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不是十三五规划的简单延续，从本质上说新中国的成立是对旧中国的一次颠覆式重构，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千年大计的高度上，升华突破式、基因重组式、结构升级式进行的一次国家层面整体的重塑或再造。
面临新时代、新阶段，新矛盾、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新目标、新任务等一系列不确定，风险和结构性突变，十四五无疑将根本性重塑中国的方方面面，从而在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征程升华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从而系统切换式开启一个旨在千年大计的新时代，而打造世界级的农业企业，以承担巨大的挑战，任务，突破和资源，挑战世界四大粮商，掌握主动权和未来粮食价格话语权，意义尤为重大。
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什么中国粮食产量在一百年当中最长的一个连续丰年周期之后，中国府库盈满，完全没有饥馑之忧的时候，中国还会把国家“粮食安全”放在历年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的位置上?
数据显示，随着中国人口增长和消费提升，粮食出现巨大缺口。2017年中国粮食进口1亿3千万吨，大豆和稻米进口量为世界第一。2002年至今，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增长了800%。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粮食进口国
中国的粮食缺口在不断加大。在过去三年中，玉米、小麦和大米的进口量都在翻倍增长。据农业部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上升到5.54亿吨。缺口将加大到1亿吨以上。这表明中国既不是农业生产的大国，也不是农业生产的强国。中国正在成为农产品的纯进口国。
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中国的耕地面积在以每年4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虽然中国不甘心沦为粮食纯进口国，但农业部官员认为，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这种局面。中国过去一直努力要把粮食进口控制在5%以下，现在看来，没能做到。政府转而加大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业内认为，农产品也会像石油一样出现问题，成为农产品的纯进口国。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粮食供应的安全。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发布报告，西方国家占领了全球粮食安全系数排行榜第一梯队，中国则位列第42位，大大领先于中国的，包括粮食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18位)和韩国(24位)。如今，中国的双脚已不可避免地踏上了海外粮食进口的疆土。
对于中国来说，即使中国仅进口5%的玉米，那也将相当于全球玉米交易的1/3或者将近一半。影响竟大到如此程度。早在30多年前，开始进入高速经济增长阶段时，中国就一直面临一种可怕的预言式警告：中国对粮食日益增长的需求，可能导致全世界的粮食短缺。
全球四大粮商（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主要从事农产品贸易和加工。在经营范围上，纵横整个农业、食品行业和金融业的野心。路易达孚集团不仅从事谷物、油料、油脂、饲料、大米、棉花、天然及人造纤维等农业项目，而且涉及肉食、食糖、咖啡等各种食品制造。同时，还把触角伸到了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电力、天然气、石油及石油产品）和金融业（各类债券和银行业经营）当中。
全球四大粮商十分看重中国市场，自上世纪70年代初合作以来，已经在中国布局了10个领域。
中国加入WTO以来，四大粮商ABCD(即美国的ADM、邦吉公司、嘉吉公司和法国的路易达孚集团，以下分别简称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开始向中国大豆市场进军。从2003年至今已控制中国的大豆全产业链，并向其他粮食领域扩展。他们低价大量兼并中国大豆企业，影响了现有的粮油价格体系和大豆农民的利益。中央多次指出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建立中国粮食旗舰产业应对外资竞争。
