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朋黨之爭是一大痼疾。而北宋的黨爭空前絕後，仁宗時期的"慶曆黨爭"、 "新舊黨爭"是兩次影響廣、持續時間長的黨爭。
慶曆黨爭主要表現在政風的差異。原本恪守祖宗家法而形成的仁厚持重的政風，因循守舊之風濃厚，當范仲淹等重名節、有志革新的士人登上政治舞臺後，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與保守老臣的矛盾。仁宗時，冗費現象日趨嚴重，范仲淹、歐陽修、富弼等人試圖變法革新，與呂夷簡為首的舊派矛盾尖銳，大的衝突約有三次，都以范仲淹等的外調結局，即有名的"範氏三諫"。仁宗天聖七年（1029年），仁宗要給垂簾八年的劉太后上壽，范仲淹時任秘閣校理，上疏道此舉有損皇帝名位，並請太后還政，兩條諫言都未被採納，范仲淹自請外任,此為一諫；明道二年(1033年)底，仁宗擬廢郭皇后，宰相呂夷簡、右諫議大夫範諷附和，而御史中丞孔道輔和右司諫范仲淹等則以為不可輕易廢后，孔、範皆被外任，此為二諫；景祐三年(1036年)，已回朝升任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的范仲淹，就宰相擅權的問題提出意見，呂夷簡則以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為名反攻范仲淹，而宋仁宗的政治上的天平最終傾斜到呂夷簡一邊，范仲淹因落職出知饒州。在範、呂之爭中，態度鮮明地站在範氏一邊的餘靖、尹洙、歐陽修、富弼，也連帶著被貶外任，此為三諫。
"新舊黨爭"是由王安石變法產生的新黨和舊黨的對峙，神宗力圖改革，重用王安石為相，推行新政，但遭到了朝中多位保守大臣的反對，如韓琦、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宋神宗去世後，高太后主政，反對王安石的變法措施，重用司馬光等舊黨，全盤否定新法，舊黨不遺餘力地打擊王安石等支持新法的人，直到元祐元年，王安石和司馬光先後去世，守舊派獲得朝中大權，新舊黨分為得勢的元祐黨人和失勢的元豐黨人。其實，新舊黨的鬥爭開始時是思想上的分歧，並無高下之分，不幸的是，北宋後期的黨爭逐漸變成意氣之爭和奪權之爭，不可預測的政治環境讓每一個士大夫都惶惶不安，新舊黨爭持續了五十多年，對北宋士人的人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北宋的歷史就是一部黨爭史，其中每一位士大夫都不能獨善其身。
為什麼北宋黨爭如此激烈，波及的人數之多、持續的時間之久遠遠甚於其他時代？北宋黨爭的起因有其必然性。趙宋起於"陳橋兵變"，名不正言不順的改朝換代使宋太祖不安。為了穩固趙氏政權，統治者採取了許多政策來加強中央集權，如：軍事上，"杯酒釋兵權"避免藩鎮割據；用人上，官職和實權者分離，避免權臣出現；在選官上，破除"門生座主"關係，明令禁止朋黨。雖然宋代統治者對朋黨的防範措施是極為嚴格的，但是這使得不少官僚借"結黨"之罪誣陷攻擊政見不和之人，因此，一些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也被冠以"朋黨"惡名。如：真宗時，錢惟演就用"朋黨"之罪誣垢了寇準，排斥異己；仁宗時，推行"慶曆新政"的范仲淹等人，被夏竦等攻擊為"朋黨"。宋代積貧積弱，從真宗開始就在走下坡路，內有冗員，外有少數民族侵擾，但是統治階層多推行苟安政策，這種惰性使官僚士大夫或是明哲保身，或是無所用心、循規蹈矩，雖有范仲淹、王安石等人試圖變法圖強，力挽狂瀾，但是因為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過於強大的保守勢力使變法舉步維艱，正如范仲淹所云:"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因此新黨、舊黨之爭延綿不絕，在互相指責、攻擊的過程中，黨爭便不知不覺滋生著，愈演愈烈，甚至變成了沒有原則的互相傾軋，一場又一場的"詩禍"在士大夫的心上蒙上了一層層陰影，余英時說："黨爭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
黨爭之下的士人詞創作
兩次曠日持久的黨爭影響了北宋文人的仕途，仕途平順如晏殊，坎坷如秦觀，進而也影響了詞中的內容和情感。接下來我會以晏殊、歐陽修、蘇軾、秦觀為例，談談黨爭之下的士人詞創作。
