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新冠病毒席卷全球，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是疫情重灾区。
纵观历史，大规模病毒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地球上肆虐，可每一次，我们似乎都措手不及。
回首凝望，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艾滋病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成为让全人类头疼的疾病。这篇文章将讲述1980年到1985年这段时间，艾滋病在美国传播的真实情况。
很多人在提到艾滋病的时候，都会将它和同性恋放到一起，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至今仍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但要知道同性恋群体实际上，是同艾滋病对抗的第一批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血肉、救赎与绝望来让世人知道艾滋病的存在。
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敲响警钟，不要再让悲剧重演，毕竟每一场偶然席卷全球的灾难背后，都有许多必然的原因。
01、恶魔挥手
根据最早的记录显示，艾滋病的发源地并不是美国，而是非洲刚果的首都金沙萨市。
厄运降临在一个叫格蕾特·拉斯克的丹麦女医生身上，她来非洲医疗支援十二年之久，引入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理念。
尽管生活上困难重重，但格蕾特却享受着在非洲自由的时光。
直到1974年年初，格蕾特的身体突然被莫名的疲惫感缠绕着，然后是暴瘦，再紧接着是淋巴系统出现问题，身上所有的淋巴结都有肿大现象。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格蕾特依然坚守在自己的职位上，仅靠药物来对抗这种陌生的疾病。
三年后，格蕾特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药物失去了作用，她回到了家乡丹麦。格蕾特笑着和朋友说：“我只是想死在家里。”同年的12月12日，格蕾特在家中离世。
她是目前记录在册第一个死于艾滋病的西方人。
只是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病毒。
据了解，格蕾特死后肺部有成千上万的肺囊虫，这是一种引起免疫系统虚弱的感染现象，现在我们知道，这是艾滋病毒感染后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可在当时，大多医生都认为肺囊虫是不会导致人死亡的。
如果说艾滋病毒的第一次亮相是悄无声息的，那它进入美国的那晚，则是狂欢而热烈的。
1976年7月4日是美国建国200周年的庆典，在纽约港举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盛会，港口聚集着全世界55个国家的人，大家在一起喝酒狂欢，庆祝美国的200岁生日。
而艾滋病毒就混迹在人群中，它悄无声息在绚烂之下疯狂蔓延。
历史似乎在和人类开玩笑，总喜欢选择这些具有戏剧性的时刻，来进行巨大的变故。
02、阳光下的阴暗
艾滋病毒并不会突然致人死亡，而是会潜伏在体内很久，再加上艾滋病的症状会和癌症混淆，所以，一直到了1980年的夏天，也没有人发现艾滋病。
与此同时，旧金山的同性恋游行正如火如荼进行着。
美国的同性恋群体十分庞大，他们代表了将近十分之一的选票，所以总统候选人也全力支持他们的游行。
加州州长也在这个时候向全国各地的同性恋游行者致敬，并公开发表言论说：“任何人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得到支持的同性恋者们终于可以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挤满了旧金山的各大街区，手持代表同性恋者的彩虹旗帜，头顶是一面横幅，上面写着“男女同性恋代表参加1980年民主党全国大会”的字样。
同性恋群体为了增加自身的影响力，他们还十分积极的在游行期间集体献血，后来各州的议员和市长干脆直接让移动采血车开到他们游行的地方，方便同性恋者们献血。
虽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艾滋病主要的传播途径之一就是血液传播，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此一无所知，这也表明当时政府对于公共卫生安全的忽略。
随着同性恋群体在政治上取得的进展，同性恋者们聚集在纽约的浴场和公园举行庆祝仪式。
庆祝的主要方式就是性交，而且一晚上的时间前来庆祝的人数可以达到一万到两万。很多店家看到了商机，于是更多的公共浴场开业，同性恋者们的狂欢也愈发方便。
可很快，性交就变成了滥交，一个人平均一晚上要和3个人发生关系。
并且一旦外界有人发出质疑的声音，那些同性恋活动家就会告诉大家，长期压抑的性得到解放的时候，可能会有些走极端，但稍后一切都会平衡。于是，滥交也变得理所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多的性行为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尤其是性病的传播。
很遗憾，这一切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也给了艾滋病的生长培育了沃土。
