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科伊尔（DIANE COYLE）在其著作《极简GDP史》（GDP：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中追溯历史，找出经济学家乐于采用GDP这种测量方式的原因，以及政府如何打造GDP的计算方法。科伊尔在书中指出，在现实生活中，GDP根本就是抽象概念。她的结论是：GDP不足以衡量当前经济表现，因为GDP是经过专门设计的指标，适用于测量二十世纪实质的大规模生产型经济，但追不上现在的经济发展变化——现代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服务及商品逐渐数字化，经济已经变得无形。
不过，当今世界，经济已变成政治的重要一环，如果要更换统计指标，就必须找出比GDP更加合适的度量经济的方法。
资深分析人士JOHN MAULDIN认为，GDP明显不再是测量经济的一流指标，正如通胀率指标，存在荒谬的“享乐调整”（HEDONIC ADJUSTMENT）。美国“GNP之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等经济学家在1930年代提出GDP概念，原意是借此测量农业及工业经济，并没有纳入无形商品的产量，也没有计算数字服务的规模。但是，这些新的商品及服务目前在经济中已占有重要比重。
经济统计与现实经济发展差异的结果是，GDP根本没有完全反映真实经济的“产量”。实际上，GDP的统计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存在各种规范，却又存在众多的例外。GDP的计算方式非常复杂，世界上只有少数人熟知其中的运作。在现实社会中，一些评论家及政客把GDP数据“神圣化”，每季度公布GDP数据甚至被视为“宗教活动”，而不是看作是科学研究。许多国家对特定季度的GDP初步数据，往往会在短期内略作修订，在数年后更是大幅修改，这些往往没有人会留意。
据了解，在GDP中是否计算政府开支，早在1930年代已经存有争议。库兹涅茨主张排除国防开支，一部分经济学家则提出不应计算政府支出，因为政府的有关拨款来自税收，而税收已经纳入GDP，如果再计算政府开支将是重复计算。据称，时任美国总统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察觉到这两种计算的差异，为避免政府支出攀升之际，经济规模却看起来收缩，于是决定把政府开支列入经济的“产出”中。
现在的世界经济已经与那时大为不同。在美国，制造业仅占美国GDP不足12%，政府开支（包括地区、州及联邦政府）却占近40%，占了近三分之一的私人经济“产出”，但这种GDP计算方式却沿用至今。
对于GDP的局限性，库兹涅茨曾经警告，不能根据GDP所得出的国家收入来推断国家的幸福感。研究共享经济的先驱里夫金（JEREMY RIFKIN）也提出，GDP的另一问题在于把负面事件列作正面经济活动，例如国家大事投资军火，大建监狱，扩大警力，清理受污染的环境，通通计入GDP。另一方面，政府先使用未来钱（指扩张债务），理论上未来的税收足以偿还债务；政府发债填补预算缺口，也仅能偿还债务。可是一旦政府持续出现赤字，将衍生出另类GDP问题。假如政府负债累累，将导致GDP扭曲，私人产出占GDP的比重过轻，政府开支占比过重。
GDP扭曲引发的问题，与政府依赖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有很大关系，而GDP属于关系到理论的重要一环。凯恩斯主张在经济衰退期间，政府采取赤字财政政策以刺激需求，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令GDP止跌回升。但后人往往忽略一点，就是凯恩斯重申经济恢复繁荣后，政府必须取得预算盈余，准备积谷防饥。可惜的是，凯恩斯这样的大师也从来没想到过会出现目前政府赤字长期高企的困局。
回顾以GDP衡量经济增长的简单历史可以看到，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结构变化，如服务业发展以及“虚拟经济”增多，已经使得GDP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增长了。而凯恩斯主义下的政府扩张债务来刺激经济，更是扭曲了GDP的真实性。当前，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凯恩斯主义又在各国政策中蠢蠢欲动，政府债务正在迅速大幅扩张，未来导致的经济扭曲，将会不断加剧。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GDP并非反映经济增长的最佳指标，随着“虚拟经济”的增多，GDP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