一、ABCD在中国已经铺设完整的粮食全产业链
全产业链是农业领域重要的经营模式，涉及面甚广。产业链有利于企业统筹控制各个环节，做到粮食运作紧密连接，减少粮食交易的中间环节，从而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实现规模效益。但产业链前期需要巨大的投入，需要企业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消费者则可以方便追溯食品来源，有利于确保食品安全和稳定供应。以大豆农作物产业链为例，它可以归纳简化为五个相互连接的板块：生产、加工、储存、物流与销售。
每个环节都是由特定功能的行为主体和相应的活动组成，有明显的关联性和清晰的分工。如果这几个环节能在统一的控制下有效协调运行，势必产生很强的组合效果，提高企业效益。欧美发达国家在前期产业部门有充足的农业科研资金投入，农资装备非常先进，使农业增加值中的科技贡献率不断提高。另外各类金融和咨询机构对于市场信息的及时分析和掌握以及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打开市场，为农业产业正式进入奠定了先行条件。健全而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也为产业链的建设铺平道路。ABCD具有良好的信誉和融资能力，在欧美完善健全的市场中可以获得巨量的资本的支持。
二、世界粮商构建全产业链的核心要素
可以看出，世界粮商的“心脏”核心要素在于其构建的“农产品+金融+物流”一体化平台。该平台以农产品全产业链为主体，金融服务和物流服务两翼并行，形成“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具体为：
（1）“全”而“广”的农产品产业链，以农产品贸易为基点，沿产业上游种植、中游研发与下游销售发展，涉及农产品种类齐全，囊括地域范围极广；
（2）金融助力，大放异彩。最大限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执行最严格的套期保值风险管理制度，锁定公司经营风险，维持利润稳定；
（3）物流支撑，所向披靡。发达而成熟的物流体系，尤其是海运系统，可以面向全球提供从农场到工厂，再到销售终端的服务。
可以说，“从农场到餐桌”世界粮商控制了农业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
农资供应者（种子、饲料、农业机械等）→农产品生产者（农民、农场或生产企业）→农产品加工者（分级、包装、储藏等）→农产品经销商（市场营销服务者）→农产品消费者。
（1）上游农资供应者+农产品生产者
世界粮商不仅掌握了世界各地优质的农业原料资源，包括棉花、小麦、玉米等，而且控制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比如种子、化肥等。自有经营产出，与外来采购相结合，为他们带来稳定的原料供应，既成就其农产品全球贸易商的地位，又能保证中游农产品的加工。
（2）中游农产品加工者
世界粮商不仅进行农业技术的研发，而且利用现代化的加工设备，对农业原料进行深加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目前在全球共经营865个加工基地，包括榨油厂、果汁厂以及咖啡加工厂等。加工厂的建立，巩固了从农场到餐桌的中间环节，便于共享全产业链优势，既能消化部分贸易农产品，又能提供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3）下游农产品经销商
世界粮商控制商品流通和销售渠道，直接接触消费者，掌握第一手的市场信息，更好地指导和安排生产。根据客户订单，生产定制化产品与批量产品，更好地满足客户个性生产消费需要，增强客户粘性。
（4）产业链整合
世界粮商通过对生物乙醇技术的突破，打通粮食与石油的关联，实行粮油联动，将自己的粮食优势转化为能源优势，此外，从种子、化肥等生产环节到终端销售，世界粮商一条龙的运作依赖的是自身建立的物流系统。
共享机制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世界粮商全产业链的利益在农民、客户、同业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共享机制。
三、打造世界级玉米产业链企业刻不容缓
玉米是土地利用效率最高的作物，也是粮食、饲料、工业原料。“未来，玉米将成为农产品里的一颗新星”。但是，当前国内玉米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都限于困境之中：农户购买种子积极性不高、种植面积稳中下滑、工业需求不振、商品玉米价格下降……在种种因素影响下，玉米种子生产和经营企业从连续几年的过剩危机中苦苦挣扎。
产业格局已变。我国玉米的供需格局已然变化。那么，玉米产业链该如何脱困？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引下，玉米市场新的产业生态逐渐形成。经过3年去库存，玉米供需从库存高企转变为当年产不足需。
