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图摄影：胡安索林
按：在理应说上海话的上海，却曾有一段时间被广东话的音乐和影视牢牢占据——这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一直是我非常想研究和记录的，一来因为我自己就混合了这两种方言的血统，二来它的文化载体是我最感兴趣的，也是我目前最想做的亚文化记录的一部分。只是，之前一直未有落实实施，畏难点有很多，比如需要做大量的前期采访调查，比如写出来也许并没有人真的要看。幸得朱君鸿、张鸿杰、篠凱々、徐冰、司徒赫伦、Trace Wat、查禮譚、胡安索林等前辈和朋友慷慨接受采访，分享出他们难得的事实和观点，最终能完成这篇文字。本文原题是《粤语歌在上海：一个特殊的跨地域文化样本》。——墨墨
2017年1月14日，林忆莲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行她的“PRANAVA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在安可环节，这位来自香港的天后级歌手在台上说：“我给上海的朋友准备了一些广东歌”,接着演唱了两首她的经典粤语歌《灰色》和《愿》。在这场演唱会上，她还唱了广东话的《红颜未老》，并在开场唱了快歌《倾斜》——PRANAVA巡回在内地非粤语城市的其他场次，前者并不在歌单里，而后者她唱的都是国语版《灰色的逃脱》。
“我给上海的朋友准备了一些广东歌”这句看似不合逻辑的话，在“70后”的杂志编辑雷泽看来却非常合理：“林忆莲每次来上海宣传演唱会，上海的媒体记者都会向她要求在上海多唱粤语歌。她祖籍上海，对粤语歌在家乡的地位也非常清楚。”
在上海演唱会上多唱粤语歌的香港歌手并不止林忆莲一位。和雷泽年纪相仿的音乐制作人朱君鸿是“校长”谭咏麟的铁杆粉丝，他说谭咏麟“在上海开演唱会的曲目基本和香港一样，但其他非粤语区的内地城市以及在台北他会有意多唱国语歌。” 1999年因为看黎明上海演唱会“入坑”成为粉丝的“85后”
小凯，发现那次演唱会上黎天王唱了好多粤语歌。心生疑惑的小凯向“前辈歌迷”请教，老歌迷告诉了他一件奇特往事：1993年黎明来上海开演唱会问歌迷要听国语歌还是粤语歌，台下的上海歌迷齐声要求听粤语。我给上海的朋友准备了一些广东歌……
显然，上海和粤语歌之间，有着——至少曾经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
一九七零年代末的上海和香港。原图素材来源网络。
一切，需要追溯到内地刚刚改革开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部和上海相关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与《霍元甲》热播，随之带红了两剧的主题曲。彼时的上海，街头巷尾随时可以听见上海人用不标准的广东话哼唱着“浪奔、浪流”和“万里长城永不倒”，而在遍布城市的音乐茶室里，以及深受市民欢迎的滑稽戏舞台上，这两首歌无疑也是出现率最高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上海滩》主题曲成了最能代表上海的音乐作品——谁也没法解释为什么这首“上海之歌”不是用上海话而是用另一种千里之外的方言演唱的。
还有广告。上海本地著名家化产品——“白猫”洗衣粉的电视广告歌唱的也是广东话，这一度让上海人都误以为这只地地道道的上海猫是香港进口货，因此阴差阳错地（甚至就可能是厂商故意）促进了销量。
“白猫”是“的的刮刮”的上海牌子，之所以这首广告歌是广东话的，是因为当时内地没有广告公司，整个广告案是在香港完成的。2006年，上海家化和李嘉诚的和记黄埔进行股权转让，“白猫”此时才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香港品牌”。
八十年代后期粤语歌在上海进入“后上海滩时代”，以谭咏麟为代表的主流粤语流行歌曲系统、完整地涌入这座城市，上海人对粤语歌的喜爱也进入了疯狂状态。