其中，有一个名叫盖坦·杜加斯的空少，他长相帅气，身材挺拔，嘴角随时都洋溢着讨人欢喜的微笑，所以大家都想要亲近盖坦。
盖坦•杜加斯
盖坦每年都会参加同性恋者游行和狂欢活动，他会把自己的仰慕者都登记在通讯录里，人数多到他自己都会忘记那人是谁。
在夜晚的庆祝狂欢活动中，自小压抑的性取向和性冲动可以在这个时刻全部释放出来。盖坦和很多同性恋者们一样，吃下春药，夜夜笙歌，完全放飞自我。
逐渐，盖坦发现自己皮肤上会长出紫色的小包，淋巴结也逐渐肿大，医生诊断后认为是一种罕见的癌症，名叫卡波西肉瘤。这也是艾滋病的一种表现形式，当时医生们普遍将它认为是癌症的一种。
艾滋病就这样在1980年，通过同性恋者们的狂欢和献血大面积传播出去。
直到1980年11月1日，一直给同性恋患者看病的医生们逐渐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可能不只是卡波西肉瘤或者肺囊虫肺炎这样简单的疾病，也许是一种全新的，在同性恋者之间疯狂传播的病毒。
它悄无声息地用悲剧谱写自己的出场，并迅速在地球的生物图谱上拼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恐怖东西。
03、阴沟里的歌声
1981年2月份，许多医生自发地向亚特兰大疾控中心递交了对于肺囊虫肺炎患者的报告，并且希望政府可以拨款来专项研究攻克这种病毒。
但那年美国里根总统的政府开始削减国内开支，而预计拨给疾控中心的3.27亿元，直接砍掉了一半多，变成了1.61亿元。
很快，艾滋病的传播就跳出了同性恋者的圈子，开始在普通人之间陆续爆发。
医生们的报告都石沉大海，再加上政府此时仍需要同性恋群体的支持，便故意隐瞒，刻意掩饰，只对外宣布：这只是在洛杉矶暴发的肺囊虫肺炎，不会致命，不用恐慌。
如果说艾滋病登上美国土地是偶然，那在人类之间传播就是必然，再加上人们的漠视和政府的忽视，让艾滋病在传播的初期，毫无阻碍，肆虐成灾。
旧金山加州大学的皮肤科医生马科斯·柯南特，在看到疾控中心的态度后，公开发言说：
“这是一种传染性疾病，这原本应该由疾控中心来研究，但他们的进度一直停滞不前。当疾控中心在不作为时，疾病正在蔓延。”
最后柯南特表示，这是一场世界级的灾难，在政府采取行动之前，同性恋群体只能自救。
柯南特成立了工作小组，专门研究这种疾病，但他们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没有经费，也没有人愿意资助他们，最重要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研究成果也被疾控中心阻拦发布。
流言就在疾控中心不明确的发言下滋生，民众开始反感同性恋群体，政客也不再需要他们的选票，同性恋群体被病毒侵蚀的同时，也被同类抛弃了。疾控中心的发言人们站在了道德制高点，将这场疾病称之为“同性恋疾病”。
柯南特工作组的医生们又气愤又无力，柯南特断言，现在的傲慢，将会导致更大面积的死亡。
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
仅一年时间，也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病毒已经在欧洲11个国家蔓延，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意大利等。
疾控中心也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开始放下傲慢的姿态，并首次提出了用“艾滋病”来称呼这种免疫缺陷综合症。
与此同时，法国巴黎的研究小组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疾病可能是来自非洲，不单是在同性恋之间传播，如果不加以控制，艾滋病将会影响整个人类的健康。
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那个时候还在等着政府下拨经费，而且对艾滋病的研究还没有提上日程。
美国相关机构的行为，直接印证了柯南特的言论，同性恋群体只能自己寻求帮助了。于是柯南特找到了同性恋领袖克里夫·琼斯和比尔·克劳斯两人一起来帮助患病的人群。
04、风暴袭来
另外，艾滋病失控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人们对于它传播途径的不确定。
柯南特他们发现艾滋病陆续出现在需要靠输血为生的血友病人身上，这时候有医生提出来是否和输血有关？于是人们就自然想到了大选那年同性恋者们疯狂献血的场景。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婴儿天生就患有艾滋病，经过调查和走访，最终确定，艾滋病是通过血液传播，而且会遗传。
除此之外，医生们还表示，性行为也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于是克里夫就找到许多同性恋群体代表，提议将公共浴场改为私人或者是关闭，但他的提议影响了同性恋群体的利益，所以许多人都对此不以为然。
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帅气空少盖坦·杜加斯，当他得知自己患上的是艾滋病时，并没有停止性行为，反而大量和别人发生关系。盖坦的行为恰恰代表着当时许多艾滋病患者的想法，正是由于人们对传播途径的认知不明确，再加上政府没有权威的言论，直接导致了艾滋病在传播上的失控。
1982年一整年，艾滋病就席卷了26个州和12个国家，而厄运，才刚刚降临。
1983年初，死亡人数大幅上升，可官方仍然对医生们找到的传播途径持怀疑态度。
