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是我的真實經歷。
8月29號晚上八點左右，我像往常一樣到樓下的公園跑步。
我跑的是同一條路徑，對於這條路徑，可以說是爛熟於心：每個星期跑三、四次，每次跑五六公里，一公里剛好一圈，也就是每次跑五六圈。
整整六年，這條跑道見證了我的蛻變：從浮躁臃腫到沉靜輕靈，安靜專注地跑步，是我安放靈魂最好的方式。
可是，老馬也有失蹄的時候。
那天晚上，熱身之後，打開咕咚，揣著手機，我沿著相同的跑道安靜地跑起來，輕盈、自由、靜謐......
等等，腳下好像踢到什麼，頭腦還來不及反應，身子已經飛了出去，那還沒安放好的靈魂也出了竅，好半天我才痛明白過來：我摔倒了，多處擦傷，腳在流血，手機右下角屏幕粉碎，並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黑屏了。
藉著不太明亮的路燈，我發現“罪魁禍首”是這個說不出名字的東西，在跑道的正中間，有兩釐米高，我就是被它絆倒的。
一個華人妹妹連忙過來幫我清洗手腳上的沙土，並幫我打電話給家人，可是先生在國內，兩個孩子的號碼存在手機裡，手機摔壞了，只好作罷。
另一個印度大姐也過來了，在檢查我沒有大礙之後，把我的傷口、摔倒的地方、當時周圍的環境等等全部拍好照，並馬上投訴到國家公園局的網站。
她們堅持送我去看醫生，以免傷口感染，可是大晚上的，又沒了手機，很不方便，雖然傷口看起來很慘，但的確只是皮外傷，所以我決定還是早點回家休息算了。
我把手機號碼留給她們，就一瘸一瘸回家了。
學過急救的孩子一看我那慫樣，開心地大顯身手，誇張地拿出從未派上用場的急救包，把我的腿狠狠包紮了一番。
這點皮外傷對於我來說真不算一回事，沒有手機才是最難受的。
因為疫情關係，我從三月底開始就一直待在家裡，手機和ipad是我居家辦公不可或缺的工具，一下子沒了手機，心都空了。
第二天，顧不上腳疼，我火急火燎地趕去手機維修店，問了幾個地方都一樣：換屏幕170塊，如有其他損壞另算，三天後取。
我的華為手機才298塊，況且三天不能用手機，對我造成的損失，遠遠超過手機本身的價格。
我決定買一個差不多價格的oppo手機，賣手機的小哥花了一個多小時，耐心地幫我裝好各種app。
因為家有骨灰級碼農，所以我退化成了“手機智障”，對手機的使用僅限於打電話，發信息，在線閱讀和寫文章而已，這也是我為什麼總是買全世界最便宜的手機的原因。
（二）
賣手機的小哥也告訴我，這種情況我可以要求保險或者政府賠償。
我找到我的保險經紀的電話，在核實我沒有買意外保險之後，我撥通了新加坡國家公園局的熱線電話。
住在新加坡已經20年，印象中，我們不需要跟政府部門打什麼交道，高度智能化的新加坡如同一架自動巡航的飛機，穩定有序地運轉著。
這是第一次因為私事與新加坡政府打交道，當時的心態是，能否索償成功並不重要，我只想親自測試一下：
處理意外事故時，新加坡的公務員是否有傳說中的公正高效廉潔。
熱線電話跟想象中一樣繞，按照語音指示不停選擇、轉撥、選擇、轉撥......
