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上下三千年封建王朝，以女性为尊的不过独一武唐时期，封建的思想压抑着女性的命脉，使得后世王朝但凡提及武则天，都会讳疾忌谈。而这种以男性为主的统治时期，则在男权思想的愈发顽固。
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认为女性不能独当一面。女子掌权，诸如慈禧、吕后者，无不窃国弄权，其虽有效仿武瞾之心，但却无武唐之法。而在武则天之后三百年不到的时间里，一个本可效法她的女皇后，在试探性的问出武则天这个敏感的话题后，被历史的评判吓住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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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皇后，就是宋朝宋真宗的第二任皇后刘娥。终其一生，刘皇后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唤醒整个社会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但三从四德的根深蒂固，狠狠的将这个妄图改变传统的女子回敬了一巴掌。
刘氏，在民间时叫作刘娥。 《宋史》称刘娥为将门之后，祖籍太原，祖父刘延庆为后晋、后汉的右骁卫大将军，父亲刘通为宋朝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 刘娥尚在襁褓时，父亲卒于从征太原途中，之后刘家举家搬至四川，定居于益州（今四川成都）。 但《宋史》的这段记述，当为刘娥显赫后伪造出来的身世，不足为信。
真实的情况当是，刘娥出身寒微，父亲早逝，由外祖父家抚养成人。《宋史·后妃传》载，刘娥从小“善播鼗”，即拨摇小鼓唱曲儿，暗示刘娥年轻时曾以卖唱为生。其后， “蜀人龚美者，以锻银为业，携之入京师” ， 一个叫作龚美的四川银匠带着她来到京师讨生活，估计也是走江湖卖艺。
“刘氏始嫁蜀人龚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举步维艰的刘娥和龚美相依为命，却始终抵不过生活的艰难。到了京师，龚美只能将刘娥卖掉，而这一次，刘娥遇到了她一生的贵人——韩王赵恒（即日后的宋真宗，时名赵元休）。
当时的襄王赵元侃听说蜀中盛产美女，很想认识一名蜀中女子，跟左右说： “蜀妇人多才慧，吾欲求之。” 王府属官张旻不知从哪里得知蜀人龚美欲嫁其妻，便将龚妻介绍给了襄王。于是，刘娥 “得召入，遂有宠” ，成了赵元侃宠爱的侍妾。
襄王的乳母秦国夫人生性严整，看不惯赵元侃沉溺于美色，将他进纳江湖女子一事告诉了襄王的父亲，即宋太宗。宋太宗觉得儿子的做法很不像话，令将刘娥逐走。襄王不得已，只好将刘娥送入张旻家里。张旻避嫌，不敢接纳，襄王又 “ 以银五百两与旻，使别筑馆居之” ，替他金屋藏娇。
至道三年（997），太宗驾崩，赵恒继位，是为宋真宗。真宗这才将刘娥迎入宫，封为美人。在原配皇后郭氏失子之后，便郁郁寡欢，一度致抑郁成疾，并很快去世。至此后宫皇后位一度空缺。
赵恒想立刘氏为后。但大臣都不认可刘氏，“大臣多以为不可”，并认为其“以章献（刘氏）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并一致举荐已故宰相的孙女沈才人为皇后。参知政事的赵安仁说：“刘德妃（指刘娥）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自始至终，出身低微的刘氏一直得不到群臣的正眼相看。
中宫位置空缺多年，赵恒的真实意图是等刘氏为自己生下一个儿子，到时候“母凭子贵”自然可以名正言顺入主中宫。但这对于年过四十的刘氏来说，却是是强人所难了。为此，刘娥安排侍妾李氏受真宗宠幸，为宋真宗生下了当时唯一的皇子。皇子还在襁褓中，刘娥就将真宗的这个皇子取为己子，并且让杨淑妃代为养育，这便是日后的宋仁宗。
对此一事，赵恒肯定是知道内情的，而且刘娥的借腹生子也得到了他的默许，为的不过是能让刘娥名正言顺的接手皇后之位。有了儿子，即使朝中大臣一致反对，赵恒也终于能坚定的立其为皇后。
在刘娥如愿被册立为皇后之时，真宗希望由久负闻名的翰林学士杨亿（杨大年）起草制书，杨亿婉拒了，丁谓开导他： “大年勉为此，不忧不富贵。” 但杨亿说： “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身处舆论风波的刘娥，自然备受攻击，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出身问题。
