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最關心的經濟問題是什麼？”
從互聯網搜索結果來看（截至2019年2月）， “經濟增長”在一眾經濟話題的搜索熱度中以超過95億條相關結果穩居第一，遠遠超過諸如“效用函數”“收入分配”“財政政策”等等經濟話題。
從人口的角度分析經濟增長的歷史，會發現從18世紀起世界人口經歷了爆炸性的增長。羅伯特·福格爾(AER,1991)認為，第二次農業革命之後食品生產業的技術進步是人口爆炸性增長的主要原因。
此外，自1900年以來，世界各國人均收入呈現顯著差別，時至20世紀90年代，包含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才剛剛達到美國100年前的收入水平，約為同時代的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範圍內收入的兩極分化只是近現代才發生的事。安格斯·麥迪遜(2003)統計發現，1820年（清嘉慶年間）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荷蘭人均收入約為中國等東亞國家的3倍，一旦上溯到約2000年前（約為漢平帝年間），世界範圍的收入差距則微乎其微。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在其2013年的專著中認為，歷史就是人類不斷試圖逃脫貧困、早夭以及爭取更好生活的歷程。
那麼是否人類世界的發展就註定會帶來如今這樣巨大的收入差距呢？既然如今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由現代經濟增長的成功導致，那麼收入水平的收斂最終會不會發生？
“東富國”與“西窮國”的寓言故事可以幫助我們形象化地找尋貧富差異的源頭。如果“東富國”和“西窮國”兩個國傢俱有完全相同的人口結構和國土面積，但人均GDP的差距高達8倍，其差距源自何處呢？
首先，在土地和人口相同的條件下，我們就要關注人均物質資本的差異，擁有越多投資、人均資本越高的地方，生產力將會越高。此外，生產力還受到技術和效率的影響。如果兩國之間存在的資本差異、技術差異分別可以解釋收入差距的2倍，那麼最後2倍的差距將歸結於生產效率，也就是能夠促進人們工作的激勵機制、制度安排、市場結構等等。
那麼繼續追問下去，又是什麼導致了兩者在資本、技術和生產效率上的差異呢？
在這則寓言中恐怕就要歸結為“東富國”的民主制度、自由市場和“西窮國”的君主封建制以及封閉市場的制度差異了。
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經典模型——索羅模型是從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三個方面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其基本設定是：人均收入是由人均資本和生產力決定的。資本要經年累月進行積累，其積累過程取決於投資和折舊兩個方面，也就是資本的增長等於儲蓄減掉折舊。儲蓄率在這裡扮演著決定性的作用。但如果儲蓄率是內生的，索羅模型將會面臨“反向因果”的邏輯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若將經典生產函數進行對數線性化，得到的等式顯示人口數量對總產出的影響為負。人口數量是否制約經濟增長呢？西方俗語道：“上帝為每張吃飯的嘴都配備了一雙勞動的手。”如果直接對比世界各國人均GDP和相應的人口增長率，直觀的關係是越富有的國家其人口增長率越低。但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人口增長率是否是內生的呢？事實上，經濟學眾多文獻顯示，人口規模為技術進步和生產力提高提供了源泉。
也有人認為，索羅模型和馬爾薩斯理論類似，並未考慮到人力資本的“非競爭性”作用，即人口增加會促進更多“新點子”的產生，而這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經濟學家哈耶克認為，勞動力更傾向於具有邊際回報遞增的屬性，因為人口的增長不僅僅是單純數量的增長，而是更多不同人的“差異化”增長，越來越多不同的頭腦才會萌發越來越多不同的想法，進而提高經濟的整體生產力。
健康和教育可被視為人力資本發展的兩大基石。健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目前在經濟學界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研究。從宏觀角度來說，健康狀況相對於教育水平更能夠預測未來的經濟增長；從微觀角度來說，健康狀況可以被納入人的效用函數，健康的身體既是人們所享受的消費品，也是需要投資並且回報豐厚的投資品。
健康會影響個體的決策，決定個體是否能夠做諸如學習、儲蓄等長久的計劃和打算，同時也影響其生育和社會行為。人的健康狀況同時還會影響商業運行，健康風險可能會提高失業率、減少職業培訓的回報、增加健康保險的風險溢價等等。
（作者為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經濟管理學部副主任）
原標題為《增長、財富與健康》
來源 北京日報客戶端 | 作者 劉國恩
編輯：袁昕
流程編輯：王夢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