延安中路上的“中图”，全称“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是当时内地唯一可以销售原版进口音像制品的企业，里面售卖的徐小凤、谭咏麟、张学友等人的进口宝丽金磁带要价14元人民币照样销量很好，而当时上海普通职工的月收入也不过一百出头。
“中图”售卖的是正宗原版进口磁带，和海外原装版的区别只在于多印了一行“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进口”的字
正版太贵且品种稀少，“中图”隔壁弄堂里便悄然而生一种叫“拷带”的地下产业，把海外带回来的原版磁带翻录在空白磁带上，再加上黑白复印的封面和歌词出售，做这一行的人在上海被称为“拷兄”。如果你去问“拷兄”，他会告诉你卖得最好的“拷带”一直是香港的粤语专辑，尤以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梅艳芳、陈慧娴、Beyond和草蜢的最受欢迎。
“拷带”是特殊时代下的特殊产物，不合法，却哺育了整整一代的乐迷。原图摄影：雷泽
上海电台的调频音乐节目里粤语歌几乎占了半壁江山，朱君鸿清楚地记得“当时上海电台最受欢迎的《上录音乐万花筒》节目，周三播香港电台的‘中文歌曲龙虎榜’，周四播‘宝丽金彩带’，各档节目里也在播大量粤语歌”。上海电台甚至发生了世界流行音乐排行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1989年9月14日揭晓的《上录音乐万花筒》第十期流行歌曲排行榜，十首歌里粤语歌占了八首，其中谭咏麟一个人就上榜五首。
“传奇榜单”记录。翻拍自《中国进行曲——流行音乐四十年回眸》，徐冰著。原图摄影：雷泽
因为大量听粤语歌，再加上在录像厅看港产电影以及后来开追TVB电视剧，大批上海人纷纷学起了广东话，粤语培训班遍及全市，广东话大有成为上海第二方言的势态。比
雷泽小一岁、初中时做过“拷兄”的张鸿杰说：“我有次和朋友们去大连，晚上去当地KTV唱卡拉OK，大连人完全不相信我们是上海人，因为我们唱的粤语歌在他们听来实在太标准了。” 朱君鸿说自己“去广州或香港和当地人用广东话交流顺畅度‘七八成’”，还经常会在工作或者生活中担任一些国粤语的“小小翻译”。一个有自己方言的城市如此依赖基于另一种方言的文化，这么特殊的现象总该是有原因的。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海宁路2018年12月街景。此处是中国电影发祥地，亦曾是上海最集中的广东人聚居区
雷泽的解释是“乡音”。
雷泽出生在虹口区四川北路海宁路的一条弄堂里，从小，他在幼儿园和学校里说普通话和上海话，但回了家和家里人说的是广东话。“小时候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明明是在上海，我住的那条弄堂里广东话却可以通行无阻。”长大后
雷泽读了一些上海近代史的书籍，才知道广东人是上海开埠后的三大移民群体之一，而这些移民来了上海后大多选择聚居在虹口区的北四川路（后更名为四川北路）一带，雷泽本人便是这一群体的后裔。
1930年代广东人在上海市虹口区聚居活动分布图。资料参考自《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一书，
广东籍移民在上海人数众多，1949年便有12万人（据《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一书，宋钻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经历四十年又繁衍两代后裔，这些广东移民及其后裔在上海的粤语歌潮流中成了最有优势的一群，也成了这个并不说广东话的城市风行粤语歌的基础伏线之一。
两本研究在上海的广东人族群的著作：《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中山人在上海史料汇编》，皆
“据说半个世纪前上海的工商百货业和电影行业里可以通行广东话。” 雷泽说，“没想到半个世纪后，上海又为广东人找到了乡愁的出口。”