晏殊在宋詞中的地位至關重要，他是銜接五代詞風的重要一環，珠玉詞體現了士大夫的主體意識，使以前的豔詞得以登上大雅之堂。晏殊的詞風閒雅雍容、明麗婉約，繼承了五代馮延巳一脈，如馮煦所言："晏同叔去五代未遠，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宮右徵，和婉而明麗，為北宋倚聲家初祖。"但晏殊的詞又有其超越之處，晏殊是個"太平宰相"，他少年得志，享盡榮華富貴，為人做事保守穩妥，謹慎理性，並不直言犯上，因此一生仕途較為平順。在呂夷簡罷相之後，晏殊接任相位，他一手提拔了諸多賢士，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都是等能臣為新政提供了人才，也為他自己的仕途提供保障。面對黨爭，晏殊的態度更多的是保全自己，不惹是非，因此他對歐陽修的態度多有不滿，後來二人雖是師生，卻感情交惡；在守舊派中傷范仲淹時，激烈的黨爭之下，晏殊為保全自己而外放了范仲淹等人，自己也罷相出京。晏殊詞中的淡淡惆悵應是對黨爭的不可預料而產生的，表現出對生命的憂思，從圓滿的生命中體悟其中的無可奈何之處，生命意識和時間意識使他在詞中追求一種情中有思的意境。
歐陽修是晏殊的學生，在政治上的態度與老師大為不同。他剛正不阿，直言大膽，仕途也因此幾多坎坷。三次貶謫經歷讓歐陽修對於宦海浮沉和人生變故有更深的體驗。歐陽修的作詞態度是"以其餘力遊戲"、"聊佐清歡"，詞在歐陽修手中又有新變，歐陽修進一步用詞反映心境，抒發自我感受，擴大了詞的抒情功能，詞不再只是傳統的類型化的相思別恨，在《浣溪沙》、《聖無憂》中，他表現出在黨爭之中的身不由己，自我獨特的心態，"行樂直須年少，尊前看取衰翁"，在詞中，可以看出歐陽修瀟灑曠達的個性，馮煦評其詞風"亦疏雋開子瞻，深婉開少遊"。
蘇軾一生政治生活都受到黨爭的影響，黨爭也是蘇軾仕途沉浮的主要因素。蘇軾天資聰穎，本來仕途光明，22歲與蘇轍同榜考中進士，"三蘇"名動京師。王安石變法中，他認為變法措施過於激進，兩次寫《上神宗皇帝萬言書》，遭到了得勢的新黨的打壓，外放杭州，蘇軾的思想就發生了變化，初入仕途的昂揚向上變成隨遇而安的達觀心態。知密州時，蘇軾在詞中點出自己受到的迫害後的心境，"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元豐二年，"烏臺詩案"的迫害給予了蘇軾沉重的打擊，他僥倖保全性命卻被貶到黃州做團練副使，期間有大量詞作，卻很少作詩言事，主要抒發的是人生如夢的幻滅之感，"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多表現出"烏臺詩案"後的無助與彷徨，險惡的政治環境，理想和現實的矛盾，給蘇軾帶來了精神上的苦悶與孤獨。所幸，蘇軾天性曠達樂觀，他不斷從老莊哲學中尋求解脫之道，用達觀的態度看待世事，實現自我的解脫。蘇軾詞風清雄，既有清曠一面，又有豪放一面。蘇軾提倡像作詩一樣寫詞，用詞來抒發自我真實情感，蘇詞很好地記錄了蘇軾在黨爭中"不合時宜"的心路歷程。蘇軾對詞體建設的貢獻是至關重要的，自五代詞起，詞被看作是"小道"，傳統詞多用以表現女性柔情，蘇軾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提出詞"自是一家"，改變了傳統的詞為"豔科"的格局。
秦觀是一位"當行本色"的詞手，葉嘉瑩將秦觀詞分為兩類：早期詞和政治挫敗後的詞。秦觀前期詞和婉醇正，少年時胸懷壯志，廣讀兵書，準備著馳騁疆場，建立功勳，是蘇軾的得意門生，不乏清新輕快之作，如《鵲橋仙 纖雲弄巧》；後期多次因黨爭被貶，情感世界發生劇變。秦觀仕途不暢，在新舊黨爭中因為蘇軾原因屢受打擊，先後被流放到郴州、橫州、雷州，秦觀最初有著很高的人生期望，但是理想受挫加上脆弱的心理建設，後期的人生痛苦而不得紓解，甚至喪失了對生命的信念，如《踏莎行 霧失樓臺》，"將身世之感打併入豔詞"，馮煦說："他人之詞，才也；少遊之詞，詞心也。"詞作在浮沉變動之間得到了昇華，淚水盈盈，散發出"淒厲"的美學風格。
結語
北宋時期，純粹的專業作者變少，文學家與政治家重合，北宋的士大夫有著強烈的國家主人公意識，高度的政治參與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文學創作。但是在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同時這些士大夫也追求個性自由，雖然受朝廷的控制很嚴密，卻並沒有失去尋求個體生命的意義，高昂的政治熱情下逼仄的創作環境，詞成為士大夫用來抒發自己真實的感受的文學途徑。當時詩和詞的地位是不同的，"詩言志"而詞是"小道"，因此文人用詩文來光明正大地參與政治，而詞是宣洩自我感情的途徑，詞逐漸由單純寫離愁別恨的五代詞變成抒發士人情懷的文人詞，婉約與豪放並存，在題材內容和風格傾向上，都開拓出了廣闊的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