1950年初被开除出公安队伍。开除后的情况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专案组于当天下午两点多钟派员前往高遐昌的户籍所在地对其进行秘密调查。其家人说他早在9月3日上午就去了苏州。这么说来,高遐昌没有作案时间?但是,由于高遐昌在北平路59号门口转悠的情况太可疑了,侦查员还是盯着他。于是又去公安局,找出高遐昌的档案材料中的照片,让吴奇伟辨认。
吴奇伟看了许久,说了一句话:“看上去有点像。”
专案组信心大增,马上决定:“立即派人去苏州,把高遐昌找回来!”
四
9月6日上午,侦查员在经过十余个小时的查找后,终于在苏州的一家木行里找到了高遐昌。
其时,高遐昌是专案组唯一的希望了。这天是周恩来总理所规定期限的第二天,王忠大队长亲自出马主持这次审讯。
高遐昌当过警察,因此对讯问这一套并不陌生,一上来就向王忠提出抗议,说警方是“以拘代侦”,无故抓人。
王忠笑道:“高遐昌,你是什么人,我们是清楚的。找你来干什么,你是清楚的。你既然当过警察,那就应当知晓共产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赶快把自己的问题老老实实交代清楚吧!”
高遐昌只是反复表白自己没有干过坏事,还特别着重地提请讯问者注意一点,他是9月3日上午离开南京的,之后一直没回过南京。说着,还出示了车票。
这一着棋,看似精明,其实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试想,一个清白之人,何必向警方提出这么一点,还要拿出车票来证明?高遐昌这样一来,越发显得他是有问题的。侦察员决定跟这家伙耗下去。
这一番较量,一直进行到午夜时分。高遐昌终于改变了他先前一再声称的“我没有干过坏事”的口吻,改口说他曾经敲诈过多少多少钱。
侦查员马上截断:“敲诈的事你不必交代了,我们要你交代大的问题,什么大的问题,你应当明白。”
高遐昌顶不住警方的政策攻心,终于吐露了真言:“你们是不是要我交代埃及大使馆抢劫案的事情?那件事我是知道的,不过我没有去啊!”“去不去暂且不谈,你先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一交代出来。”高遐昌于是作了交代:1950年8月中旬的一天,他与表弟张明亮、张铭山以及郜治映共四人在玄武湖公园的茶亭策划过抢劫埃及大使馆的事。提出抢劫大使馆的是张铭山,他说大使馆的保险箱中有不少黄金、美钞,又提供了大使馆内部的情况。那天只是提了提,并没有具体说到过做不做和如何做。后来,再也没跟那几人来往过,所以不清楚张明亮等人是否去作过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