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春天，博納科夫帶著他的新小說準備在美國出版，他自知這部小說的內容與“道德”無關，一旦出版定會遭到社會環境的非議，於是連真名都沒敢署，直到他認識到，這件事情一旦“敗露”，會更加授人以柄，才以自己的真名四處尋求出版。
博納科夫
這部“非道德”的小說在美國輾轉兩年，遭遇多個出版商的拒稿，於是他抱著一絲希望去歐洲碰碰運氣，最終，《洛麗塔》終於以“色情小說叢書”的身份登上了文壇。
從最開始的飽受詬病，到被《倫敦時報》評為英國二戰以來影響世界的100部叢書，《洛麗塔》一直在世人中引發爭議。
《洛麗塔》是以“元小說”的形式，講述了亨伯特13歲時的初戀遭遇傷寒死亡後，他便將自己幻想中的情慾對象停留在10—14歲之間的女孩。37歲時，他邂逅了12歲的女孩洛麗塔，為了留在洛麗塔的身邊，不惜與她的母親夏洛特結婚，就在事情敗露的時候，夏洛特卻遭遇車禍身亡。之後他開始了與洛麗塔的流亡，並達到自己佔有洛麗塔的目的，但很快洛麗塔對他感到厭倦，繼而離開了他。
博納科夫寫這部作品並非為了獵奇或者“博人眼球”，他只想追尋藝術的靈感，講述一個“非道德的故事”，它是將道德排除在外，不以常人世界建構的道德邏輯為準則，完全出於“藝術”的角度去思考。
多年來，大眾對於這部作品的爭論，無非它是一場“夢碎的愛情”還是一場“道德的審判”，讓人費解的地方在於，是洛麗塔勾引了亨伯特，又拋棄了亨伯特。關於情愛的技巧，在這個12歲女孩身上體現的遊刃有餘，人們一邊對亨伯特的行為感到憤怒，一方面又在內心驚呼：在洛麗塔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社會環境的物質化，導致了洛麗塔人格塑造的迷失
如果想要了解洛麗塔悲劇的原因，就必須瞭解“幽靈人物”奎爾蒂的影響，他對洛麗塔的而言無疑是“毀滅性”的，是將洛麗塔推入深淵的終極殺手。
他奪走了洛麗塔的童貞，又在故事最後，以導演的身份誘拐了洛麗塔，為她編織了一個“女明星”的夢網，卻是要求洛麗塔當著眾多人面拍攝他導演的色情影片。
如果說，在洛麗塔眼裡，亨伯特不過只是用物質交換身體的對象，那麼奎爾蒂則是魅力四射的崇拜對象。這樣一個卑劣惡俗的人，在洛麗塔眼裡，具有某種“美麗的日本或東方哲學”的氣質，是洛麗塔自始至終的“摯愛”。
這種畸形的價值觀與當時的社會環境不無關聯，洛麗塔出生於1935年的美國，民眾正處於“大蕭條時期”朝不保夕的困境當中，與滿目瘡痍的社會經濟相比，電影業卻如日中天的蓬勃發展起來。
1929年，覆蓋全國各個城鎮的影院數量達到歷史上的最高點——超過230家，是旅館數的兩倍，是百貨公司數的三倍，甚至多於銀行，為30~40年代電影消費的繁榮奠定了最基本的保障。
除此之外，“童星”也成了一種流行趨勢，在洛麗塔出生的1935年，年僅7歲的秀蘭·鄧波兒成為了第一個獲得奧斯卡獎的孩子，成為了當時片酬最高的影星。眾多家庭和孩子在“童星”上看到希望，那意味著社會地位、功成名就，名利雙收。
秀蘭·鄧波兒
無獨有偶，秀蘭·鄧波兒在自己的自傳中寫道：好萊塢的頭號問題是戀童癖，一直都這樣，我14歲時就被他們包圍了，直到長大才知道，我周圍那些人就像是禿鷲。
由此可見，在當時的電影業利慾薰心，而且很多導演都道德敗壞，動機不純。奎爾蒂的“導演”角色，代表著成功和財富，他頗有心計，又擅長裝腔作勢、故弄玄虛，洛麗塔的“粗俗愚蠢”正中下懷，被他玩弄於鼓掌之中。
12歲的洛麗塔，是那個塗著“紅色指甲油”，帶著“時尚墨鏡”的女孩，愛好是“穿時髦的衣服、最洋氣的皮鞋”，她身上“混合了溫柔的愛幻想的稚氣和一種怪誕的粗俗，外表漂亮，卻又滿口粗話。”無論旅行途中的風景有多麼優美，她的眼睛始終追隨者公路旁那一塊塊赤裸裸的明星海報。
《洛麗塔》電影片段
海報上的哪些明星對於少女而言，極具危險的誘惑力，是少女們“反叛、獨立”的精神偶像，讓少女們深陷享樂主義和放逐眼前快感的生活方式裡。
電影市場對“童星”的挖掘和包裝，無疑是對未成年人提供了某種“捷徑”，給她們編造了一種虛無的幻境，少女們試圖在這條路上逃避自身的責任，卻不知自己已淪為消費主義吞噬的對象。