我们判断，2019年玉米的产需缺口会进一步扩大。过去，我国玉米生产持续增长，总产量从1978年的0.56亿吨增长到2017年的2.16亿吨，年均增长约3.5%，对过去20年全国粮食增产贡献率约80%。随着玉米收储政策改革以及种植业结构性调整成效显现，近年来我国玉米总产减少。玉米产量下降，饲料需求增长，深加工产能增加，总体仍供不应求。
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9-2028）》预计，2019年玉米面积小幅调减，玉米总产量变化不大；玉米饲用消费受生猪存栏下降影响将有所减弱，工业消费增速趋缓。未来10年，玉米供求关系由阶段性宽松向平衡偏紧格局转变。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玉米面积和产量都将呈现恢复性增长。
玉米产业变局，最大的变数恐怕是不少人担心的行业政策可能发生变化。从2008年至今，从实行临时存储粮食收储政策，到深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玉米产需逆转，玉米库存降低，玉米价格逐渐市场化。
玉米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大作物，在当前关税情况下，美国进口玉米到岸价仅比中国稍高。中国农业科技产业非洲研究院院长瞿卫国教授认为，一旦中美贸易关系紧张解除，中国玉米竞争将处于劣势。而当前玉米进口配额制管理情况下，国内每年进口玉米数量在300万吨左右。而大豆进口量在每年9000万吨。如果减少玉米面积种植大豆，假如增加2000万吨大豆，相当于减少7000万吨的玉米产量，必然导致玉米大量进口，将得不偿失。如果没有进口配额的限制，很难想像国内玉米市场会是什么状况。
四、产业链经营是打造世界级玉米企业的根本
玉米上游是品种研发，中下游是种植环节以及深加工、饲料、养殖环节，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诸多环节，包括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各部门、组织机构及关联公司以价值链、信息链、物流链、组织链缔结的有机整体。
想要把产业链上的供需各环节很好地衔接起来，并非易事。玉米供需新格局下，产业面临重大变革。产业链协作才能破局，是打造世界级玉米科技企业的根本。
产业链经营的解决或许更具带动性、根本性，多个节点企业、多种关系组合、多方利益体现。
具体有两个方面的思考：
一是产业链经营“主导发展是大势”。
第一个原因是“全球经贸驱使”。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推动产业发展进入深度融合阶段，行业边界、企业边界、技术边界日益模糊，产业链全球化已成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过去30年，货物贸易的中间品比重由30%上升到70%以上，这表明世界上主要贸易品，已经无法由单一国家或地区的单一企业生产和贸易，必须要由产业链上各个节点合作来完成。再一方面，世界格局的不确定因素需要共同应对。
第二个原因是“产业内在推动”。首先是提升服务的需要。结合贸易格局新变化，玉米产业链服务需要在全球化、区域化贸易之间具备运营“弹性”；针对物流模式端到端的诉求，贸易服务需要提供全程解决的“便利性”；为适应客户对金融、保险、法律等一揽子需求，服务要具备“集成性”。这些服务提升都是单一企业难以独立完成的。其次是消化过剩的需要。如何在存量市场中加强合作？以往松散的企业关联无法有效传导供需，并导致市场调节机制失灵，产业链经营模式恰好是一种弥补。再次是平衡发展的需要。随着产业分工与交叉的深化，“节点企业”之间的不均衡会影响到彼此的发展。比如成本不均衡，对于克服这些不均衡的发展难题，产业链经营也是有效方式。
第三个原因是“科技提供支撑”。技术商机需要共同把握。大、智、移、云等新技术在提升供应链效率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商机。科技手段打通产业边界。比如区块链技术，就为相关方提供了新的合作模式和信任建立机制，同时为提高供应链数据的可视化、可预测性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技术联通万物正在成为可能。海量的业务可在网络平台完成，海量的设备可连入物联网之中，海量的数据可传到“云端”的数据中心，纳入“物联网”之中。
无论是从玉米产业内外部环境看，还是从新技术推动看，产业链上的深度合作都是潮流所向、大势所趋。
二是产业链经营“路径构建是关键”。
完善的全产业链是四大粮商最重要的发展经验，包括生产环节的全方位技术控制、强大的仓储、巨量生产、科学完备的综合物流体系和独特的销售和并购，共同构成其核心竞争力。
产业链合作是大家的心声，从育种到种植、加工、消费，各方增强交流合作，携手共进，相信玉米产业会有更大的发展。
合作共赢的理念达成共识不算难题，如何付诸于行动才是关键。
