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一文引起了媒體及社會各界的廣泛 。文章揭示出在算法控制中的外賣騎手，面臨著眾多危險，也缺乏足夠的保障，這引起了包括外賣用戶在內的廣泛批評。
相關平臺第一時間進行了回應，推出了諸如在App付款頁面添加“我願意多等5/10分鐘”的按鈕，並放寬騎手訂單超時所需要承擔責任的標準、將在每一單給騎手多留出8分鐘的彈性時間等措施，但是社會大眾並未完全買賬，認為這是平臺在把成本轉移給消費者。
其實核心本質就是：平臺希望消費者更包容善良一點，社會大眾希望平臺少點唯利是圖、更具人文關懷點，騎手希望能在保障安全基礎上多賺點錢。
但最後大家發現，這似乎是一個無解的問題：若某個平臺單方降低配送標準，則有可能因競爭對手提升配送要求、消費者滿意度降低而減少客戶，那麼騎手希望多賺錢的希望泡湯。隨著消費者對外賣消費的降低，則平臺則可能減少招聘、降低配送費用等，最終部分騎手還可能失業；若因更高標準導致平臺和騎手收入降低，則可能外賣漲價，這又影響到消費者的利益；若騎手和消費者都用腳投票，則平臺最終也玩不下去。而且，隨著事態的不斷變化，政府管理部門也不會放任這樣的惡性循環下去，對行業的監管可能會加大，對平臺來講運營成本也將會提高。
這時候我們就發現，如果只是站在一方的角度去討論問題，是很難有解的；這個時候，各方都需要認識到，這是一個需要大家共同去參與討論的問題；這個時候，也許就需要通過成立有各方參與的行業協會，甚至公共管理部門的參與了。而要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就需要有“共生”理念的行業標準建立。
筆者認為：在本質上，目前來看，外賣本身已經變成了類似電力、郵政等一樣的公共基礎和民生服務了，因此首先就要求平臺在利潤率上進行合理的讓步，並在行業協會或者公共管理部門的指導下建立一個基本的利潤指標和因此而進行相應的“算法調整”，併成為行業標準規範，這也可以在根本上避免因過度競爭導致的算法要求加碼；
對於消費者而言也一樣，為了確保行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也可能得在配送速度上做出適當的讓步，不能一味地求快和不斷催促騎手。在制定相應的服務規則時，比如可以綜合天氣、地理位置是否在市中心、單行道多少等要素進行配送時間的合理規範，每一個要素增加可以增加相應的時間分鐘數；
只有在對騎手有著碾壓性決定權的平臺和消費者做出相應地調整，我們才能去談如何讓騎手更規範地開展工作。當然，在思想認識上，隨著前期資本對外賣騎手和消費者的補貼基本結束，騎手也應該把外賣當做一份常規的工作，而不一定要繼續抱著超過常規上班兩倍以上的收入預期。只有這樣，當平臺的算法做出相應調整、消費者在時間上做出讓步時，騎手才不會出現大多數人擔心的“接更多單”的可能。
總而言之，只要是圍繞行業的更健康有序、安全可靠的方向發展去制定相應規則，都必然會導致各方成本的增加，這對平臺、騎手、消費者都將是一個巨大考驗。不然，就會出現大眾關心騎手，但有外賣騎手則會說道：“我們不需要廉價的同情”。沒錯，光同情沒有用，他們要吃飯，工作還得繼續做，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當然，在筆者看來，對外賣平臺的考驗還遠不止這些。從更長遠的公眾利益訴求來看，隨著大眾環保意識的不斷提升，如何以更友好地環保方式（配送打包材料、交通出行等）進行外賣配送，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也會提上議程。
這一切，無不指向“共生”的行業生存理念和人力資本共生理念（資方、白領、藍領之間也是共生關係）。因此，要解放困在系統裡的外賣小哥，需要的不只是某個點上的改善意見和行動方案，更需要在商業倫理和管理理念上有更大的突破。
（文/丁龍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