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上世紀30年代，是美國對中國充滿好奇的時代。1931年有7000多名美國人訪華，最多一年，則有1.3萬人。
在這些人中，格蘭姆·貝克不太引人注目。1935年秋，為環遊世界，21歲的貝克來到中國，那時他剛從耶魯大學畢業，勉強算個畫家，手中攥著大學時賣畫掙的2000美元。原計劃逗留兩週，但“中國不僅生活舒適，而且物價便宜”。於是，兩週變成兩年。回美國後，貝克寫了一本《穿越中國長城》。
事實證明，回美國是個錯誤決定。貝克錯過了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以及1938年—1939年，為了生存，中國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抗爭。
1940年，貝克開始為美國戰爭情報局工作，來到重慶。
然而，重慶的美國使館設在遠離市區的江邊，擺出一副隔岸觀火的架勢，80%的美國外交官留在淪陷區，面對血腥與殘酷，他們覺得：東亞人天性如此，沒必要插手。
1950年，貝克出版了《兩種時間》，隱喻中美正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很難彼此瞭解。書中提出：“純粹是由於中國自身情況的發展，才最終使得共產黨的勝利成為不可避免。”該書在國外學術界被反覆引用。
1987年，《兩種時間》有了中文版，標題被改成《一個美國人眼中的舊中國》。日前，天地出版社又出新版，易名為《戰時中國：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1940—1946》（以下簡稱《戰時中國》）。
與上一版相比，有兩點不同：
其一，內容更多。
其二，恢復了作者的配圖。
《戰時中國》的史料價值不可替代，但它真正的價值，在於作者能跨越文化障礙，站在良知、尊重的立場上，對苦難中的中國寄予“理解之同情”。在貝克平視的目光中，不乏犀利，卻飽含了人性的溫度。
僥倖挺過“麥卡錫時代”
在英語世界中，如今關於貝克的介紹也很少。1914年，他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縣的德比市，父親是著名實業家歐文·貝克，經營著斯特林公司。
上世紀前50年，至少有180多名美國記者來過中國，這是成名捷徑，貝克能否算其中之一，很難回答——他在美國新聞處當過編輯，寫了幾本關於中國的書，反響都還不錯。
《戰時中國》不是嚴格的新聞作品。
首先，議論太多，在文體上超越了新聞寫作的規範。
其次，很多內容來自道聽途說，說明突破採訪能力不強。
其三，採訪過宋慶齡，但寫得不好。
此外，在中國成名的美國記者，在後來的“麥卡錫時代”均遭麻煩：《西行漫記》的作者斯諾很難再寫大稿，妻子上了“黑名單”，為省錢，全家搬到歐洲；因報道“河南大饑荒”聞名的白修德受到恫嚇，轉去寫小說，被戲稱為“叭兒狗新聞人”；斯特朗則定居北京……貝克未受衝擊，在《兩種時間》（即《戰時中國》）後，還出版了《中國的生活記憶》，晚年寫了幾本兒童讀物（《小吳和西瓜》《百靈谷》等）。
1968年，54歲的貝克死於癌症。身後被贊為“在20世紀到中國併為之撰寫文章的作者中，貝克是最活躍、最敏感的人之一”。
他找到了看中國的新視角
《戰時中國》雖非成熟的新聞作品，卻是優秀的非虛構寫作。
很少有記者能像貝克那樣，敏銳地發現：當時中國人的臉上總帶有“難以形容的微笑”。這種微笑從何而來？為什麼如此普及？能否被改變？它會產生怎樣後果？……由此，貝克找到了一個看中國的獨特的視角。
這種微笑有時是積極的：
當空襲警報響起時，人們仍在大街上閒逛，甚至互相開玩笑。公交車上，人們仍在積極拼搶一個靠窗的好座位。“有秩序的人們提前躲進了防空洞，在黑暗中坐下，聽著熟悉的聲音，然後又按順序出來”。人們生活在一種莫名的歡笑中，格蘭姆·貝克稱它為“自衛式的歡笑和自嘲”。
這種微笑也有殘酷的一面：
幾名工人在睡覺前，抓來一隻大老鼠，用繩子捆住它的尾巴，倒掛起來，然後點火靠近它的鼻子，用煙燻來折磨它。在老鼠的掙扎中，一天的疲勞似乎都化解了。貝克發現，不論是精英還是百姓，大家都沉迷於侃大山，雖有更好的娛樂方法，比如打網球、看電影，卻無法吸引他們。
漸漸地，貝克理解了：這份“難以形容的微笑”其實來自無可奈何。生活中有太多反智的事，用“難以形容的微笑”，既表示接受，又傳遞出不滿。