五、如何破局我们提出三方面问题
一是如何打造“供需导向”型的产业链经营模式？
产业链上以供需为纽带的企业合作，是最广泛的一种形式，另外还可以通过特定项目来构建。这种模式虽然易于操作，但产业链价值体现不够。一是相容性差。由于合作企业过于独立，对资源内外整合、优化利用推动有限，尤其在航运市场依然过剩的背景下，企业着眼于存量市场配置资源是首选；二是易于外部化。由于农业与全球经济的高度关联，供需因素的波动性突出，使合作企业容易受制于外部市场。
因此，瞿卫国认为，这种模式虽然数量最多，但合作也最为表面，如何推动合作深度是重点；解决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业务不匹配是难点。玉米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产业链，端到端的解决方案一直少之又少。这些问题都需要供需双方在合作深度上加以突破。
二是如何打造“产权导向”型的产业链经营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参股、控股、收购、并购等产权关系为纽带、纵向一体化管理为特征的产业链经营模式。而且业务链长度有所拓展，比如品种-种植-收储-贸易-运输-服务等多节点合作成为可能，产权导向已是产业链一体化的重要路径。
通过这种紧密型的产业链模式，一方面可充分利用存量市场，中国大型农业企业可以通过一次重组、一次并购，促使资产规模增加，贸易规模增加。另方面可提升服务质量，比如近年来不少企业已具备提供“端到端”的服务。这些变化的重要原因就是当前业内不断推动的品种研发、科学栽培种植和国际化贸易服务的产业链一体化。
但“产权导向型”的局限在于：一是作用的宽度不够。由于产权合作达成难度大，数量少，影响有限。难点是“节点企业”之间利益分配如何均衡，主导企业的独特利润如何体现等，合作企业积极性如何调动等。因此，在产业链合作中让渡利益、找到交叉、把“共赢”从口号推及到行动，才是关键；二是管理模式复杂。包括节点企业如何选择，主导企业如何控制、产业链长度设计等难题。中远海运的构建原则是：只要对产业链有贡献的都可参与，只要参与的都要有利益体现。
三是如何打造“契约导向”型的产业链经营模式？
从合作的紧密度看，介于上述两种之间，节点企业之间通过联盟、协议、倡议、特许经营等方式，形成相对稳定的合作模式。“契约导向型”是推动合作深度的必要阶段。首先具有广泛性。利于从行业的“面”上推动合作。其次具有多面性。通过契约的灵活性，可以推动更多层面的合作。比如跨界合作，以契约的方式更易于操作。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的“圈式经营”：即科技院校、农业种植企业、贸易、金融、保险、科技、制造等跨界企业，形成新的经营集群参与竞争。
当然，契约导向型也有合作难点：松散的运作模式如何体现效率、没有法律保护的协议如何体现约束力等，比如在市场高位时签订的供给合约能否在低位时如期承载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对节点企业“诚信”的考验。
产业链上各节点企业，要有产业思维、共济理念、并见诸行动，合力打造产业链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驶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真正打造世界级粮商。
六、打造国际化粮商政策的优化调整：提高政策执行成效
一是增强对国际化市场的理解，转变政策支持思路。各省市中小企业均有强烈的走出去意愿，但地方政府在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化合作时，多数政策实践所秉承的思路是以“给钱”为主，是将本地既往的产业扶持政策嫁接到国际化合作领域。对中小企业而言，出海时最急需的外部支持不是资金方面的直接补贴，而是借助政府的权威性与对外沟通优势打破中外市场间的规则壁垒及信息壁垒，进而达到快速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的目的。企业资金的欠缺可以从市场中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但跨国市场间的政策壁垒、信息壁垒却十分依赖政府间的协调。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未来推进国际化合作时将资源和精力从“给钱”转向降低跨国市场间的政策壁垒上。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时应增强对相关国家政策与市场规则的深入了解，准确把握沿线市场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各区域市场的通行惯例，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性政策，提高国内政策的海外辐射能力。