但投身粤语歌热潮的，更多的是像朱君鸿和张鸿杰这样没有广东血统的上海人，“乡音”和“乡愁”和他们无涉，对于他们来说，听粤语歌的原始驱动力，是“时髦”二字。张鸿杰说：“内地改革开放以后最初接触的‘时髦’，基本都是来自香港的东西。上海人对时髦是最敏感的，时髦的粤语歌自然就风靡上海滩。”
广东和香港之间的紧密联系大多源自血缘亲情，但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关系，则更多地来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经济交流。经济的强势决定了文化的强势，五十年代中期之前是香港仰望上海，上海拍的电影和国语时代曲风靡香港，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上海则反过来羡慕香港的经济金融和吃穿住行，因此香港的粤语歌和香港电影、TVB电视剧一起攻占上海也就不奇怪了。
雷泽说：“当时唱粤语歌讲广东话在上海是非常时髦的事。我因为会说广东话，那时还真的感觉特别骄傲。”
这盘引进版的磁带也对广东歌在上海的风靡起了决定性作用。原图来源网络
真正值得骄傲的其实是朱君鸿。朱君鸿 没有广东人血统，也没有系统学过粤语，他的广东话能力完全由听粤语歌、看香港电影得来。朱君鸿从初中开始听粤语歌，一直听到大学毕业，这个时间跨度正好是粤语歌在上海最繁盛的那几年，也就是在那几年里，朱君鸿形容自己“walkman的耳机几乎二十四小时挂在耳朵上”，也几乎听遍了香港主流流行音乐。在对着磁带歌词本一个字一个字的模仿和熟记中，广东话成了朱君鸿自然而然习得的语言系统。他颇有点自豪地说：“九十年代初香港出的每张专辑，每首歌的歌词我都可以倒背如流。” 朱君鸿承认粤语歌是引领他走上这一生音乐道路的带路人，至于这位带路人为什么会在上海风靡一时，朱君鸿觉得那是国语时代曲的一脉相承：“上海和香港，都市的感觉始终相通。”
九十年代初香港出的每张专辑，每首歌的歌词我都可以倒背如流。
张鸿杰 在郊区卫星城做最低层级的“拷兄”卖香港流行歌曲专辑“拷带”，一个暑假便能赚进一台录像机的钱，对当时的一个初中生来说，收入堪比今日之马云。
“拷带”这个地下产业的繁荣一度让人完全无法想象。原图摄影：胡安索林
他的“拷带”摊子上总是放着当期的《音像世界》杂志，里面的《唱片街》《摩登谈话》等栏目用来给买家参考，而买“拷带”的人很多都是头天晚上听了《上录音乐万花筒》的推荐来按图索骥的。
张鸿杰说：“粤语歌这么火，我感觉和他们在上海特别会宣传有很大关系。”张鸿杰的感觉没有错，曾任上海电台音乐频率FM103.7《上录音乐万花筒》节目编辑的徐冰证实，当年宝丽金唱片公司负责内地市场的总经理李志荣比其他海外唱片公司“先知先觉”，率先把宝丽金出品的音乐大量投放到上海的电台等媒体，而宝丽金最引以为豪的粤语歌自然就拔得头筹，在上海大行其道。
“宝丽金”（PolyGram）这家唱片公司在上海的广东歌风潮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原图摄影：朱君鸿
事实上，徐冰本人就是“后上海滩时代”粤语歌系统进入上海的推手。1987年，当时尚是一个高校图书馆管理员的徐冰在《音乐爱好者》杂志发表文章《山丹丹与摇滚乐》，此文被香港乐评人黄志华于香港《大公报》转载，徐和黄二人因此建立起了联系。1988年初，黄志华把1987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录成卡带寄给徐冰。5月，徐冰以听众的身份在上海电台《立体声之友》节目中介绍了这些歌，这期节目也成为了上海电台最早一集系统介绍香港流行音乐的专题节目。1988年年底，徐冰调入电台任《上录音乐万花筒》编辑，粤语歌由此通过广播这个大众媒体在上海发扬光大。
徐冰著作：《余音梦花街 靡靡思南路》和《中国进行曲》。原图摄影：雷泽
