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国大地掀起了农业产业化的新高潮。农业似乎找到了解决千家万户分散的农民和大市场大工业对接的灵丹妙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全国只要和农户沾边的企业，好像一夜之间就都变成了公司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十一部委在农业部成立了联合办公室，发了前所未有的非常强有力的扶持文件。以此类推，各级政府照方抓药，真的解决了很多编制问题。我当时也是参与其中的积极一份子。
一直到2001年，一件事惊醒了我深入思考这个问题。那年春节临近，在我们公司办公大楼门口，每天早晨都有一个中年妇女拎着一面铜锣，堵门开打。然后，照例是110来劝人，员工访客都走后门。
这个中年妇女是一个村的妇联主任，在政府和公司动员下，带动村里人和公司签约养肉鸡。一开始，赚了；后来，全赔了。赚的时候，公司、农户、政府皆大欢喜。赔了，那就是一个家庭的灾难。
那时候的制度环境，没保险，也没有互助设计，更没有农户和上市公司之间的股份关系。公司加农户，公司赔的是鸡雏、饲料、疫苗和技术人员的工时，签约农户赔的是全部家产，这就产生了一个不对等。
风险不对等，公司有承受风险能力，农户没有；价格不对等，公司有价格发现和议定能力，农户没有。
尤其是，规模不对等，公司是一个纯粹市场化并且受政府保护的大体量经济实体，农户是一个被动接受公司合约的个体经济。
这种规模体量对小农户的伤害是制度性的，极其隐蔽的，非常好地掩盖在公司为农户表面上无微不至的周到服务上。
但是，致命的一点就是公司赔钱，有政府补贴；公司赚钱，政府免税，而农户是享受不到的。这样就导致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农户个体经营越来越脆弱，公司+农户演变成一个赤裸裸的产业化剥削体系。
因此，规模是谁的狂欢？工商企业的规模如果还是这样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那不过是涛声依旧。
在中国，农业产业化，与农户和合作社如果没有股份方面的合作那就是耍流氓。
我们已经耍了30多年流氓，愣是把当年刚刚分田单干，养得水灵灵的小姑娘一样的农户们，蹂躏成了抛荒、离乡，不愿意回到耕地上在城市里讨生活的老婆子。
如果这规模不是农村内生的的组织形成，那这规模不要也罢！要他，他继续耍流氓。有人跟我争辩说，在中国，做农业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太分散，他要流转过来，效率会马上提高，成本会马上降落下来。
老兄啊，是不是你以为一个省的农业必须围着你一个公司转啊？把一个省的耕地全部流转给你，你敢要吗？看问题不能看表面现象，要看土地背后的深层次东西。
土地，对国家意味着什么？对农户意味着什么？到了你手里，那又意味着什么？很多农业企业老板事业做大了，认为无所不能，诸多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在他眼里，都成了他可以摆布的利益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