我那有限的英語水平很快到了崩潰的邊緣，實在受不了了，我懶得再跟著指示，隨便按下一個鍵，結果接通了公園局的動物管理部門。
接聽電話的是一個溫柔好聽的男聲，我不好意思地告訴他，我知道打錯了，但我真的累了，我不知道該打給公園局的哪個部門。
他安慰我說沒關係，我可以寫郵件給他，他會根據我的描述轉給相關部門，然後耐心地把他的郵件地址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念給我聽，並讓我複述兩次以確認地址準確無誤。
9月2號下午，我按照他所給的地址把郵件發了過去，郵件中講述了當時的情形，附上相關的照片，31號上午，那個華人妹妹把她當時拍下的照片發給了我。
我在郵件中提出兩點訴求：馬上解決跑道中間的障礙物和賠償我的損失，並留下我的聯繫電話。
9月11號早上，我收到了
公園局道路維修部門經理的第一封回信，她告訴我已經把障礙物移除了，並客套地祝我快點恢復，沒有提到賠償的事。
本來想就此算了，兩三百塊的事的確不值得浪費時間。
後來先生從國內回來,看到我那癒合得並不完美的傷疤，他對公園局的回應很不滿意：沒有道歉。
所以21號下午，我們又回覆了一封郵件，只有兩句話：謝謝問候，傷口差不多癒合了；我可以跟誰要求手機賠償？
25號早上，收到了她的第二封郵件：她們正為此事擬定意外事故報告，讓我告訴她意外發生的時間，其實我在第一封郵件已經提到了。
我耐著性子再次回覆她事故相關時間。
30號早上9點50左右，公園局道路維修部門的經理打來電話，不停地表達歉意，我當時忙著工作，沒有時間聽完她的話，就把電話轉給先生聽。
幾乎在掛斷電話的同時，10點10分，她的第三封郵件就來了，讓我提供手機維修和醫藥費單據。
下午我忙完了才寫信告訴她，我沒有去看醫生，因為叫救護車太誇張，也不知道附近哪裡有24小時的診所，是自己簡單處理了傷口，沒有醫藥單。
我也告訴她，我沒有維修破損的電話，而是買了一個299塊的新手機，並附上收據。
10月1號上午11點多，一間公司的老闆打給我，告訴我她會賠償我的損失，讓我帶上身份證，隨時可以過去拿，隨後馬上發來公司的地址。
當時我正在用zoom遠程辦公，沒時間向她問清楚，過後感到有點奇怪，明明我是向新加坡公園局求償，為什麼是一家公司賠錢給我？
後來我想這應該是公園局外包的服務商，上網一查，果然是公園局的定期合約承包商。
這下我心裡忐忑不安起來：我找公園局，公園局找承包商，那承包商會找當事的工人嗎？會罰他們錢嗎？會辭退他們嗎？或者至少會罵他們嗎？
疫情期間，工人們已經被封鎖了四五個月，他們沒有工作，沒有薪水，還有染病的風險，如果他們因此被罰，我心裡一定會一輩子不安的，前面說過，我本身就不是一定要賠償，我擔心自己的好奇害死了這些可憐的外勞。
先生安慰我說，先去那家公司看看，把我的疑慮向他們問清楚，我可以不追究公司，錢也留給工人，雖然工人的操作有點不規範，但我的這點痛和損失與在異國他鄉討生活的外勞的心酸相比，實在不算什麼。
10月5號，我心慌慌地趕去那家公司，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輕的女孩子，看面相非常溫和友善，說話輕言細語。
她對給我帶來的傷痛與不便表示很抱歉，堅持讓我收下現金並再三向我保證不會影響工人。
她們付給我購買新手機的全額費用，讓我簽下切結書，表示我們不會再就此事報警或額外申索賠償。
（三）
整個處理過程雖然長達一個月，主要原因在於我自己懶散隨性，公園局的處理還是非常高效的。
包括打電話，發郵件和領取賠償，我只用了大約一個小時左右。
如果加上去那家公司在路上花費的時間，大概五個小時吧，五個小時299塊，其實性價比並不高，但我收穫的幫助和溫暖是無價的。
最讓我感動的是，無論公園局還是當事公司，他們對我的信賴，讓我無需多費口舌。
正是這種雙方的信任，大大降低了社會成本，提高了辦事效率。
到過新加坡的人都知道，新加坡人守規矩有禮貌，溫和謙讓，說話小聲。
他們也很聽政府的話，因為政府就像一個大家長，與民眾互相信賴，積極溝通，大家無需疾言厲色。
收到的賠償，我會捐給慈善機構，傷痛會慢慢消弭，這世界，值得溫柔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