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之際，世紀老人像出土的文物成了媒體關注的熱點。日前，銜《人物》之命，拜訪了施蟄存(1905—2003)先生。
這是一間“多功能廳”，客廳、飯廳兼書房。先生的書桌蟄於牆隅靠南的一扇窗下。椅子後的書架上和桌前的地下，堆的都是書，多為泛黃發脆之族。案頭的稿箋、文具和什物略嫌雜亂，顯然，那是他剛剛筆耕過留下的痕跡。近年來他的《北山談藝靈》、《唐碑百選》和《雲間錄小語》等新著迭出。施老午睡剛起，臉色紅潤，精神蠻爽，滿頭翹立的白髮，抖擻出老而彌堅的神采。他身著一襲藍色睡袍，袍帶瀟灑地系在腰間，自然、隨意。寒暄後，我們坐下，不敢貿然敬菸。他老倒忍不住摸出一支又黑又精的雪茄來，先向我們示意，後自個兒有滋有味地抽起來。他左耳失聰，塞上助聽器與我們交談。儘管如此，雙方說話聲仍較高，他的方言又重，有時不得不借助於筆談。而他的手寫字已抖，只能將關鍵的意思寫上一兩句。他說他一生“開了四扇窗戶：東窗是文學創作，南窗是古典研究，西窗是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北窗則是碑版整理”。我根據與施老談話的零珠散玉和相關的資料，僅就他與中國現代文壇上的風雲人物的恩怨滄桑為切口，以年齒為序，謹整理於茲。
與魯迅：十年一覺文壇夢
施蟄存與魯迅(1881—1936)有過愉快交往的回憶，也有過瞠目怒對交鋒的歷史。
1929年年底，施蟄存和戴望舒等經營一爿水沫書店，為發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他們想系統地介紹蘇聯文藝理論，將書從英、法、日不同版本翻譯過來，叢書名為《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後易名為《馬克思主義文藝論叢》)。大家商請魯迅來領導，由馮雪峰出面與魯迅聯繫。魯迅欣然應諾，並擬定十二種選目。魯迅親自承擔其中四本書的譯事。後因時局形勢惡化，《論叢》遭禁，沒有出齊，但同人們合作還算愉快。
三年後，左聯以柔石為代表的五位革命作家遭國民黨殺害，魯迅拍案而起，寫了《為了忘卻的記念》，此文即發表在施蟄存主編的《現代》第二卷第六期上。以往魯迅給《現代》的稿子，都由馮雪峰徑交或由內山書店轉送，這次來得蹊蹺。一日，施蟄存上班時發現桌上魯迅的稿子，不知何人送來。從文末寫作日期看，已有十多天了。原來此文已經兩家雜誌編輯部之手，大家都怕惹禍，輾轉到《現代》雜誌社。施蟄存看了，也猶豫不決，奉書局老闆張靜廬定奪，張老闆也沉吟難斷。斟酌了三天後，施蟄存“捨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傑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表的榮譽”，同時覺得“這篇文章沒有直接犯禁的語句，在租界裡發表，頂不上什麼大罪名”，毅然拍板刊用了。為增強宣傳效果，施蟄存還向魯迅索來柔石的照片、手跡，另配上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犧牲》，同時加上魯迅的近照，精心編成一頁《文藝畫報》，與文章一併隆重刊出，社會反響強烈。
令施蟄存畢生難以忘卻的是：魯迅與他打筆墨官司時，斥他為“洋場惡少”。蓋當時《大晚報》闢一欄目“介紹給青年的書”，請一些社會名流推薦書目。施蟄存在推薦表格上填了《莊子》和《文選》，並附加一句“為青年文學修養之助”。魯迅讀後，不以為然，在《重三感舊》一文中，將之和“學起篆字來了，填起詞來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詩也寫成方塊了”等現象相提並論，批評為“光緒初年的雅人”。施蟄存年少氣盛，覺得有點委屈，他此舉只不過提倡“古為今用”而已，何必大驚小怪，遂撰《(莊子)與(文選)》一文，“替自己作一個解釋”，並說“沒有經過古文學的修養，魯迅先生的新文章決不會寫到現在這樣好”。