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家大院
時光的流逝是無情的，閱盡了滄桑，人便成了老人，街便成了老街。
即便僥倖在城市大踏步的行進中偏安一隅，老街也往往在時光中淪陷，旮旮旯旯都透著沒落。就像民主街，當年的繁華隨著察院街的舊名一起隨風而逝，留下一處一處的老房子，木門剝落油漆，灰瓦長出細草，牆角苔蘚蒼蒼……
當然老房子也曾光鮮軒昂過。一代人傾注心血創造了它們後轉身離去，之後的一代又一代人在這裡繁衍生息。有人在這裡紮了根，生與死，起點與終點都在這裡；有人以此為起點，如蒲公英般在歲月的風中飄落到更廣闊的天地。老房子迎接過多少人？又別離過多少人？那些很多年前出走一生的子孫們，它，可還記得？
站在民主街這幢老房子前，狹窄的甬路長長的，似乎在盡力延展著引人步入時光的深處。院內寂靜，房舍寂靜，磚瓦寂靜，連地上的一把椅、一個盆，牆上掛著的一把傘，都透著寂寥。
它是任家大院。它是任白濤故居。只是，知道民主街的，有多少人知道任家大院呢？知道任家大院的，又有幾人知道任白濤呢？這位著名的新聞學者，這位與周恩來總理友誼甚篤的中國新聞理論建設的執牛耳者，在中國新聞學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卻因“離別家鄉歲月多”而在故土少有人知。
當然，任家大院，它一定記得。
任家大院
一
任家大院是旗杆院，就是說，舊主人是有過功名的。
飽受歲月摧殘後，已難覓任家大院原有的格局和模樣。現存院子僅是一條長長的甬路和甬路兩側的房舍，瓦簷低小，門窗陳舊，只有通向二進院的過廳，還隱約看得出當年的氣派。是的，說是“大院”，其實與“大”相去甚遠，裡面的房舍，也被分割成數戶租住的人家。
旗杆院，只有主人的功名等級在舉人以上才能豎旗杆。任家大院，已知的有兩任舉人：任百仁、任學椿。任百仁是任學椿的爺爺，任學椿是任白濤的大伯。不知道再往前追溯，任家可還有舉人或進士，但從任百仁、任學椿到任白濤，看得出任家是詩書傳家的書香門第。
任白濤生於1890年，因年幼喪父，由伯父任學椿撫養成人。任學椿是清光緒辛卯科（1891年）舉人，做過夏邑教諭，他的名字，出現於南陽師範學院的校史中：“1907年，舉人任學椿在南陽創辦了南陽縣師範傳習所，其後數易其名，校址也幾經遷移，最終定名為南陽師範學校。” 不清楚任白濤在南陽就學的具體情況，但受家庭環境影響，他幼年好學，曾在著作自序中說自己“少小之時，即嗜報紙成癖”。南陽辦報始於民國十五年（1926年），他看的報紙，當是北京、上海、廣州或香港等大城市的中外報紙吧。鄰人張衡蒲是同盟會會員，使任白濤有機會讀到不少進步書刊。小小年紀便熱愛讀報，不僅為今後職業選擇埋下了伏筆，也必然會讓他的目光飛過任家大院、飛出南陽、飛向遼闊的遠方和世界。
果然，任家大院留不住任白濤的腳步。在進步書刊浸潤中長大的他深具民主思想，辛亥革命前後，任白濤在開封上學，並擔任了上海《民立報》《神州日報》《時報》《新聞報》駐汴特約通訊員，還參與過反對袁氏稱帝鬥爭。1916年，任白濤東渡日本求學。這是影響他一生的一次重要抉擇，決定了他為之奮鬥一生的方向——新聞學研究。
二
即使沒有太多南陽人瞭解這位老鄉，但在我國新聞學史上，任白濤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當代新聞學家對他評價頗高：“在中國新聞學史上，任白濤蓽路藍縷，功不可沒。”
這與他撰寫的《應用新聞學》和《綜合新聞學》有關，作為中國較早把傳播學研究引進新聞學領域的中國新聞學者，任白濤，值得大書一筆。
到日本留學後，任白濤才知道20世紀的學術界已有新聞學這一新興學科。酷愛新聞的他成了日本新聞學會的首屆會員，課餘時間，“於坊肆遍搜新聞學一類之典籍，旁稽各種新聞雜誌”，進行新聞學術研究，並於1916年開始創作、1918年完成10萬字的《應用新聞學》初稿，此時我國尚無新聞學專著問世，可稱為我國新聞學專著嚆矢。然而書的出版並不順利。他本打算“刊此書於江戶”，卻因“學潮勃發，踉蹌西歸”。出版遇挫，也使其失去了成為中國第一本新聞學著作的良機。1920年，任白濤回國，將《應用新聞學》交商務印書館希望出版，卻被拒絕，遂自費印刷200冊。之後任白濤離滬至杭州，寄寓靈隱寺，創設中國新聞學社，潛心鑽研，以賣文為生，因稿酬菲薄，生活清寒。
