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規劃不是十三五規劃的簡單延續，從本質上說新中國的成立是對舊中國的一次顛覆式重構，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千年大計的高度上，昇華突破式、基因重組式、結構升級式進行的一次國家層面整體的重塑或再造。
面臨新時代、新階段，新矛盾、新問題，新機遇、新挑戰，新目標、新任務等一系列不確定，風險和結構性突變，十四五無疑將根本性重塑中國的方方面面，從而在將中國的社會主義征程昇華到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從而系統切換式開啟一個旨在千年大計的新時代，而打造世界級的農業企業，以承擔巨大的挑戰，任務，突破和資源，挑戰世界四大糧商，掌握主動權和未來糧食價格話語權，意義尤為重大。
中國經濟的頭等大事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為什麼中國糧食產量在一百年當中最長的一個連續豐年週期之後，中國府庫盈滿，完全沒有饑饉之憂的時候，中國還會把國家“糧食安全”放在歷年中國經濟的頭等大事的位置上?
數據顯示，隨著中國人口增長和消費提升，糧食出現巨大缺口。2017年中國糧食進口1億3千萬噸，大豆和稻米進口量為世界第一。2002年至今，中國的糧食進口量增長了800%。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糧食進口國
中國的糧食缺口在不斷加大。在過去三年中，玉米、小麥和大米的進口量都在翻倍增長。據農業部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將上升到5.54億噸。缺口將加大到1億噸以上。這表明中國既不是農業生產的大國，也不是農業生產的強國。中國正在成為農產品的純進口國。
與此同時，由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影響，中國的耕地面積在以每年40萬公頃的速度減少。雖然中國不甘心淪為糧食純進口國，但農業部官員認為，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結束的時候，很可能會出現這種局面。中國過去一直努力要把糧食進口控制在5%以下，現在看來，沒能做到。政府轉而加大了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度。業內認為，農產品也會像石油一樣出現問題，成為農產品的純進口國。中國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證糧食供應的安全。
根據《經濟學人》智庫發佈報告，西方國家佔領了全球糧食安全係數排行榜第一梯隊，中國則位列第42位，大大領先於中國的，包括糧食嚴重依賴進口的日本(18位)和韓國(24位)。如今，中國的雙腳已不可避免地踏上了海外糧食進口的疆土。
對於中國來說，即使中國僅進口5%的玉米，那也將相當於全球玉米交易的1/3或者將近一半。影響竟大到如此程度。早在30多年前，開始進入高速經濟增長階段時，中國就一直面臨一種可怕的預言式警告：中國對糧食日益增長的需求，可能導致全世界的糧食短缺。
全球四大糧商（美國ADM、美國邦吉、美國嘉吉、法國路易達孚），主要從事農產品貿易和加工。在經營範圍上，縱橫整個農業、食品行業和金融業的野心。路易達孚集團不僅從事穀物、油料、油脂、飼料、大米、棉花、天然及人造纖維等農業項目，而且涉及肉食、食糖、咖啡等各種食品製造。同時，還把觸角伸到了大宗商品國際貿易（電力、天然氣、石油及石油產品）和金融業（各類債券和銀行業經營）當中。
全球四大糧商十分看重中國市場，自上世紀70年代初合作以來，已經在中國佈局了10個領域。
中國加入WTO以來，四大糧商ABCD(即美國的ADM、邦吉公司、嘉吉公司和法國的路易達孚集團，以下分別簡稱ADM、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開始向中國大豆市場進軍。從2003年至今已控制中國的大豆全產業鏈，並向其他糧食領域擴展。他們低價大量兼併中國大豆企業，影響了現有的糧油價格體系和大豆農民的利益。中央多次指出必須實施以我為主、立足國內、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建立中國糧食旗艦產業應對外資競爭。