家庭環境的物質化，導致了洛麗塔童年性格的消極
在博納科夫筆下，洛麗塔幾乎就是其母親夏洛特的雛形，她們深受電視、廣告等媒體對消費文化的洗腦，將消費作為反應個人階級、文化、成就的渠道，在消費中享受快樂，也迷失自我。
與洛麗塔相比，夏洛特的嬌柔做作像是成年人的遊戲，是通過物質來建立一種自我認知的方式，是由商品社會塑造出來的一種特有人格。
在夏洛特的家中，四處充斥著《家庭指南畫冊》上消費潮流引導的審美：有著大片玻璃和愈多富麗堂皇的嵌板的房間，是陽剛性房間的實例，而陰性房間的特點，是細巧的窗戶和單薄的木架部分。在訂製的雙人床上，必須備註上“包容321只彈簧的錦緞床墊”。
《洛麗塔》電影劇照
夏洛特看起來對科學充滿了尊崇的態度，可卻在某種程度上利用它來逃避自己的責任。在《你的子女個性》一覽中， 她對女兒洛麗塔有了這樣的評價：尋釁生事、吵吵鬧鬧、愛找茬子、多管閒事、無精打采、冥頑不寧、不聽勸說等，在這些詞語裡沒有一個是對洛麗塔的正面評價。
這種標籤式的評價方式對於一個12歲的少女而言，是有失公允的，也是十分偏頗的，由此可見她在洛麗塔的教養上缺乏耐心，以及自我審慎的態度。
夏洛特為了單獨與亨伯特在一起建立感情，不惜將洛麗塔送到夏令營，以此來創造和亨伯特在一起的機會。甚至在這之前，就已經打算到“附近十分高雅的城市做辦事員”成為一名“職業女性”，將洛麗塔這個“不招人愛的醜陋的女兒”交給廚師的女兒來管教。
夏洛特對自身情感的慾望超過了對女兒的關懷，這對“很小就失去父親的洛麗塔”，也在空虛的母愛中流離失所。
“物質”作為母親的另外一種身份，成為了洛麗塔尋求自我身份的一種符號，在價值觀上與母親保持一致，是讓她靠近母親、理解母親的一種方式，能讓她從中獲得安全感和認同感。
教育環境的物質化，導致了洛麗塔自我認知的匱乏
根據洛麗塔的所處的教育環境，可以看出那也是“物質社會”另一種形式的灌輸和延伸。 20世紀20年代，美國正在大力提倡約翰.杜威的實用教育理論，這被一些另有企圖的教育機構所利用，將“實用理論”淪為一種“虛有圖表”的實用主義。
洛麗塔所接受到的就是這樣一種中產階級背景下的實用主義教育，一群未成年的孩子，脫離父母的監管，參與到戶外營地活動當中。由於教育機構的失職，讓這群人格還未健全的孩子受到自由的誘惑，互相扮演起了成年人的角色，嘗試一些禁忌的遊戲。
美國20年代的戶外露營
洛麗塔之後所讀的比爾茲利學校的女校長，更是將“實用主義”轉化成以男權社會為主導的價值體系，將女性塑造為“男性附庸者”。不是在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而是“孩子適應群體生活的能力”，“不教姑娘們好好拼單詞，只教她們好好散發香味”，關心“一個星球的位置固然重要，但是，冰箱擺在廚房裡最實用的地點對於未來的家庭主婦也許更為重要。”
少女在這樣的教育中不免形成認知上的迷失，以及性格上的自我矮化，當她認為女性可以用外表取悅男性，用身體交換某種價值時，往往正是她人生悲劇的開始。
結語：
很少有人知道，博納科夫當初創作《洛麗塔》的很大一部分動機，是為了用“反道德”來挑戰和諷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他多次強調，自己從未試圖在作品中去“說教”和“反應現實”，文學應該是“純潔的”，是作家內心“不能用理論去窺視和刺探的隱私部位”
，弗洛伊德對文學的分析手法，無疑是對作家“藝術行為”的一種玷汙。事情總是往相反的方向發展，《洛麗塔》讓弗洛伊德理論的研究者更為著迷，而且博納科夫不由自主的的在作品中將社會現狀的真實感展現的淋漓盡致。
隨著社會不斷髮展和個人道德感的不斷增強，“洛麗塔”變成一個不被社會理解的“符號”，但這並不太表“洛麗塔”已經不復存在，對於很多少女而言，物質依舊猶如潘多拉的盒子，讓少女沉迷，也具備摧毀少女的力量。
也許只有家庭的關愛、教育的引導和社會的重視，才具備拯救“洛麗塔們”的力量，讓她們找到人生的價值和努力的方向，以此避免少女悲劇的重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