这让医生们愤怒的说道：“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看不见，就让我们等着更多的病人吧！这种公共卫生的措施根本不行！”
克里夫也和比尔一起在为了筹集艾滋病研究经费东奔西走，可政府的款项迟迟没有下文，这简直让两人抓狂。
现在时间就是生命，但那些掌握“生杀大权”的人，却丝毫不在乎生命的价值。
4月10日晚上，比尔正在洗澡，一个国会议员的助手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议员今早因为艾滋病离开人世了。这个悲剧让比尔决定要尽快将艾滋病的危险性告诉更多的人。借用议员的离世，比尔在当晚多方联系，终于在第二天，《新闻周刊》第一次正式报道了艾滋病，并将它称之为本世纪最大的公共卫生威胁。
这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份报纸几乎人手一份，报道中有许多医生的采访，不少医生抱怨政府没有给到资金，而病毒却在肆虐。
这份报道将艾滋病从阴暗的角落拉到了每个人身边，也让政府被迫开始重新审视起艾滋病。
媒体对于艾滋病的关注足足晚了两年之久，没有舆论的监督，公共卫生机构的不作为，都成为了艾滋病失控的幕后推手。
直到1984年，人们才开始排查血库中的血液，但很遗憾，许多艾滋病患者的血液已经输到了普通人身上。
政府下令关闭公共浴场的进度也不容乐观，而浴场老板更是表示，他知道艾滋病是通过性传播，但他想赚钱，所以不在乎别人生死。
这让人们惊讶，灾难面前，贪欲同样是可怕的病毒。
艾滋病的失控，纵然政府难辞其咎，同样，因为大家漠视灾难，无视求救的声音，才使得艾滋病像屠夫一样，四处屠戮。
空少盖坦也在1984年3月30日死于艾滋病。
曾经每个男同性恋都希望能拥有盖坦，而他死去的时候，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
同年5月31日，死于艾滋病的美国人已经超过了2000人，可这个数字还是没有促使社会各界动用资源来应对这一流行病。
克里夫和比尔继续在国会上周旋，但公共浴场仍然没有关闭，政府的拨款也困难重重。就连很多州的同性恋领袖都认为艾滋病不是头等大事，并觉得克里夫和比尔给他们同性恋丢了脸。
到了1984年10月时，旧金山一家公共卫生附属医院改成了艾滋病医院，里面不少医护人员被查出感染。柯南特根据当时的传播情况估计，大概到了1988年时，旧金山还需要一个专门收治艾滋病人的医院。
事实再次证明，柯南特是对的。
让人遗憾的是，一直为同性恋群体奔走的比尔也被告知感染了艾滋病，比尔自嘲的说：“我停止了性生活，别人骂我是反性爱分子，可我居然得了艾滋病。”
患病的比尔没有停下手上的活动，最终，政府在各方压力下强制关闭了不少公共浴场。
05、曙光渐出
1984年11月6日，里根总统连选成功。
可值得深思的是，里根总统从未公开提及到“艾滋病”一词，甚至也没有记者问过他对于艾滋病的措施和看法。
大选之后，里根总统对欢呼的人群大声说道：“美国的明天会更好。”
实际上，当月，美国艾滋病患者超过了7000人。
里根总统当选的第二年，美国的艾滋病情况更加严重了，克里夫的朋友和追随者有不少都被感染，再加上媒体的污名化，将艾滋病和同性恋画上等号，导致这些同性恋者的生活像是流亡者一样。
很久之后，人们回忆起1980年的同性恋大游行，表示那是一场分水岭，那之前有多美好，这之后就有多悲惨。
就好像，人的悲喜并不相通，很多人只觉得吵闹。所以，大多数人对于艾滋病患者只有一种态度，就是你们自作自受。
1985年7月，在华盛顿，政府和国会还在为艾滋病的拨款争论不休。而演员洛克·哈德森突然被查出得了艾滋病，这让柯南特有预感，转机就要出现了。
于是柯南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出现了一个艾滋病的高危群体，就是名人和富人。
媒体的报道效果很好，众多影星站出来支持哈德森要求研究艾滋病的请求，民众的关注度和捐款热情都前所未有的高涨。
很快，政府对艾滋病研究治疗的款项就拨下来了。
毫不夸张的说，美国政府重视起艾滋病，是因为一个演员被感染。
这样的效果是谁未曾想到的。
后来，研究者们总结出，在美国，艾滋病情分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阶段，哈德森确诊前和确诊后。
当一个明星染上艾滋病后，再加以媒体的渲染，效果居然比医生和科学家们五六年的努力还要明显，这简直让人唏嘘又感慨。
之后，所有人都后知后觉的说，我们应该早点关闭浴场；
血库也应该更早开始检测哪些是有病毒的血液；
研究者们应该更早开始寻找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媒体应该更早开始关注病毒的情况；
联邦政府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
尽管人们之后都意识到了，可人生哪有如果，只有后果。这些“应该”只是人们的反思，因为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命。
可在一片荒凉中，我们也看到了，无论何时何地，总会有人在混沌中寻找答案。
在艾滋病席卷全球的背后，有太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就像今天的新冠病毒一样，它是如何肆虐到全世界的？这其中的缘由，难道和四十多年前不一样吗？
我们很多人都不相信天灾一说，认为一切灾难都是一个终会消失的噩梦。
可实际，噩梦不一定会消失，但在噩梦连连的日子里，人类自己可能会消失。
因此，我们要知道，比病毒更可怕的人心和强权。
同艾滋病的这场战役我们远未胜利，而且以后，人类要面对的也不只是艾滋病，更可怕的病毒和灾难都有可能降临。
所以，不要让历史一遍遍重演，不要让悲剧一次次谱写，我们可以改变未来，挽救更多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