一、ABCD在中國已經鋪設完整的糧食全產業鏈
全產業鏈是農業領域重要的經營模式，涉及面甚廣。產業鏈有利於企業統籌控制各個環節，做到糧食運作緊密連接，減少糧食交易的中間環節，從而節約資源、提高效率、實現規模效益。但產業鏈前期需要巨大的投入，需要企業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消費者則可以方便追溯食品來源，有利於確保食品安全和穩定供應。以大豆農作物產業鏈為例，它可以歸納簡化為五個相互連接的板塊：生產、加工、儲存、物流與銷售。
每個環節都是由特定功能的行為主體和相應的活動組成，有明顯的關聯性和清晰的分工。如果這幾個環節能在統一的控制下有效協調運行，勢必產生很強的組合效果，提高企業效益。歐美髮達國家在前期產業部門有充足的農業科研資金投入，農資裝備非常先進，使農業增加值中的科技貢獻率不斷提高。另外各類金融和諮詢機構對於市場信息的及時分析和掌握以及運用各種經濟手段打開市場，為農業產業正式進入奠定了先行條件。健全而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也為產業鏈的建設鋪平道路。ABCD具有良好的信譽和融資能力，在歐美完善健全的市場中可以獲得巨量的資本的支持。
二、世界糧商構建全產業鏈的核心要素
可以看出，世界糧商的“心臟”核心要素在於其構建的“農產品+金融+物流”一體化平臺。該平臺以農產品全產業鏈為主體，金融服務和物流服務兩翼並行，形成“一體兩翼”的發展格局。具體為：
（1）“全”而“廣”的農產品產業鏈，以農產品貿易為基點，沿產業上游種植、中游研發與下游銷售發展，涉及農產品種類齊全，囊括地域範圍極廣；
（2）金融助力，大放異彩。最大限度利用金融衍生品，執行最嚴格的套期保值風險管理制度，鎖定公司經營風險，維持利潤穩定；
（3）物流支撐，所向披靡。發達而成熟的物流體系，尤其是海運系統，可以面向全球提供從農場到工廠，再到銷售終端的服務。
可以說，“從農場到餐桌”世界糧商控制了農業產業鏈的每一個環節。
農資供應者（種子、飼料、農業機械等）→農產品生產者（農民、農場或生產企業）→農產品加工者（分級、包裝、儲藏等）→農產品經銷商（市場營銷服務者）→農產品消費者。
（1）上游農資供應者+農產品生產者
世界糧商不僅掌握了世界各地優質的農業原料資源，包括棉花、小麥、玉米等，而且控制了農業生產資料的供應，比如種子、化肥等。自有經營產出，與外來採購相結合，為他們帶來穩定的原料供應，既成就其農產品全球貿易商的地位，又能保證中游農產品的加工。
（2）中游農產品加工者
世界糧商不僅進行農業技術的研發，而且利用現代化的加工設備，對農業原料進行深加工，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目前在全球共經營865個加工基地，包括榨油廠、果汁廠以及咖啡加工廠等。加工廠的建立，鞏固了從農場到餐桌的中間環節，便於共享全產業鏈優勢，既能消化部分貿易農產品，又能提供更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
（3）下游農產品經銷商
世界糧商控制商品流通和銷售渠道，直接接觸消費者，掌握第一手的市場信息，更好地指導和安排生產。根據客戶訂單，生產定製化產品與批量產品，更好地滿足客戶個性生產消費需要，增強客戶粘性。
（4）產業鏈整合
世界糧商通過對生物乙醇技術的突破，打通糧食與石油的關聯，實行糧油聯動，將自己的糧食優勢轉化為能源優勢，此外，從種子、化肥等生產環節到終端銷售，世界糧商一條龍的運作依賴的是自身建立的物流系統。
共享機制建立穩定的合作關係。世界糧商全產業鏈的利益在農民、客戶、同業以及社會利益相關者之間形成共享機制。
三、打造世界級玉米產業鏈企業刻不容緩
玉米是土地利用效率最高的作物，也是糧食、飼料、工業原料。“未來，玉米將成為農產品裡的一顆新星”。但是，當前國內玉米產業鏈從上游到下游都限於困境之中：農戶購買種子積極性不高、種植面積穩中下滑、工業需求不振、商品玉米價格下降……在種種因素影響下，玉米種子生產和經營企業從連續幾年的過剩危機中苦苦掙扎。
產業格局已變。我國玉米的供需格局已然變化。那麼，玉米產業鏈該如何脫困？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在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引下，玉米市場新的產業生態逐漸形成。經過3年去庫存，玉米供需從庫存高企轉變為當年產不足需。
