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評價《詩經》說:“思無邪”,這應該如何理解?

諸葛應勤


《詩經》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如實記載了古代人的行為與思想、社會階層與尊卑貴賤,吟誦愛情之美,唱盡世俗悲歡,語言凝練優美含意深邃,通過《詩經》我們既可以感受古人的思想,也能領略古人的文化。《詩經》至今仍被推崇,其影響力和生命力不關乎時間。

孔子刪減《詩經》,取其精華擇其魂魄,得三百篇,並曰:一言蔽之,思無邪。孔子儒學至聖,對《詩經》如此推崇,可見《詩經》在孔子的時代及孔子之前的時代已廣為傳頌。那孔子說思無邪,是什麼意思?

孔子講仁恕,重禮樂,識窮至理授徒三千得七十二賢人,周遊列國訪查民情,願以仁恕之道教化萬民致世界大治大同。可孔子的時代卻是列國爭雄的時代,如果仁恕盛行,就不會有刀兵。爾虞我詐,計謀縱橫。所為思,即是感嘆世情世風,生者有悲歡,逝者有遺恨,樵耕務其業,小民苦其情。《詩經》的階級尊卑富貧愛恨,彷彿都與現實絲絲相扣,但《詩經》裡言求真行有情,即為思,當然涵蓋了社會的各個方面。

所謂邪,我認為在古語言裡,有欲過而淫的意思,流言或誹謗,行惡或忘善,不仁或不義,人、家、國,風、雅、頌,都有揭露現實或反諷的言辭,比如《碩鼠》。

所謂思無邪,我認為孔子是說《詩經》所云真實真切,不妄言不遮掩,天性自然,唯情唯理至琢至磨。孔子治學信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自然讚美至真至理的《詩經》了。

鄙人才疏學淺,一家妄言,招方家貽笑,失言之處還望賢哲指點。


三月季風



《論語》中,孔子在評價《詩經》時說:“《詩》三百,一言一蔽之,曰:‘思無邪’。”意思是:“《詩經》三百篇,用一句來話來概括它,就是‘思想純正’。”

《詩經》是我國最古老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錄了我國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年間的三百零五篇作品,所以孔子稱它為“《詩》三百”。 《詩經》中的作品包括“風”、“雅”、“頌”三部分,“風”又稱“國風”,即民間詩歌;“雅”是“正”的意思,即周朝都城附近的詩歌;“頌”詩是供王候祭祀宗廟時使用的詩歌。

《詩經》“國風”中的大部分和“小雅”中的一部分作品,來自於人民群眾的集體創作,表達了人民群眾的思想和情感。有的作品是人民反剝削、反壓迫的吶喊,如我們熟悉的《伐檀》、《碩鼠》;有的作品反映兵役、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如《君子于役》;有的作品反映對愛情和婚姻生活的美好願望,如《周南·關雎》、《邶風·靜女》;還有些作品反映勞動生活和愛國思想,如《魏風·十畝之間》、《秦風·無衣》。這些民間作品,是人民群眾樸實生活和願望的反映,是他們在各種遭遇下,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思想和感情的自然流露,是從他們心底發出的真實聲音,所以孔子說“思無邪”。從《詩經》開始,“寫實”就成了我國文學優良的傳統,晚清詩人黃遵憲甚至把“我口手寫我心”做為文學創作的最高追求。


但是,不知從什麼時開始,“造假”之風吹進了校園,“說假話”成為學生作文的家常便飯。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柯楊偶然間讀了親戚家一個五年級孩子的作文,題為《成長的快樂》。作文裡寫他如何幫媽媽做家務,每天在校內校外如何開心快樂……,但柯楊知道,孩子平日不僅啥家務不做,還經常抱怨作業太多、壓力大——他筆下的“快樂”究竟從何而來?

無論是做詩,還是作文,都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學生作文說假話,一方面反映出孩子的思想已被造假之風所汙染,不敢寫真話;另一方面也說明作文教學和作文評價亟待改革,因為在學生心目中,誰寫的作文主題最高尚、詞藻最華麗、故事最感人,誰就會得到老師的誇獎,考試的時候就能拿高分。然而在年幼的學生生活中,到底什麼主題最高尚?有多少感人的事情?由此來看,學生作文說假話,其實是老師和家長惹得禍。


假話作文難以提高學生的寫作水平和文學修養,這是毫無疑問的。不僅如此,還會使學生養成弄虛作假的不良性格,與誠信做人的美好品質是背道而馳的。作為老師和家長,要引導學生在作文中敢於講真話、寫真情,哪怕這樣的真話是幼稚的,甚至是可笑的,只要“思無邪”,也應當得到老師和家長的鼓勵。

很高興回答這一問題,個人管見,不當之處歡迎“關注”作者繼續交流!


王營評教育


無它,唯“誠”耳!

可以用漢樂府中的《青青河畔草》來打比方,詩中的尾句是“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按倫理觀點來說,這個妻子行為不貞,至少也是在思想上不夠貞烈,因為難守空房意味著存在生理需求,而這種生理需求在儒家思想為主的社會中並不受主流賞識。

然而,從古到今,沒有任何一個道學先生對這一句發難,甚至道貌岸然的批評,相比之下,古代那麼多淫詞豔調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那麼,這一句和淫詞豔調的區別在哪裡?就一個字

誠!

真實,真誠,不矯飾,不掩蓋,不隱藏,即真我,本我!

這也是“思無邪”!

所以瞿佑在《歸田詩話》中說“夫思無邪者,誠也,人能以誠誦詩,則善惡皆有益。學詩之要,豈有外於誠乎?”遍觀詩經裡的經典,大多都是寫實,不論是白露為霜,還是關關睢鳩,甚至楊柳青青都是鐵證如山的寫實,而不是鋪墊也不是渲染。那怕那些所謂的“頌”裡的各種諷刺,也是發自初心,毫不作偽。

相比之下,王安石對“思無邪”的解讀就有些牽強,他說“詩者,寺言也(把詩拆開為兩個部分,繁體字的詩字左邊是“言”),寺為九卿所居,非禮法之言不入,故云思無邪”,像孔子一樣把詩和禮法綁捆在一起有些太多,在水一方喜歡上一個女孩子都要玩什麼禮教難免大煞風景。

但可以取中間的部分,比如有人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這裡的詩指的就是詩經,涉及到理想和抱負,延伸為生活的希望,將其表達出來就是詩(這裡可以延伸成為普通的詩歌)。也因為這個論斷,所以孔子編寫《詩經》時刪了不少詩作,這些詩歌除了重複的部分,還有一些“有邪”的,不合禮法的,引人墮落的,不夠真誠的。剩下三百零五首編撰而成。

古代詩人能做到思無邪的並不多,張戒說只有陶淵明和杜甫兩個,剩下的都不爽,尤其是鮑照、庾信、李商隱,黃庭堅更是如此。不由汗一下。

因此,思無邪,與其說誠,不如說真!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