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的萌芽始於英國，2005年成立的Zopa是世界上最早的P2P網貸公司，之後P2P開始向美國日本和意大利推廣。
在2007年，P2P開始傳入我國，我國首家P2P平臺拍拍貸在上海誕生，拉開了我國P2P發展的序幕。
回顧P2P的發展歷程，客觀來說，它起到了金融創新的作用。以二手車金融為例，現階段的資金來源以銀行為主，但最初的資金來源卻是P2P。
因為相比房貸、車貸、信用卡，二手車金融是一個新領域，銀行的原有資產可以給他帶來很好的收益，在加上銀行控制風險的要求，銀行沒有必要在新領域冒險。而P2P，受限於拿不到好資產，所以進行了二手車金融的嘗試，因此也助推了二手車金融的發展。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供應鏈金融。
但即便如此，P2P退出歷史舞臺的結局在一開始就已經註定了。
P2P在我國一出現，作為基於互聯網的信息中介，就處於無市場準入、無管理辦法、無主管部門的三無狀態下。開業成本低，無門檻，全國各地一下子冒出幾千家平臺，為了獲取兩頭的出借人和借款人，瘋狂競爭。
而貸款，是一項風險比較高，連正規銀行每年都要撥備不良造成損失的專業業務，P2P平臺們因其資金成本偏高，只能放貸給銀行篩選下來的借款人，當貸款不能回收時，為了保證當時的繼續經營，很多選擇了違規剛兌。而其中很多平臺，剛兌的資金源自假標。
所以，國家對整個行業的出清，本質上，是把不負責任、不能負責任的民營機構伸向老百姓錢包的手給砍掉，是對缺乏金融風險意識的國人的保護，只是這個保護的到來，前面已經躺下了一批雷後的出借人。
現在，P2P公司的消失近在眼前。接下來，P2P的出借人們，更應該對P2P行業的消失有一個正確的看法，並且關注在P2P退出潮中，P2P公司都是如何做的，以及它們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 01 /應該如何看待P2P行業的消失？
如何看待P2P行業的消失，還要從它的分水嶺說起。
2018年是P2P公司的分水嶺。2018年下半年，由於宏觀經濟下行，債券違約率上升，P2P平臺迎來密集的暴雷潮。在此背景下，P2P行業也迎來了政府的強監管。
2019年1月，監管在《關於做好網貸機構分類處置和風險防範工作的意見》（175號文）明確提出：將堅持以機構退出為主要工作方向，除部分嚴格合規的在營機構外，其餘機構能退盡退，應關盡關，加大整治工作的力度和速度。
2019年12月監管進一步趨嚴，監管發佈《關於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轉型為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83號文）。
83號文已經明確了P2P平臺的清退時間：網貸機構存量業務按照到期即還的原則，原則上在1年內清退完畢；存量業務規模在50億以上且借款期限大部分在1年以上的，原則上應在2年內清退完畢，且不得新增網貸業務。
規定也在各地政府上得到了很好落實。據網貸之家的不完全統計，2019年至少已有湖南、濟南、深圳、上海等20個省市監管部門對外公佈了清退機構名單，其中十個省市發佈公告稱，取締轄區內所有網貸平臺。
屋漏偏逢連夜雨，在強監管下，又突然冒出了疫情這隻黑天鵝。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Q1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實際下降3.9%，為近年來首次下降。
而P2P平臺的借款人群是銀行、持牌消金公司之後的高風險人群，這些人的償貸本身就是在借新還舊的基礎上、再迭加疫情的衝擊，正是收入影響最大的那部分人群。因此疫情影響下，P2P公司的壞賬率勢必提升，這也將增加P2P平臺正常運營的難度。
實際上，P2P平臺的發展困境，並非只侷限在我國，縱觀全球的P2P平臺，它們的發展從一開始就都遇到了瓶頸。
以美國最大的P2P公司LendingClu為例，自從2014年上市至今，LendingClu始終未能實現年度盈利，並且其股價從上市最初的146.45美元跌至現在的6.56美元，跌幅達95.5%，並進行了多次轉型。
綜上，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P2P平臺的退出並非像部分出借人所說，平臺退出是蓄謀已久的有意退出，目的也不是收割“韭菜”。
P2P退出的根本原因是商業模式本身存在BUG：因為借款人質量較次，以及風控技術的不完善，導致壞賬率居高不下，因此大多P2P平臺很難實現盈利。而政府的監管和疫情則加速了P2P行業退出歷史舞臺。
從這些方面看，P2P行業的退出是大勢所趨。
/ 02 /P2P公司都在做什麼？
P2P退出歷史舞臺，已經接近尾聲。各地地方監管也採取了具體的應對措施。
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因其經濟比較活躍、IT技術人才集中，此前註冊了大量的P2P公司，因此在這一波的清退潮裡，也成為了廣大出借人眼裡的四大雷區。