说到1989年9月《上录音乐万花筒》那张被粤语歌和谭咏麟“霸榜”的传奇榜单，徐冰仍记忆犹新：“当时这个排行榜采用的是听众来信票选的方式，一星期我们会收到一两千封读者投票信，那一次我们几个编辑都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信投给谭咏麟。”榜单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反响，人们开始注意到粤语歌的影响力。“这张榜单对于上海流行粤语歌这个特殊文化现象而言是一个导火索。” 对于在自己手里诞生的这个传奇，徐冰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它唤醒了上海的粤语歌听众的主观意识：原来他们的力量可以左右一个标志性的电台节目，我相信谭咏麟的歌迷那一次应该很有成就感。之后张国荣啊陈百强啊的歌迷也都开始效仿，当然，我们节目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然而，所有上海人对于粤语歌的热衷都好像戛然而止于1997年，一切也由这个特殊的年份而变成了一种隐喻。成了自由乐评人的雷泽，大约也从那一年开始只为了工作需要才听粤语歌，近二十年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香港流行音乐唱片是麦浚龙的《天生地梦》，对此雷泽的反应是冷笑：“你说这有多荒诞？！”
朱君鸿和张鸿杰对粤语歌最后的忠诚都停止于“四大天王”。朱君鸿已经和偶像谭咏麟熟到了一起吃饭聊天的地步，但他从2000年开始就拿下了以前二十四小时挂着的耳机不再听电台：“即便是陈奕迅，也不过是在重复罢了。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音乐品味在进步，还是他们做的音乐在退步。”
1997年，张鸿杰的“拷带”生意完全“灭种”：“‘四大天王’之后，香港没有巨星跟上，而歌迷又被欧美、日本、台湾和大陆的流行音乐分流了。”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还有个原因，从1993年开始上海的经济发展得太快了。” 就在这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上海的经济如火箭般一飞冲天，粤语歌和广东话活脱脱成了这支火箭的燃料舱，燃烧光，被抛弃。
“四大天王”之后，香港没有巨星跟上，而歌迷又被欧美、日本、台湾和大陆的流行音乐分流了。
朱君鸿和张鸿杰现在偶尔也会听粤语歌，但听来听去还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风靡上海滩的那些。雷泽如今还保有买唱片的习惯，但粤语歌唱片买的基本都是早年专辑的复刻版，这些复刻的最初出版年份没有一张超过1996年。他知道现在类似My Little Airport、岑宁儿和Supper Moment等等这样的新一代香港歌手/乐队唱的粤语歌在上海也会有人听，但这些粤语歌对于今天的上海而言，其意义已经和对北京、对重庆、对台北或者任何一个说华语的城市没有任何区别了。
但是，雁过留声，更何况粤语歌在上海曾经引致过的那么大风潮，这城市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依旧能听到粤语歌的点滴回声。
广州的爵士歌手司徒赫伦五年前来到上海演唱爵士乐，当时名字还叫司徒嘉伟的他马上发现了这个城市有着特别的粤语文化：“我去看网球大师杯比赛，惊奇地发现前后左右都在说广东话，另外在餐厅里也随时随地能听到粤语。我觉得粤语像是潜在上海文化里的一样。”
司徒赫伦。原图来源网络
司徒赫伦在上海的演出经常会用爵士来演绎一些早期经典粤语歌，听众的反响相当不错，而到其他非粤语地方比如西安去演出，他完全感受不到有这样的需求，因此也不会安排演唱粤语歌。
因为黎明而爱上粤语歌的小凯完全没想到自己又会“入坑”当下最火的著名女团SNH48，原因只是因为其中有个来自广东的团员张昕会在个人公演场合演唱粤语歌：“我‘入坑’的起因是张昕在个人生日公演上唱了黎明的《情深说话未曾讲》。”
同样位于虹口区的SNH48的专属剧院“星梦剧院” 。原图来源于网络