二是适度调整政府工作职能，推动“项目出海”向“平台出海”演进。在国际化建设初期，主要的合作项目以大型基础设施为主，在这类项目合作中，政府与大型央（国）企之间沟通密切、相辅相成，通过“一企一策”、“一地一策”的融合性合作，权力与市场二者间并未有清晰的分化。这种以项目凝聚资源的出海模式面临着本地化不充分、持续性不足、经验难以移植等多方面挑战。随着中小企业参与意愿的逐步提升，针对大型企业、重点项目而开展的“一企一策”、“一地一策”的碎片化出海方式会对地方政府造成较大资源负担，中小企业对扎根海外、融入当地、依托本地市场成长的需求也对政府职能带来新的挑战。在促进中小企业出海时，更为合适的做法是推动集成式出海模式。政府不应将政策指向个体企业本身，而更应注重建设海外工业园、产业园这样的出海平台，通过对出海平台各项设施、制度的完善，在降低对外协调综合成本的同时通过发挥平台的集聚效应吸引中小企业主动出海。
三是提高政策执行的精细度，拓展政策红利外溢的深度。在参与国际化合作时，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是跨越两个市场间的壁垒，政府扶持政策的主要职能应是围绕着连接两个市场而展开。既有扶持政策暴露出的信息披露不充分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提升执行的精细度进行优化。地方政府亟需完善的工作是将现有的工作重心前移，对各部门间、国内外市场间相互割裂的信息进行整合，最大限度消除中小企业对政府政策的理解盲区。一方面，可由政府牵头对现有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既有的国际化各项支持性政策公开度不足，企业难以及时掌握政府政策动态，也难以第一时间将走出去过程中采集的信息情报向政府共享。应对政府当前的信息披露机制进行优化，提升两个群体间的交流互动，使得中小企业能第一时间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信息，加快高价值信息、隐性知识在中小企业群体中的扩散速度。另一方面，政府可借自身组织优势提升现有信息平台的价值含量。目前的走出去信息服务主要以营利性商业公司的数据库服务为主，较少有平台集中提供高价值商业情报，商业化的信息供给方式造成较为严重的“数据孤岛”现象，多数商业化信息服务平台基础数据多、高价值情报少，数据汇集多、分析研判少。未来，应以政府为主体培育非商业化的信息平台，强化对海外高价值商业情报的搜集、汇总、整合与披露，增强信息平台的分析预判能力与针对性咨询服务能力。
四是促进国内外各层级政策兼容度，便利政策红利的外溢广度。除了增进中小企业了解政府支持性政策的便利程度之外，在激励中小企业群体积极参与国际化合作时，政府还应增进政策子系统间的兼容度，打通政策红利外溢过程中的各项阻碍，增加中小企业群体接入政策支持系统的入口。这就需要政府在两个方面有所作为。一方面是增强国内政策的协调配合度，主动降低不同政策系统之间的摩擦与矛盾，为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成系统的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数量的激增会对国内的财税、贷款融资、外汇等不同系统带来各式各样的新挑战，通过增强政策子系统间的兼容度以降低国内支持政策在不同国家地区的政策损耗与执行偏差。二是促进不同经济区规则的标准化进程。当前我国与国际化沿线国家在政策协调时主要依赖双边协定，但过多的双边协定造成了沿线规则系统的碎片化现状，限制了中小型企业的跨国发展进程。需要适时启动多边协定谈判程序增强既有规则系统的执行标准化与统一性进程，及早建立由我国主导的跨区域多边政策整合系统，推进沿线各国相关政策的兼容度。
国际贸易投资环境的变化、传统对外市场增长乏力使得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开始重新思考国际化发展前景及未来潜力，中小企业的灵活与活力能有效形成市场粘着效应，对当前大型企业、大型项目为主的共建合作模式形成有益补充。但实践中，中小企业对相关市场的高关注度与低参与度形成明显对比，体现出这类市场主体在参与国际化合作项目时的审慎与被动。整体来看，国际化共建合作的政策主导性较为明显，中小企业可以借助既有的政策东风快速布局沿线市场、迅速站稳市场，国内各层级政府也出台多种类型的扶持政策鼓励中小企业走出去，但政策思路、方法布局及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着的种种问题限制了中小企业群体分享政策红利的有效度。在国际化合作日益追求精细化、常态化的当下，需要对既有的政策系统进行适度优化，增强政策系统与市场系统的兼容度，政府主体应改变思路、调整职能，借助政府特有的权威性与协调能力打通国内外各层级的政策、信息壁垒，构建一体化的走出去政策系统，从根本上降低中小企业走出去的综合成本，将中小企业对沿线市场的高关注度切切实实转化为高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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