熱愛新聞的任白濤，選擇了志同道合的伴侶，於1929年秋與南華通訊社女記者鄧澗雲在上海結婚。1935年，任白濤動手撰寫《綜合新聞學》一書，這是中國第一本融入傳播學視角的體系化的新聞學著作，1937年完成，共130萬字。緊接著，他又撰寫了《抗戰期間的新聞宣傳》，交北新書店出版。次年春節，任白濤和妻子離滬到廣州，正值日機大轟炸，局勢動亂，但任白濤仍不忘著述，寫成《國際通訊機構及其它》一書交廣州商務印書館出版。戰局急轉直下，任白濤通過關係把原稿資料、信件、日記等裝成木箱，由帆船運往梧州，自己則廣州淪陷當天匆忙沿“廣三”鐵路步行離穗，幾經顛沛流離始抵梧州。在廣西滯留期間，又為商務印書館寫成《日本對華的新聞宣傳政策》一書。
任白濤著述頗豐，但最重要的便是《應用新聞學》《綜合新聞學》。他強調新聞的客觀中立，也強調記者的個人道德修養。他還超前地從性別角度對新聞工作者進行研究，為民國女記者群體正名，極力肯定女記者工作權利。“筆可焚而良心不可奪，身可殺而事實不可改”，他的新聞思想，如今讀來仍不乏閃光點，對當今的傳播學研究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三
“任白濤兄：弟已回渝，仍寓曾家巖漁村。兄現寓何處？請告。翔宇啟。”1939年5月，重慶接連遭受日本飛機狂轟濫炸後不久，《新蜀報》出現了這樣一則尋人啟事。
看到啟事，任白濤便知道老友周恩來已回到了重慶。“翔宇”是周恩來留日時用的別名，只有少數摯友知道。兩人的友情，是留日時締結下來的。之所以有這則啟事，是因為當年春天，任白濤來到重慶後，便去中共代表團駐渝辦事處訪老友，但正好周恩來去了第三戰區視察，只好留下通訊處告辭。周恩來返渝後，因5月3日、4日日機轟炸，任白濤所留地址化為廢墟，擔心老友遭遇不測的周恩來遂登報尋人。
兩人會面後，得知任白濤想為抗戰期間國際新聞宣傳效勞，周恩來便介紹他到郭沫若主持的國民黨軍事委會政治部第三廳任設計委員，從事對敵宣傳。皖南事變後，任白濤想去延安，但湖北省政府邀他任《新湖北日報》總編輯。周恩來認為“我們需要更多同志和朋友在新聞界工作”，建議任白濤去了報社。其後，任白濤工作幾作變動，但始終生活清苦。1948年，任白濤還為三聯書店翻譯了《資本論圖解》第1冊，作為研究馬克思著作的輔導讀物。
任白濤的朋友圈裡，有份量的人物頗多。河南大學創始人之一、中國近代鄉村教育的奠基人王拱璧便是他的摯友；電視劇《偽裝者》中明樓的原型、傳奇特工袁殊亦是他朋友。不清楚他與著名教育家陳望道的關係，但他們多有交集，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後，文化界代表茅盾、魯迅、葉聖陶等43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陳望道、任白濤也是簽名人。任白濤與胡適也曾有交往，1925年左右有人著書抄襲任白濤的《應用新聞學》，任白濤致函出版方商務印書館卻未有結果，胡適瞭解後，遂致函有師友之誼的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王雲五，始將抄襲一書毀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白濤曾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1952年春，周恩來總理得知任白濤生活清苦及工作情況後，電邀任白濤赴京工作，當年7月中旬，任白濤即將成行時，竟不幸突患中風，醫療無效於8月31日病逝。
四
去過任家大院多次，然而，關於任白濤，它不會告訴我們什麼。
任白濤的故事，長時間地停留在志書上，也僅活躍於國內新聞學史的研究中，作為老鄉的南陽人，反而知道他的並不多。
甚至，對這樣一位新聞學史上的大咖，我未能找到他的一張照片。網上與他的名字連在一起的照片，其實是他的好友王拱璧。
當年，那個任家大院裡的小小少年，目光越過報紙，看到了外面的星空，所以他的未來，註定要離開。最終，他也成為星空中的一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