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34期，原文標題《竹林七賢，真實與想象》，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竹林七賢”的七人是真實存在過的歷史人物毫無爭議，但是否共同聚會過的團體則並不能達成共識。後世所形成的“竹林七賢”的稱謂，是對淡泊隱逸、自由放縱的士人精神的想象，卻也在某種程度上抹掉了這七人性格與命運的差異。
實習記者/徐亦凡
主筆/丘濂
《七賢雅集圖》王明明繪
“竹林七賢”存在嗎？
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劉伶、王戎，這七人因為“竹林七賢”的名號被後人視作一體，也作為縱情自我、竹林遊弋的故事主人公成了中國士人階層千年來欽羨的文化符號。直到上世紀40年代，這段從古至今流傳的“七賢”歷史首次引發真實性的考量。
學術大家陳寅恪先生髮出新論，認為“竹林七賢”並非歷史實錄，而是後人附會創造出的故事。陳寅恪在《清談誤國》中提出，先有“七賢”後有“竹林”，東晉士人受到佛教“格義”學風影響，取佛經中“竹林精舍”之名和《論語》中“作者七人”的說法，融合出“竹林七賢”一說。他認為，“竹林”既非地名，也不是事實的竹林。“竹林七賢”故事發生地在今天的河南焦作，陳寅恪考證稱，焦作屬北方而無竹。
陳寅恪的見解推動更多學者對“竹林七賢”真實性予以考證，帶來了不同維度的質疑與討論。
相對易於解決的是“竹林”問題。陳寅恪認為竹林是子虛烏有，而是來自對佛經的附會，但這種說法與《魏氏春秋》有所出入。學者衛紹生認為，《魏氏春秋》兩度提及“遊於竹林”，那不該是虛指，而應當有一個確切地點。學者範壽康則提出，“所謂的竹林，似乎並無一定的地點，他們七人都喜歡選擇附近各處的竹林作為集會的地方就是了”。但《魏氏春秋》在敘述竹林七賢時，多談及嵇康所寓居的山陽縣，這裡應當是七賢主要活動地點，也更可能是竹林所在地。
學者王曉毅則通過實地考察和梳理歷史文獻記載，試圖證明，嵇康居所山陽，也就是今天的焦作在古代是有竹子生長的，甚至作為經濟作物大面積人工種植。六朝地理文獻《述徵記》和《水經注》則明確記載，山陽嵇康園宅附近種有竹林。
即便確有竹林，七賢前的“竹林”名號是否仍有可能來自佛經呢？王曉毅對《大正藏》中釋迦牟尼在王舍城迦蘭陀講經園林的翻譯進行了統計，發現共有“竹園”“竹林”或“竹林園”三種。但在形成“竹林七賢”之說的東晉初期，中國社會更習慣稱竹林為“竹園”，直到七賢名號流傳開後，佛經翻譯中的“竹林”比重才有所上升。可見並非時人借佛經為七人命名，更可能是“竹林七賢”稱號的流傳影響了佛經翻譯。
從佛道兩教的分野來反駁陳寅恪也是一種思路。學者韓格平認為，用佛教意味濃郁的說法來為“道家情趣卓然的玄學領袖命名，既與嵇康等人對佛教的態度相牴觸，也難以為中土廣大士人所接受”，東晉時期儒釋道雖然有融合，但還是相對獨立的不同學說。佐證是南京西善橋出土的東晉古墓壁畫，在畫中，七位魏晉名士與春秋時期隱士榮啟期並列出現，而後者是眾所周知的道家人物。韓格平據此推斷，將竹林七賢的命名確定在道家範疇是符合士人共識的。
質疑還來自七人居所距離，如果相隔甚遠，也可能成為齊聚山陽的阻礙。不過梳理史料可以發現，如果以嵇康寓所山陽為中心，其餘六人都距其不遠。
其中向秀與山濤原籍便在河內郡，今天的地理範圍大致涵蓋焦作市全市，以及洛陽、新鄉、鶴壁、安陽四市的部分地區。向秀在《思舊賦》稱，“餘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實他不僅住處與嵇康接近，二人在隱居生活中也接觸密切，常常同遊。而王戎原籍雖在琅琊（今山東省東南部地區），但“與康居山陽二十年”，可見是嵇康多年的鄰居。至於阮氏叔侄，他們居住在250裡外的洛陽，但史書中留下他們在山陽往返的記錄。事實上，當時洛陽的達官貴人最喜歡北上河內，“在山墅中飲酒清談”。劉伶雖是沛國人（今安徽宿州部分地區和淮北），活動範圍卻在洛陽與河內一帶，劉伶墓距離嵇康的竹林園也僅幾十裡，比起山濤與向秀故里甚至更近。
