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e Haysom：兩位作家書中有另外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寫到了關於人的遷移或遷徙。梁鴻老師一般寫的是人們離開某一個地方、離開故鄉的故事。亞歷克西斯總是描寫一些關於人們來到一個地方的故事——那些不受歡迎的人們，他們到了一個地方之後發生的故事。所以我想問一下，你們覺得這個判斷正確嗎？
賴特：《天鵝》設定在距現在 100 年後的社會。所以一方面我通過介紹小女孩的生活，來描寫 100 年之後這個原住民的生活什麼樣子。但另外一方面，我這本書還涵蓋氣侯變化等主題。我覺得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世界各地的人們，他們都在不斷的遷移和遷徙，各地的人們有著共同的問題，就是未來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我們的未來將何去何從。所以在我的小說的架構中，既包含了原住民的這個主題，也包含了氣侯變化、人類發展這樣一些更加普適性的主題。
在此書中 100 年後的世界裡，世界上會有非常多的人流離失所，他們既沒有土地，也沒有一個可以稱為家的地方。甚至在 100 年之後，可能由於氣侯變化，也會引起一些戰爭。那麼這些流離失所的人，他們可能會住到海上去，住到遊船所組建起來的城市中。那麼他們這些人是不受歡迎的，實際上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接納他們。
The Swan Book，Alexis Wright，Simon and Schuster, 2016-6-28
梁鴻：《天鵝》是一個 100 年後的遷徙，而在中國大地上，我們的遷徙已經好多年了，這種大規模的遷徙，不能稱之為流離失所，但說是分裂性的移動也不為過。因為確實不是一個整體性的、樂觀的遷徙，所以我在《中國在梁莊》裡寫的是梁莊人在家的生活——那棵老棗樹、那條河、整個村莊的形狀。而《出梁莊記》主要是梁莊人在外打工，也就是所謂的遷徙。在書寫過程中，我感觸非常大，在中國的這種遷徙過程中，你會發現個體永遠不僅僅是個體，它的背後一定有無數的制度、無數的觀念、無數的血與肉的衝突在裡面。就是每一個年輕的生命，比如打工的年輕人，當他離開家鄉走向城市的過程中，都有很多很多的血淚史。這個血淚史並不是說沒有掙到錢、沒有吃喝。而是說他們在堅硬的制度碰撞過程中，他們所遭受的那種內傷。
所以如果我們從一個人類母題來講，比如說《出埃及記》，這是人類大的一個母題。就是說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個體，都希望找到那個奶與蜜的流淌之地，但其實沒有那麼容易。活在中國的人可能並不熟悉裡面的衝突，在城市裡面我們都見過三輪車，我們也都見過那些城管，但是我們可能沒見過工廠裡邊的工人，我們可能沒有見過郊區平房裡面住的人，我們可能也沒有見過廢棄的村莊裡住的那些工人。當你去走向那樣一個場景、走向那樣一個生活的時候，你才發現中國真的是兩個中國，它不是我們所想的我們所見的，我們日常所談的那個中國。
所以我覺得遷徙對於現在而言不是主動的。比如說我長大了，我想離開家鄉，我想看世界，這是一個主動的選擇。但在中國不是這樣的，它是一個非常被動的過程。如果我們站在一個更大的歷史層面來看，你會發現在人類文明的長河裡，這種遷徙由來已久，這樣一種衝突也由來已久。其實在這樣一個所謂遷徙過程中，在這樣的文明發展過程之中，都有一個被覆蓋的東西。所以剛才在聽到“原住民”這個詞，我突然想到也許有一天，中國的農民也會被稱為原住民。我們現在城鎮化過程中，肯定有一部分農民不可能被消化，那時候如果他們也被稱作原住民，我們的文明該是什麼樣子呢？所以如果假設有一天，那一部分尚未被現代性消化的農民，也被稱為原住民，那麼這個時候，我們所謂的文明衝突、我們所謂的制度衝突，該是什麼樣子？我想肯定也是一場血淋淋的廝殺，因為我們的文明從來不缺乏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大衛提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這應該算是人類所有書寫的主題。所謂的民族衝突、種族衝突以及現在正流行的女性衝突，都是非常大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有意，可以看《出梁莊記》，也可以看《天鵝》，這些書又重新讓我回到生活的原點，看到那些非常古老但是卻仍然非常新鮮的，我們仍然不可知那些存在。
賴特：那麼您剛才說到，就是在未來可能那些不能被現代社會消化的城市，他們有可能會被稱為原住民。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可以把他們看作是關於自然、關於土地知識的守護者，或者說把他們看作了解過去，瞭解那些最原始的知識的一個入口。所以說很有可能在那樣的一個將來，納西已經遷移到城市去的人，他們重新會回到過去的土地上，回到農村中，去習得學習那些已經被遺忘的古老原始的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