各地地方監管在響應執行清退的過程中，根據屬地平臺的特點，措施有別，目的都是為了提升效率、減少對社會的危害。像極了各國政府在新冠疫情下的不同防疫舉措。
比如深圳，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在整個風險處置過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將網貸風險處置的目標，在國家“三降”要求的基礎上，增加了“兩提高”（提高受償率、提高退返效率）作為並列目標，最大程度上保障人民的利益。
同時，早在去年年初，就出臺了《深圳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良性退出指引》，為平臺退出過程提供了規範路徑，並且開發了基於區塊鏈技術保障公信力的“統一投票表決系統”，便於出借人的確權與參與重大事項表決。
那麼在政府的引導下，P2P平臺的退出又都是怎樣做的呢？
有極少數平臺，控制人、高管選擇了跑路、失聯，這樣的平臺對老百姓的傷害是最大的。現在監管也早已就此對屬地平臺提前做了預案，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
而近年我國的追逃力度也相當大，已經有不少逃去國外的被抓了回來，比如廣州的鄭X森、上海的葉X通等。弔詭的是，在電視鏡頭下，他們對逃跑的主要原因，是承受不住出借人上門聲討。
因此，對於P2P公司來說，良性退出也是它們最好的選擇。
以深圳最近宣告良退轉型的隨手記為例，其因為P2P商業模式的缺陷以及強監管環境，經營情況每況愈下，在2018年，隨手記營業收入同比下降31.4%，淨利潤同比下降76.3%。而疫情又加劇了平臺運營的難度，因此在具備申請條件的基礎上，開始向網絡小額貸款公司轉型。
所以隨手記的P2P業務也正在監管的引導下進行良性退出轉型。
在這個過程中，隨手記等良性退出轉型平臺，為了保證出借人的利益，根據深圳的良退指引通常會採取兩種手段。
一是，外部聘請律師和會計師團隊以鎖定資產並進行清產核資。二是，通過網絡投票方式，通過出借人大會選舉成立出借人監督委員會，以監督平臺的良性退出快速、保質、保量。
在P2P行業消失不可逆轉的情況下，P2P平臺的良性清退，為出借人的資金退出，提供了一種合理、合規的退出方式，儘可能的保住了出借人的利益。
那麼，關於P2P平臺的退出，出借人更應該怎樣做呢？
/ 03 /在P2P公司退出中，出借人更應該怎樣做？
對於良性退出的P2P平臺，出借人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首先，如果P2P平臺不進行良性退出，出借人的利益能否得到更好的保障？答案必然是否定的，P2P平臺每況愈下的發展趨勢已經不可逆轉，P2P平臺繼續運營下去，國家既不允許，造成的結果也會使出借人遭受更多的利益損失。
並且，對於P2P平臺來說，良性退出也並非是自己可以決定，平臺的良性退出，也要取得監管的認可。
因此，出借人首先要意識到，良性退出是現階段“無奈”中的最優解。
那麼之後，出借人更應該關注良性退出的方案，以及結合自身的利益做出最有利於自己的選擇。
在退出方案上，P2P公司單方面提出的方案不會通過，而是要在監管的相關規定下，同時取得出借人的支持才能夠最終通過。
因此對於選擇良性退出的P2P公司來說，它們的退出方案大多也是綜合權衡資產端實際情況、出借人等多方利益的情況下提出的。
比如，出借人大多對隨手記退出方案中提出的“確權”，存在懷疑。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隨手記提出的確權，只是對出借人在借餘額的一個定性定量。
關於出借人的選擇，在P2P平臺陸續退出的大背景下，出借人更多的應該保證自己的資金儘快“落袋為安”。
而P2P平臺自身無法單方面完成“良退”，出借人回收資金最快的方法就是儘快和進行良性退出的P2P平臺達成一致。
在次情況下，出借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不少違規的P2P平臺，觸犯的是刑法第176條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以及192條集資詐騙罪，二者的法益皆為國家的金融秩序。
刑事案件的裁決往往需要大量時間.比如，e租寶在2015年立案，2017年判決，直到2019年8月底才開始啟動對出借人的返回資金操作，前後時間長達4年，已經是快的。
因此在司法資源有限以及先刑後民的法律原則下，涉及P2P的良退案件，平臺上的民事權益無法及時有效得到處理主張，最終損害的還是出借人的利益。
最後出借人需要注意的是，在維權的過程中，要相信政府，並且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不要被其它人帶節奏，做出過激的違法行為。
過激的違法行為一旦發生，出借人將面臨相關機構的處理，屆時出借人的境況不僅將更加被動，也會進一步延遲P2P平臺的退出計劃，最大的受益者還是老賴，而出借人的權益又會有進一步受損的可能。
綜合來看，出借人在權衡自身利益後，積極的和進行良性退出的P2P平臺達成共識，促進回款兌付，是現在不錯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