我們判斷，2019年玉米的產需缺口會進一步擴大。過去，我國玉米生產持續增長，總產量從1978年的0.56億噸增長到2017年的2.16億噸，年均增長約3.5%，對過去20年全國糧食增產貢獻率約80%。隨著玉米收儲政策改革以及種植業結構性調整成效顯現，近年來我國玉米總產減少。玉米產量下降，飼料需求增長，深加工產能增加，總體仍供不應求。
農業農村部市場預警專家委員會發布的《中國農業展望報告（2019-2028）》預計，2019年玉米麵積小幅調減，玉米總產量變化不大；玉米飼用消費受生豬存欄下降影響將有所減弱，工業消費增速趨緩。未來10年，玉米供求關係由階段性寬鬆向平衡偏緊格局轉變。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玉米麵積和產量都將呈現恢復性增長。
玉米產業變局，最大的變數恐怕是不少人擔心的行業政策可能發生變化。從2008年至今，從實行臨時存儲糧食收儲政策，到深化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玉米產需逆轉，玉米庫存降低，玉米價格逐漸市場化。
玉米是中國當之無愧的第一大作物，在當前關稅情況下，美國進口玉米到岸價僅比中國稍高。中國農業科技產業非洲研究院院長瞿衛國教授認為，一旦中美貿易關係緊張解除，中國玉米競爭將處於劣勢。而當前玉米進口配額制管理情況下，國內每年進口玉米數量在300萬噸左右。而大豆進口量在每年9000萬噸。如果減少玉米麵積種植大豆，假如增加2000萬噸大豆，相當於減少7000萬噸的玉米產量，必然導致玉米大量進口，將得不償失。如果沒有進口配額的限制，很難想像國內玉米市場會是什麼狀況。
四、產業鏈經營是打造世界級玉米企業的根本
玉米上游是品種研發，中下游是種植環節以及深加工、飼料、養殖環節，產品生產、加工、運輸、銷售等諸多環節，包括農業產前、產中、產後的各部門、組織機構及關聯公司以價值鏈、信息鏈、物流鏈、組織鏈締結的有機整體。
想要把產業鏈上的供需各環節很好地銜接起來，並非易事。玉米供需新格局下，產業面臨重大變革。產業鏈協作才能破局，是打造世界級玉米科技企業的根本。
產業鏈經營的解決或許更具帶動性、根本性，多個節點企業、多種關係組合、多方利益體現。
具體有兩個方面的思考：
一是產業鏈經營“主導發展是大勢”。
第一個原因是“全球經貿驅使”。一方面，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加深，推動產業發展進入深度融合階段，行業邊界、企業邊界、技術邊界日益模糊，產業鏈全球化已成大勢所趨。另一方面，國際貿易結構正在發生根本變化。過去30年，貨物貿易的中間品比重由30%上升到70%以上，這表明世界上主要貿易品，已經無法由單一國家或地區的單一企業生產和貿易，必須要由產業鏈上各個節點合作來完成。再一方面，世界格局的不確定因素需要共同應對。
第二個原因是“產業內在推動”。首先是提升服務的需要。結合貿易格局新變化，玉米產業鏈服務需要在全球化、區域化貿易之間具備運營“彈性”；針對物流模式端到端的訴求，貿易服務需要提供全程解決的“便利性”；為適應客戶對金融、保險、法律等一攬子需求，服務要具備“集成性”。這些服務提升都是單一企業難以獨立完成的。其次是消化過剩的需要。如何在存量市場中加強合作？以往鬆散的企業關聯無法有效傳導供需，並導致市場調節機制失靈，產業鏈經營模式恰好是一種彌補。再次是平衡發展的需要。隨著產業分工與交叉的深化，“節點企業”之間的不均衡會影響到彼此的發展。比如成本不均衡，對於克服這些不均衡的發展難題，產業鏈經營也是有效方式。
第三個原因是“科技提供支撐”。技術商機需要共同把握。大、智、移、雲等新技術在提升供應鏈效率的同時也帶來新的商機。科技手段打通產業邊界。比如區塊鏈技術，就為相關方提供了新的合作模式和信任建立機制，同時為提高供應鏈數據的可視化、可預測性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技術聯通萬物正在成為可能。海量的業務可在網絡平臺完成，海量的設備可連入物聯網之中，海量的數據可傳到“雲端”的數據中心，納入“物聯網”之中。
無論是從玉米產業內外部環境看，還是從新技術推動看，產業鏈上的深度合作都是潮流所向、大勢所趨。
二是產業鏈經營“路徑構建是關鍵”。
完善的全產業鏈是四大糧商最重要的發展經驗，包括生產環節的全方位技術控制、強大的倉儲、巨量生產、科學完備的綜合物流體系和獨特的銷售和併購，共同構成其核心競爭力。
產業鏈合作是大家的心聲，從育種到種植、加工、消費，各方增強交流合作，攜手共進，相信玉米產業會有更大的發展。
合作共贏的理念達成共識不算難題，如何付諸於行動才是關鍵。