在戰時重慶，為抑制通貨膨脹，國民黨的一位發言人竟很認真地建議：每口飯要嚼30次再咽，有助於消化吸收，大家的飯量減了，大米就不再緊張了，物價就下降了。
為了節約，國民黨官僚將所有食品重新定位，比如冰淇淋被列入“餐後甜點”，只可在餐後提供。飯館老闆只好在上冰淇淋前，在顧客的桌子上擺滿盤子，以示他已“餐後”。
一次，蔣介石看到滿街店鋪，突然發了火。警察立刻命令所有店鋪停業，其實他和大家一樣，不知道為什麼，但總要“給個面子”。幾天後，見上面不再追問，幾家向警察行賄的店鋪率先重張。沒多久，整條街又恢復了昔日熱鬧。
類似的故事天天都在上演，終於培育出人們“難以形容的微笑”。
是誰阻擋了真正的微笑
然而，面帶“難以形容的微笑”的中國，卻蘊含著驚人的恢復力。
日軍空襲減少後，小吃攤、零售攤迅速回到重慶街頭，昨日還是殘垣斷壁，今日便成一個個集貿市場。幾千年的苦難，乃至赤貧的壓力，都無法壓垮中國人。貝克遇到一家人，唯一出售的商品是白開水，那是他們全家過年時，才會嘗試的東西。
在《戰時中國》中，貝克寫道：“一個集合了和諧人際關係、無處不在的昂揚狀態，尊重個人價值的國家，實在是很值得我們期待。”
問題在於：怎樣把“難以形容的微笑”，變成真正的微笑。
讓貝克失望的是，蔣介石管理下的國民黨承擔不了這一使命，它表面上貼著“革命黨”的標籤，內部卻早被富人顛覆。在國民黨政府的加持下，土地永遠屬於富人，窮人除了“難以形容的微笑”，再無其他。
任何一個國家，當大多數人的個人價值得不到尊重時，任何變革都難形成。
蔣經國一度被視為“新政”的希望，在贛南似乎頗有成績，但這樣的事實真相說明那只是遊戲：贛州附近一個村，農民每年要將50%的收穫交給地主，蔣經國修公路、學校和紀念館，又抽走農民收入的35%作為捐稅，“新政”的結果是，他們每年只能留下15%的穀物。
在危險的駝峰航線，許多美國飛行員為給中國運送軍用品而喪命，可宋美齡訪美歸來，卻帶著數大箱化妝品、時裝等，讓飛虎隊給她運到重慶。飛行員們故意把她的箱子摔破，將裡面的奢侈品踢來踢去。一箇中隊的美國戰鬥機負責護送宋美齡專機飛越駝峰，宋美齡卻突然心血來潮，要喝一杯咖啡。結果戰鬥機只能在上空盤旋，白白浪費寶貴的油料。
貝克寫道：“從我瞭解了國民黨這架統治機器那天起，就厭惡了它。”
從“聖徒傳”轉向蒼生
《戰時中國》異常坦率地指出：美國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主要受保守派影響，由於他們制訂計劃的基礎，是幫助中國那個最腐敗、最守舊、最不得人心的集團，反而加速了舊統治的解體。
很多中國讀者感到詫異：如此顯豁的事實，為何當年美國人卻看不到？
1941年，貝克回美國休假，翻閱了《紐約時報》，驚訝地發現：“那年5月，中日戰爭從未在該報佔有頭版位置。”50萬中國軍隊參加的中條山戰役，只在6天后才在報尾寫了“寥寥數行”，同一版上，卻刊載了“羅斯福送給蔣夫人一件衣服的又長又囉唆的故事”。
出現這樣的局面，一是國民黨情報部門在審查中常把新聞“篡改得晦澀難懂”；二是與當時美國人看中國的視角有關。
美國是移民國家，有強烈的“在路上”的集體心態，美國作家不斷尋找新的流浪地。他們來到中國，不是為了認識中國，而是為了寄託情懷。正如詩人艾略特所說：“中國是一面鏡子，你只能看到鏡中的自己，永遠看不到鏡子的另一面——中國。”
貝克也曾是“在路上”的人之一。《紐約時報》說：“生活在洞穴、舊旅館、修道院和美國軍營中。所有汙垢、匱乏，所有危險，都無法阻擋他。顯然，貝克註定要去中國旅行。”
《戰時中國》本是另一種“聖徒傳”，即信仰者經歷人間苦難、淬鍊成聖的故事。幸好貝克來華這6年多，是西方看東方的視角轉換期——從俯視，轉向平視。
正因平視，使貝克和普通中國人產生了共鳴，使他從局外人變成局內人，自覺參與到尋求中國未來的思考中，這讓貝克的見識大大超過了同時代的美國作家。所以，貝克才會被這樣的場景所感動：
大轟炸的警報剛解除，“人們依然那麼肆無忌憚地互相碰撞，家庭主婦們邊聊天邊從市場往家走，這一位手拿一包活鱔魚，那一位籃子裡提的是豬耳朵，還有一位的銀色網兜裡裝的滿是大蒜。大批佩戴證章的小職員夾著公事包，頭上戴著已度過了最寒冷的冬季的帽子，各自奔赴自己的辦公室”。
毫無疑問，《戰時中國》是一本植根於地底下的傑作，除了抱怨與批評，它因找到了中國力量的真正源泉，而成為不朽經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