有竹林，有七賢，沒有地理限制，但據此依然難以確認“竹林七賢”的故事究竟有無真實發生過。比如韓格平推測，這個名號可能是傾心道家學說的士族文人基於自己的審美情趣提出的；還有看法認為“竹林之遊”存在，但未必是這七個人的故事，陸威儀在《哈佛中國史》中就認為，這七個人沒有在同一地方聚齊過，有些可能從未見過面，生活中並無交集；但也有學者提出，這個名號其實在當時就已經存在，只是因為魏晉禪代之際的政治恐怖而無法見諸文獻。對嵇阮二人頗有研究的漢學家侯思孟的看法與之相似，他認為這一得名應有其事實基礎，並非完全出自傳說，但侯思孟也認為“竹林七賢”故事在其身後百年流傳可能出於司馬政權的宣傳需求，試圖藉此傳達對諸賢的寬厚態度。
公元248年的竹林同遊真實嗎？
公元248年，即正始九年，是這個偶像符號真實出現過的最合理年份，七位名士的人生軌跡極有可能在這一年交匯于山陽竹林。
正始年間，曹魏政權與司馬氏族政治鬥爭綿延，混亂政局是促使當時名士避世隱居的重要前提。而在248年時，七賢都沒有官職，處於閒暇狀態。
最早在山陽定居的，應是嵇康。在魏晉時期，山陽並非窮鄉僻壤，反而是名士“隱居”勝地，而且與洛陽之間有便利的交通和驛站。嵇康在山陽有園宅，可能繼承自父親，也可能是魏長樂亭公主與其結婚的陪嫁。
隱居山陽前，嵇康曾短暫為官，但不久辭官致仕。箇中原因與他崇尚的老、莊不無關係，嵇康對莊子的思想深以為然，選擇隱居與這種價值觀也足以自洽。而政治因素則更為重要，一方面，嵇康與曹魏有姻親關係，有著無法剝離的天然政治身份，而另一方面，他的性格也無法支撐自己在政治爭鬥中順遂自如。
作為七賢中聲名最盛者，嵇康對於政治的極力迴避遠比阮籍更堅定。嵇康縱情山水以追求精神自由，寓居山陽過著“反傳統反社會”的返歸山林生活。山濤舉薦嵇康出仕時，他堅定回絕，稱自己“非湯武而薄周孔”，矛頭直指司馬氏。侯思孟認為，嵇康一再拒絕與司馬政權合作雖然很危險，但遠離政治帶來的自由也使其獲得精神滿足。
向秀此時也處於隱居狀態，他與嵇康相識於洛陽，住在山陽臨近的懷縣。向秀與嵇康性格並不相同，不僅低調內向，也並無違背禮教的行為。據《世說新語》記載稱，“康傲世不羈……而秀雅好讀書”，性格差異如此巨大的兩人，卻私交甚篤，一起鍛鐵一起灌園，還和另一才子呂安交遊甚密。《太平御覽》記錄了三人的隱居生活，“向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于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他們時常遠足，隨意漫遊，從心所欲的狀態完全符合人們對歸隱生活的想象。
247年，七賢中年齡最大的山濤因見司馬懿與曹爽爭權，辭去河南從事一職，從洛陽回到河內，《晉書》記載稱，“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明辨時局又極善自保，後人對於山濤的這一特質大多無異議。學者羅宗強在《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一書中提及，山濤在處世態度上與嵇康、阮籍的任性放誕非常不同，從沒有違禮之舉，他積極入世也謹慎處事，非常有見識，“不看準政治形勢，是不會採取行動的”。在山濤身上，出入儒道、二者調和的處世方式體現得極為鮮明，他最大特點就是所謂“通達”，“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所以，他有志於出仕以濟世，又深諳老莊超脫物外和避害保身的精神，才會在兩大政治集團的奪權漩渦中及時抽身而出，於鬥爭最激烈時歸隱山林，避開了兩年後的“高平陵之變”，沒有因追隨曹爽而遭連累。