出身乡野的大宋皇后，甚至专门放低姿态去找朝中刘姓大臣去攀亲带故。但出身阶层的尊卑之分，让她多次扫兴而归：朝中大臣多言“不敢”。
这种阶层的尊卑之分，使得当时的臣子大多对其产生抵触心理。即使她贵为母仪天下的皇后，甚至一度执掌天下，都会在暗中偷偷讽刺其“卖唱”的过往；而对于这一点，刘娥自身也心知肚明，只能在史书中留给自己一个粉饰的出身，以堵住天下悠悠士子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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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娥能得真宗宠爱，不是因为她年轻貌美——须知刘娥此时已经四十三岁了——而是因为她聪慧，史书载刘后 “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 ，深得真宗赞赏， “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傅引故实以对”。
刘娥身为皇后，不但处置宫闱之事，有理有据，未有大的疏失；而且真宗皇帝退朝后，阅览天下的奏章，多至深夜，刘娥总是陪伴左右，参与国事的处理。刘娥处理政事，“周谨恭密”，越来越被宋真宗倚重和信任。到天禧四年（1018），宋真宗生病以后，更是将朝政直接交由刘娥处理。史书说，
“事多决于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太白昼现，经过占卜，得出结论：“女主昌”。历史上还有一次女主昌的时期，那次的“二圣临朝”，唐高宗生病，国家大事一概由武则天处理。直到唐高宗驾崩，武则天也一样接受了整个国家的政事。而这一次，在宋真宗驾崩后，整个国家也一同交给了这个身处波澜的女皇后。
面对大权在握的诱惑下，很少没有人能控制自己不向前一步。刘娥也有过这个念头，一次她询问大臣：“武则天这个人究竟怎么样？”著名谏臣鲁宗道回答说：“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一句话就把刘娥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之中了。
唐宋相隔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前朝之鉴，历历在目，武则天之所以能一举称帝，来源于社会对女权的认可和推崇，不过即使强如武则天，也要穷尽一生手段才侥幸窃得天下，还要为后世背负一个“唐之罪人”的名号。
大权在握，高处不胜寒的刘皇后也受到过再前进一步的诱惑。有臣子上书请刘娥“行武后故事”，更甚者献上《武后临朝图》，均暗示刘娥称帝。刘娥询问朝臣看法，众臣皆不敢言，唯刚直的鲁宗道说：这样做，又将置当今皇帝于何处？刘娥最终还是将鼓动她称帝的奏章撕碎，掷于地上，表态说：“我不做这种对不起大宋列祖列宗的事！”
作为执掌大宋最高权力的女性，刘皇后即使面对血淋淋的政治斗争，也会用柔性的女性风格去化解。纵然她拥有摄政太后的威严，但在权力斗争披露出的斗争底线，无不在宣示女性当家做主的柔弱：真宗驾崩后，权臣丁谓意图架空刘娥，独揽朝政，最终丁谓不过落得一个被贬的下场；天圣七年，刘娥治曹利用谋反之罪，也不过落得一个贬官查封家产的下场。名士范仲淹屡次上谏，屡次被贬，又能屡次回到朝廷，这要换了武则天临朝，早就死上好几回了。
刘娥不仅守护住大宋的底线，更没有忘记兢兢业业的为大宋辛劳。在她摄政期间，倡导最多的，便是强调提高妇女的地位和财产继承权。从这一点来说，称她为最早的女权倡导者一点都不为过。
但她所作的这一切在死后不久就被世人否定：.....章献明肃皇后最终没有像唐代武则天那样谋朝篡位，全赖忠臣的救护，使得章献明肃皇后不得不克制欲望。陛下可以保全皇位，实是这些忠臣之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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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忠臣可谓是“忠心耿耿”。他们坚持的依旧是古法所倡导的“三从四德”，面对刘娥欲于“效法”武则天的种种表现，多次横加阻拦：
