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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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相隔十年就是兩代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習慣。尤其老了以後，除了守住已經習得的有益的經驗，再要獲取新知識新信息往往是奢談。
這就是老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們不可能像一個少年那樣興奮地東張西望，無論什麼觀念和行為都要據為己有，他們守舊，固執，平靜，不爭風吃醋也難以憤憤不平。
世界有世界的模式，在滾滾的歷史潮流中，順應抑或觀望，都有其可取之處。如果有人膽敢認為自己認識了生活的本質與理想的模式，那背後若非淺薄的無知就是詭詐與欺騙。
02
今年以來，新冠病毒疫情席捲全球，在我們的生活中，防患於未然的疫情防控措施已經常態化，每個人的行蹤都被納入數字化的管控系統之中，一旦某個點出現問題，則牽一髮動千鈞，與此點聯絡在複雜的動態生活網絡中的人均被納入重點防患對象的範圍。
這一強有力的舉措，在疫情期間發揮了極大的能動性。作為防控疫情的目的的對象——人，成為了防控疫情的措施手段之一。
對於多數年輕人乃至部分老年人而言，這一目的與手段的重合並不衝突，他們很樂意把諸如「健康碼」之類的應用放在自己的移動終端，以獲取出入各種場所的通行便利。
健康碼的使用，從群體行動的意義上，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利他行為的最好解釋。這是全員參與的特殊時期的社會規章，只有每個人都認同並積極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帶來的風險。
也因此，多數人並不介意這種對個人信息的滲透及隱私透明化的行為。相反，若有人隱瞞自己的行程，帶來不安的因素，可能招致周圍人的指責和記恨。
03
但是，由此引起的問題迅速凸現，那些沒有智能手機，不會觸屏的邊遠山區的人們，那些進入耄耋之人不再接受新事物的老人，那些生活在個人化的世界裡跟不上潮流的人，那些反感強制行為性格怪異的孤僻者，不想用健康碼或不會用健康碼，或者沒有條件用健康碼，怎麼辦？
一段時間以來，老人沒有出示健康碼而無法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新聞此起彼伏。這不能不引起每個人的思索。假如我的確沒有健康碼，是否意味著我的人身自由受到了極大的束縛——在疫情期間人們視作理所當然，因為這是特殊時期。
其實乘坐公共交通系統還不是最顯著的衝突。老年人的生活往往圍繞著一些固定的模式進行，除了眼花耳聾要用特大號按鍵的老人專用手機外，他們去醫院的次數遠遠多於年輕人，除健康碼外，疫情期間的就診還需要提前在網上預約才能掛號。
這就讓很多看不懂新聞，收不到這類信息的老人拖著蹣跚的步伐歷盡艱難抵達醫院後，赫然發現自己沒有資格掛號，面對掛號窗口內的工作人員的解釋與耐心指導，他們內心一片茫然。不知何去何從。
有子女在身邊尚好，若沒有子女陪伴，則陷入進退維谷的境界，內心的無助和悽楚無以言表。
很多人都應該在今年看到過類似的情景吧？
這到底對不對呢？
04
為社會，為子女，辛苦工作一輩子。哪曾想，到老了，醫院不給看病。如何是好。
因此最近新聞媒體和社會的方方面面開始關注「銀髮族」如何跨入數字化社會的問題。算來得及時。
必須承認，中國在近十年的發展中，轟轟烈烈地跨入了數字化的社會中去了，人們的社交模式、消費行為、乃至個人信息，均已投身到了數字化的領域中。現在出門帶現金已經是化石級別的人的習慣了，就連乞丐也用二維碼乞討，何況其他。
這時候，還有什麼人過著抱殘守缺的生活，除了自己感覺不方便外，也給他人和社會帶來一定的不便。
比如，過去有的年輕人太數字化了，不帶現金開車過收費站，停下來，找後邊的司機用微信或支付寶換現金，這叫一個煩惱，不懂事。如今還有這種事情嗎，沒了，收費站都已經安置了二維碼付款的設備——當然，要是不用付款就更好了。
如果有人在疫情期間在高速路口掏現金來付錢，反倒顯得有點突兀。沒見過這種陣勢的新來的收費員還當司機掏手槍呢。這說明數字化的支付習慣已經蔚然成風不可阻擋了。
一機在手，暢行天下。早已是不爭的事實。
但我們不能忽視，任何社會潮流，多數人的行為習慣，總面對著一些「異類」。
對「銀髮族」而言，他們本是自己，並不刻意追求相反的生活效果，即便如此，也可能面臨考試和不及格的社會驗證，將自己的生活帶入種種不便的麻煩境地。
這時候難道我們就有資格以真理在握者的姿態指責他們嗎？我覺得不是。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應該得到寬容的乃至溫馨備至的關懷和理解。
因為我們不是他們，並不能體會他們的困惑和苦惱，也不該替他們做出任何違揹他們意志的決定。
中國自古以來講究孝道，從小了說，這是對自己長輩的關懷，往大了講，這是道德建設對普遍規則的尋求的實踐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