阮籍也在同期選擇遠離政局。248年，他曾短暫任尚書郎一職，後曹爽欲召其為參軍，但阮籍假託生病隱居鄉里。相較於山濤的明哲保身，阮籍辭任官職似乎更多出於對腐朽局勢的迴避，對世事感到不可為的無奈。不同於前者在玄儒上的調和，阮籍身上體現出更多矛盾，這種苦悶在他的詠懷詩中也有所折射。他反對名教，對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可又並不能完全超脫物外，他心中也有濟世之志，曾感慨“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不論是何動機使阮籍拒絕曹爽，至少他急流勇退，在248年得以加入竹林之遊。
而嵇康與阮籍的結識，以及七賢有可能相識，都離不開山濤發揮的關鍵作用。244年出任河內郡功曹時，山濤結交了才子嵇康、呂安，又介紹阮籍與嵇康相識。《世說新語》中記載，“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邀請他們來家中做客，三人清談“達旦往返”。
七人中，山濤最年長，而王戎最年幼，二人相差29歲。但王戎自小就非常聰慧，“幼而穎悟，神采秀徹”。他的父親王渾與阮籍都曾任尚書郎，但阮籍每每上門拜訪時，卻是與小自己20多歲的王戎相談甚歡，《世說新語》記載阮籍對王渾說，“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王戎極有可能在阮籍辭官後被他帶入清談與聚會。
阮咸為阮籍之侄。阮咸本人也是放達隨性、不拘小節的名士風格，會用酒甕痛飲，據說還曾“與豬共飲”一缸酒。
另一位無意於仕途的劉伶也非等閒之人。他行事作風極其豁達，而且最是愛喝酒，還寫過傳世的《酒德頌》。儘管他長得矮且容貌甚陋，卻是難得看上別人。但他與阮籍、嵇康的關係卻很不錯。《晉書》記載稱，劉伶“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
至此可見，七人已經相識，彼此間的空間距離也不構成同遊的阻礙。時、空、人三元素都已聚齊，七賢同遊不是不可能事件，這個名號或許就來自他們七人某次竹林聚會。
可惜的是，248年也成了七人可能相聚的唯一時間。一年後，政局遽然生變。司馬懿趁曹爽與魏帝曹芳到高平陵謁陵時發動政變，也稱正始之變。
高平陵事變後，阮籍被司馬懿召為從事中郎，他重新出仕，離開了山陽竹林。
被賦予的群體想象
當“竹林七賢”的名號在後世文獻、詩歌、畫像以及士人口中被屢屢提及時，它也成了一個被標籤化的偶像群體。其實，七賢雖都談玄飲酒，脾氣秉性卻各有差異。至於政治立場七人更是不盡相同，其中嵇康與王戎算得上是處於兩極。嵇康半生隱居山陽，至死也未出仕司馬政權，最終卻捲入朋友呂安之事入獄，並遭司馬氏處死。幼年成名的王戎卻是七人中最熱衷仕途的，《世說新語》和《晉書》還記載他貪財吝嗇。王戎官拜司徒，封安豐侯，70餘歲善終。後來南朝人顏延之作《五君詠》，以嵇康、阮籍、劉伶、阮咸、向秀五人各成一詩，就棄在官場上頗有作為的山濤、王戎二人不取。
雖然命運與性格大相徑庭，但被覆蓋於“竹林七賢”的名號下時，“豪尚虛無，輕蔑禮法”或是任性放誕、喝酒縱情成為七賢的統一標籤。
但這也說明，七賢的故事真偽好像不那麼重要，至少對於中國士人階層來說，“竹林七賢”更像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作為一種文化符號被賦予了審美理想和精神寄託，“竹林之遊”則成為文人所向往的一種情結。
學者孫立群認為，中國古代士人從產生之始就與政治結下不解之緣，視參政入仕如農夫之耕，而士人隱逸與士人入仕是相併而生的。從這一視角理解，與談玄、歸隱聯繫最為密切的七賢故事看起來是個令人嚮往的精神自由模板，是在混亂時局中也要追求人格獨立與自我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