鉚上勁後，魯迅又寫《以後》等系列文章批駁；施蟄存不服氣，據理力爭，以《推薦者的立場》、《突圍》等辯白應戰。雙方寸土不讓，金戈鐵馬，使論戰升級，“君子交絕，不出惡聲”那是神話。以善戰著稱的魯迅，在《撲空》的結尾犀利地寫遵“……他只有無端的誣賴，自己的猜測、撒嬌、裝傻。幾部古書的名目一撕下，‘遺少’的肢節也跟著渺渺茫茫，到底現出本相：明明白的變成‘洋場惡少’了。”施蟄存此前對魯迅是尊敬的，儘管在文字上鬧過點小意氣，仍執禮甚恭，但現在對方罵自己是“洋場惡少”，他只能赤膊上陣以惡相惡了。拳擊場上，兩個不同量級的運動員對壘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
“洋場惡少”的陰影，籠罩了施蟄存大半生。他本名施德普，一氣之下易名為施蟄存——“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勢，以存身也。”
與郭沫若：相逢一笑泯恩仇
施蟄存主操《現代》雜誌時，曾得到魯迅、茅盾、老舍等襄助。時郭沫若(1892－1978)遠在日本，遂請葉靈鳳代為相約，未果。施蟄存只得冒昧寫信，盛情相邀郭沫若為《現代》寫創造社的史料，仍沒得到郭沫若的回覆。他又與《現代》另一主編杜衡聯名寫信，始求得郭的散文《離滬之前》，適巧，同期發表周作人一篇散文，施蟄存在編排目錄時，將郭排在周之後，許是葉靈鳳見了，將此無意或有意之中函告郭沫若。旋即，郭沫若來函，以《離滬之前》將印單行本之由，拒在《現代》上發表。信來得很突然，文章已發排，迫於無奈，施蟄存在文末綴一行小字，申明本文將印單行本，下期不再連載。施蟄存又懇請葉靈風斡旋，言明郭著的正文中排在周文之前。疏通之後始得郭的諒解，並允《現代》，可繼續連載。本說不再連載，現在又出爾反爾，不能自圓其說，施蟄存不得不在“編後記”中說明“現承好多讀者紛紛來函要求繼續刊登”而續載第二部分，欺騙讀者之違心之舉，實屬不得已而為之。施蟄存又擔心該文最後一部分連載再出問題，那真不好辦了。禮多人不怪。他和杜衡又聯名致郭沫若信，措詞“非常宛轉、非常恭敬，使郭先生的不愉快渙然冰釋”。算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1935年孔另境編《現代中國作家書信》時，孔另境顧及多方影響，沒有將郭沫若這封覆信編入。將近半個世紀後，施蟄存獲得此信，戲冠以《郭沫若的爭座位帖》為名，輯錄在他的《雜記》一文內。
這封信的全文是：
大札奉悉，前致靈鳳函，所爭非紙面上之地位，僕雖庸魯，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在破壞偶像，無端得與偶像並列，亦所非安耳。大致如此，請笑笑可也。專復，即頌撰安
杜衡
施蟄存二先生
郭沫若一月十日
與馮雪峰：最後一個老朋友
馮雪峰(1903-1976)被施蟄存稱為“最後一個老朋友”，實際上也是他的人生之旅中一個最親密的老朋友。
馮雪峰的《革命與知識階級》就是發在施蟄存主編的《無軌列車》創刊號上。刊物出了六期，即被國民黨當局以宣傳“赤化”罪名封殺。後來策劃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的出版，也是通
過馮雪峰與魯迅聯繫取得支持的。
施蟄存、戴望舒和杜衡三人，1925年在震旦大學讀書時便加入共青團。1927年“四·一二”後組織關係中斷，馮雪峰曾希望他們能恢復。左聯成立大會，馮雪峰曾邀請他們三人參加。戴、杜出席，施蟄存因回老家未去。殘酷的鬥爭使施蟄存他們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義行動，三個人都是獨子，尚有封建主義的家庭顧慮。同時，在文藝活動方面，他們也希望有自己的自由空間，不想受過多的政治束約。馮雪峰理解他們，並以進步的思想不斷地影響他們。馮雪峰一直把他們當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人朋友。自關於“第三種人”(施蟄存認為是：不受理論家瞎指揮的創作家)論辯開始後，馮雪峰的處境比較尷尬，寧肯自己多受些委屈，也儘可能給他們以呵護。儘管杜衡最後投奔國民黨，令馮雪峰很失望，但友誼還維繫著。因此黨內批評家認為馮雪峰是“認敵為友”，不斷遭到批評。