明道元年（1032年）十一月，刘娥决定翌年二月，她本人要身着帝王之服去大宋王朝的太庙行祭祀大典。群臣闻之，多有反对。尚书、礼部侍郎薛奎进言：太后身着帝王服饰，在太庙行礼时是行男性皇帝的礼还是女性后妃的礼？刘娥竟也一时无法作答。
无奈之下，作为对群臣和士大夫的妥协，刘娥再次祭祀太庙时，只能将帝王衮服的十二章图案减去象征忠孝与洁净的宗彝、藻两章，同时，没有佩戴男性帝王的佩剑。
这一举动却也招致后世史学家的诟病：
仁宗立，刘后以小有才而垂帘听政，乃至服衮冕以庙见，乱男女之别，而辱宗庙。方其始，仁宗已十有四岁，迄刘后之序，又十年矣。既非幼稚，抑匪闇昏，海内无虞，国有成宪，大臣充位，庶尹多才，恶用牝鸡始知晨暮哉？
牝鸡司晨，阴盛阳衰必定乱政。后世在强加刘娥的罪恶时，并没有说她如何扰乱朝纲，为祸朝政，她唯一的过错，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没有人在乎国家统治者的本质，是能否让天下太平；所有人只在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不能是一个女人。
相比较武则天的“欲成大事，至亲亦可杀”的铁血手腕，刘皇后的仁慈宽厚并没有招致史学家的肯定，以至于在评判刘皇后一生的功过时，大多数人都认为，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所以过浮于功。
蔡东藩：刘太后生平，有功有过，据理立说，实属过浮于功。垂帘听政，本非宋制，而彼独创之；兖冕为天子之服，彼何人斯，乃亦服之。设当时朝无忠直，不善规谏，几何而不为武后耶？史官以贤后称之，过矣。
无论是“乱男女之别”还是垂帘听政，都牢牢的把她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更为艰难的是，即使贵为皇后，刘娥还得遵循三从四德的古制：有一次刘娥与宋仁宗一同出行。她让自己的车驾先仁宗而行，参知政事鲁宗道赶紧制止道：“妇人有三从，在家从父，嫁从夫，夫殁从子。”
直到生命的尽头，刘娥已经口不能言，仍在撕扯身上的衣服。宋仁宗不知道这是生命意思，召见群臣，哭道：“太后临终前数度牵扯身上衣服，是何意？”参知政事薛奎说：“太后不愿先帝于地下见她身穿天子之服。”仁宗醒悟，下令给刘娥换上后服，然后入殓。
在刘娥死后，称病不朝的八王爷赵元俨（后世艺术作品中“八贤王”的原型之一）对仁宗言道：“刘后非陛下生母，陛下生母乃是李宸妃。李妃娘娘死的不明不白，怕是被人害死的。” 皇太妃杨氏亦告知仁宗：“陛下真正的母亲确是李宸妃，现已不在人世。” 宋仁宗这才明白，原来刘氏并非自己生母，而生母李妃娘娘至死都不得与自己相认。在查验过李宸妃被以后礼下葬，并在水银养护下，面色如生。在确信李宸妃并非被人所害后，仁宗感叹道：“人的话，岂可尽信啊！”
在宋仁宗的身世大白天下之后，“仁宗认母”成了轰动朝野的大事，宋仁宗不得不下旨，朝廷和民间不得非议往事，这才堵住了天下人的口舌。但在宋朝之后，这件旧事重提，元代杂剧《抱妆盒》明代的《金丸记》清朝的《狸猫换太子》把刘娥越描越黑，几度成了一个狭隘妒忌、残害忠良，甚至企图谋夺大宋江山的“一代奸妃”的形象，与人物的历史形象相去甚远。
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她只是个女人。她颠覆了女性不得掌权的传统，开启垂帘听政的先河，而关于她的出身更是被妖魔化。历史上大多数人都把亡国的罪名强加在一个弱女子身上，诸如商朝亡于妲己，杨贵妃乱唐，西施亡吴，但在男权的社会里，女子真的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吗？甚至宋真宗宠爱刘娥，也成了刘娥的罪过。但把所有的罪过推卸到一个弱女子身上，这就是男权的所为吗？
在刘娥政治才干的光芒下，宋朝恢复元气，扭转了真宗朝的弊病，又为仁宗打下了基础。所以《宋史》对她的评价是：当天圣、明道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所以史学家挑了她唯一的黑料“狸猫换太子”则被后世无限放大，直至现今，都有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对其恶言相向。
关于她一生的评价，最为直白的当属“刘氏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可要在前面加个“幸”字，却也最准确，最真实：幸亏刘皇后有吕雉、武则天的才能，却没有她们的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