小凯其实心里也很清楚，张昕之所以会在上海唱粤语歌是出于竞争的考虑——要在一个总共三百多人的女团里出挑，必须要有点特殊的亮点才行。上海越来越稀少的唱片店里，粤语唱片几乎绝迹了，内地人和香港人之间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电视里香港娱乐新闻消失殆尽，看条黎明的近况还要“翻墙”——大概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心理吧，小凯只因为张昕会在上海唱粤语歌而心甘情愿成为了SNH48一整个团的“团粉”。
2016年，上海电台音乐频率FM103.7重新开出了一档全程以广东话主持、只播放粤语歌的节目《粤来粤爱》，此时距离徐冰在这个频率开创粤语歌在上海的先声已经整整过去了二十八年。《粤来粤爱》的主持人Trace来自广东，于粤语歌“霸榜”上海的传奇发生的那一年出生，在上海参加电台的主持人选拔比赛中因为一段粤语介绍而受到FM103.7领导的注意。
《粤来粤爱》节目主持人Trace。原图来源网络
对于能在上海的电台里主持一档全粤语的节目，Trace至今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想是因为103.7的领导对粤语歌非常有兴趣才有了这个特别的节目。” 新世纪后上海的媒体管控渐趋严格，
雷泽记得自己在电台客座主持时被要求不能说“国语专辑”“粤语专辑”，必须用“普通话专辑”“广东话专辑”代之，但在《粤来粤爱》这个名称上就摆明车马有“粤”字的全粤语节目上，Trace却觉得相当宽松：“103.7的领导真的很open，或者甚至可以说很勇敢。”或许这样的开放和勇敢，正是来源于粤语歌对上海绵延四十年的影响。我觉得粤语像是潜在上海文化里的一样。
《粤来粤爱》里播出的粤语歌，绝大部分仍然是谭咏麟、张学友、徐小凤、叶倩文、林忆莲和刘德华等人的老歌，在和节目听众的线下交流中，Trace遇到的也大多是比他大二十岁左右的上海人。让Trace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上海人一直要求他在彼此的交谈中说广东话。虽然Trace并没有经历过粤语歌在上海的疯魔岁月，但他现在仍能感受到余威：“电台主持前，我曾在上海的粤语培训机构教粤语，学员分三种：为了工作的，为了香港移民或求学的，以及为了听经典粤语歌和看TVB电视剧的，往往坚持到最后的是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今天在上海仍然非常非常多。”
今日的上海和香港。原图素材来源于网络
那些深爱和曾经深爱粤语歌的上海人、新上海人都还在。朱君鸿去了一家视频网站，他想做一个华语流行音乐的纪录片系列，里面自然少不了谭咏麟浓墨重彩的一集。张鸿杰刚刚装修完新居，他准备跟上潮流置办一台黑胶机，买几张他最爱的张国荣的黑胶来听。徐冰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出版回忆华语流行音乐点点滴滴的书籍，每一本里都有关于粤语歌在上海的尘封历史被挖掘出土。司徒赫伦和他的制作人商量妥当了，接下来的每张个人专辑里都会有一首在上海创作的粤语爵士歌曲。小凯最近从他母亲的抽屉里找到了很多王杰和叶倩文的“拷带”，因此他觉得自己对黎明和张昕的喜爱并不是无本之末。Trace的《粤来粤爱》每周六晚七点准时在上海电台FM103.7播出，线上版本则让他拥有了大量上海之外的听众。
2018年1月27和28日，林忆莲的PRANAVA巡回演唱会回到上海开encore 场，并以此为PRANAVA巡回收官，这同时也是她第一次在香港之外的城市开一个巡演的加场。雷泽本来已决定不去看，但最后一刻还是坐进了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就是在那场演唱会上，他决定了今年为林忆莲的粤语专辑做个回顾专题稿，因为他始终忘不了林忆莲的那句“我给上海的朋友准备了一些广东歌”。
内地改革开放以后最初接触的“时髦”，基本都是来自香港的东西。上海人对时髦是最敏感的，时髦的粤语歌自然就风靡上海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