“知我者，鮑子也。”
已期頤之年的施蟄存在回憶老友馮雪峰時仍很動容。“雪峰是一個篤於友誼的人，一個明辨是非的人，也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是“熱情團結黨外人士的好黨員”。
施蟄存還記得他們三人合夥搭救馮雪峰和窯姐兒的故事。
1928年年初，馮雪峰在北京發給松江施蟄存一封信。信中說，他已決定南歸，不過有個窯姐兒與他要好，要同時回浙，他急需一筆錢幫她贖身，請求幫助四百元，望立即匯去，並暗示他在北京呆不住。接到信後，戴望舒大為驚訝。因為他剛去北京找過馮雪峰，不見他和什麼窯姐兒有往來。施蟄存想大家都是浪漫青年，看上一個茶花女什麼的也不足怪。他們三人立即匯了四百元，並寫了一封快信。可是，許久收不到馮雪峰的回信，大家懷疑準是那個窯姐兒把錢騙到手跑了，馮雪峰不好意思回來了。
過些時日，馮雪峰從上海來信，說他到上海四五天了，要到松江來，讓望舒去接。施蟄存急了，他生在一個封建家庭，朋友帶個窯姐兒來住，是進不了門的，忙著張羅找住處。當天下午戴望舒接回馮雪峰，帶回的根本不是窯姐兒，而是一個陌生男人。大家相顧一笑。後來馮雪峰才說明，他為了籌款幫助幾個革命朋友離京，才編撰了一個攜窯姐兒私奔的浪漫故事。
當年他們一夥年輕人編的《現代》，雖然成為“過去”，但仍被圖書館收藏著，並且永遠會有人去研究它；而那些風華正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朋友們呢?連“最後一個老朋友”馮雪峰也於1976年撒手人寰，惟他孑然一人存世，“真感到非常寂寞”。
施蟄存慨嘆：書比人壽長。
與丁玲：巾幗不屑顧鬚眉
1924年，施蟄存在上海大學中文系讀書，與丁玲(1904—1986)、戴望舒、孔另境(茅盾內弟)等同學。當時女子上大學在上海還是新生事物，班上只有三五個女生。每堂課上課時，女士優先。總是男生先進教室，從第三排坐起，將前兩排留給女生。待男生坐定了，女生們才魚貫而入，那時還比較封建，女生見到男生頭一低，眼皮一垂，算是打招呼，相互不搭腔。施蟄存與戴望舒座位正好在丁玲的後面，同班許久，施蟄存見到的只是丁玲的背影。只有在老師發講義，讓第一排的女生往後傳時，才有機會打個照面，點個頭作罷。
“傲氣”是丁玲在回憶錄中自己說的。施蟄存回想起來，丁玲倒也真有點“巾幗不屑顧鬚眉”的味道。他記得有一次，戴望舒有件急事要通知女生，冒冒失失闖進女生宿舍，講話時，在丁玲的床上坐了一下。丁玲把臉拉得很長，戴望舒前腳剛出門，丁玲後腳就把被褥全部換掉了。在意識形態上，丁玲有點“傲氣”，自負自己有反叛精神，是個解放了的新女性。當時上海大學有個教授叫施存統，他以一篇《非孝》贏得暴名，一時名駕瞿秋白之上。丁玲將此人奉為反封建的偶像，她常往施教授那兒去玩，而瞿秋白在丁玲眼中只是一個“覺得還可以與之聊天的”而已。後來，瞿秋白上社會學課異常出色，聲名大振，遠在施存統之上；加之丁玲的好友王劍虹與瞿秋白結婚了，這才改變丁玲對瞿秋白的態度。
1928年後的三年間，丁玲、胡也頻同住上海淡水路，與沈從文合辦《紅與黑》月刊，施蟄存住北四川路辦水沫書店，夫婦常去聊天、喝茶，過從較多。施蟄存的書店還為胡也頻出過集子。次年，施蟄存回松江老家結婚，丁玲、胡也頻夥同文藝界的朋友專程到松江參加他們的婚禮。施蟄存還特地囑承辦宴席的菜館，為上海客人加一樣時鮮：四腮鱸魚……
施蟄存對丁玲還是懷有好感的。“文革”中，上海謠傳丁玲已逝世，施信以為真。後知其仍健在，並獲知她有續寫《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壯志，欣喜之餘，感舊作《懷丁玲詩四首》，其一曰：
丁玲不死真奇蹟，弱骨珊珊大耐寒。
幽谷春回恩怨泯，好扶健筆寫桑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