五、如何破局我們提出三方面問題
一是如何打造“供需導向”型的產業鏈經營模式？
產業鏈上以供需為紐帶的企業合作，是最廣泛的一種形式，另外還可以通過特定項目來構建。這種模式雖然易於操作，但產業鏈價值體現不夠。一是相容性差。由於合作企業過於獨立，對資源內外整合、優化利用推動有限，尤其在航運市場依然過剩的背景下，企業著眼於存量市場配置資源是首選；二是易於外部化。由於農業與全球經濟的高度關聯，供需因素的波動性突出，使合作企業容易受制於外部市場。
因此，瞿衛國認為，這種模式雖然數量最多，但合作也最為表面，如何推動合作深度是重點；解決供需雙方信息不對稱、業務不匹配是難點。玉米是一個龐大而又複雜的產業鏈，端到端的解決方案一直少之又少。這些問題都需要供需雙方在合作深度上加以突破。
二是如何打造“產權導向”型的產業鏈經營模式？
這種模式是以參股、控股、收購、併購等產權關係為紐帶、縱向一體化管理為特徵的產業鏈經營模式。而且業務鏈長度有所拓展，比如品種-種植-收儲-貿易-運輸-服務等多節點合作成為可能，產權導向已是產業鏈一體化的重要路徑。
通過這種緊密型的產業鏈模式，一方面可充分利用存量市場，中國大型農業企業可以通過一次重組、一次併購，促使資產規模增加，貿易規模增加。另方面可提升服務質量，比如近年來不少企業已具備提供“端到端”的服務。這些變化的重要原因就是當前業內不斷推動的品種研發、科學栽培種植和國際化貿易服務的產業鏈一體化。
但“產權導向型”的侷限在於：一是作用的寬度不夠。由於產權合作達成難度大，數量少，影響有限。難點是“節點企業”之間利益分配如何均衡，主導企業的獨特利潤如何體現等，合作企業積極性如何調動等。因此，在產業鏈合作中讓渡利益、找到交叉、把“共贏”從口號推及到行動，才是關鍵；二是管理模式複雜。包括節點企業如何選擇，主導企業如何控制、產業鏈長度設計等難題。中遠海運的構建原則是：只要對產業鏈有貢獻的都可參與，只要參與的都要有利益體現。
三是如何打造“契約導向”型的產業鏈經營模式？
從合作的緊密度看，介於上述兩種之間，節點企業之間通過聯盟、協議、倡議、特許經營等方式，形成相對穩定的合作模式。“契約導向型”是推動合作深度的必要階段。首先具有廣泛性。利於從行業的“面”上推動合作。其次具有多面性。通過契約的靈活性，可以推動更多層面的合作。比如跨界合作，以契約的方式更易於操作。未來可能出現更多的“圈式經營”：即科技院校、農業種植企業、貿易、金融、保險、科技、製造等跨界企業，形成新的經營集群參與競爭。
當然，契約導向型也有合作難點：鬆散的運作模式如何體現效率、沒有法律保護的協議如何體現約束力等，比如在市場高位時簽訂的供給合約能否在低位時如期承載等。這些問題歸根到底是對節點企業“誠信”的考驗。
產業鏈上各節點企業，要有產業思維、共濟理念、並見諸行動，合力打造產業鏈命運共同體，才能真正駛向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真正打造世界級糧商。
六、打造國際化糧商政策的優化調整：提高政策執行成效
一是增強對國際化市場的理解，轉變政策支持思路。各省市中小企業均有強烈的走出去意願，但地方政府在鼓勵中小企業參與國際化合作時，多數政策實踐所秉承的思路是以“給錢”為主，是將本地既往的產業扶持政策嫁接到國際化合作領域。對中小企業而言，出海時最急需的外部支持不是資金方面的直接補貼，而是藉助政府的權威性與對外溝通優勢打破中外市場間的規則壁壘及信息壁壘，進而達到快速在海外市場站穩腳跟的目的。企業資金的欠缺可以從市場中通過多種渠道獲取，但跨國市場間的政策壁壘、信息壁壘卻十分依賴政府間的協調。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未來推進國際化合作時將資源和精力從“給錢”轉向降低跨國市場間的政策壁壘上。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時應增強對相關國家政策與市場規則的深入瞭解，準確把握沿線市場的複雜性、多樣性及各區域市場的通行慣例，針對不同區域、不同行業制定有針對性的支持性政策，提高國內政策的海外輻射能力。
二是適度調整政府工作職能，推動“項目出海”向“平臺出海”演進。在國際化建設初期，主要的合作項目以大型基礎設施為主，在這類項目合作中，政府與大型央（國）企之間溝通密切、相輔相成，通過“一企一策”、“一地一策”的融合性合作，權力與市場二者間並未有清晰的分化。這種以項目凝聚資源的出海模式面臨著本地化不充分、持續性不足、經驗難以移植等多方面挑戰。隨著中小企業參與意願的逐步提升，針對大型企業、重點項目而開展的“一企一策”、“一地一策”的碎片化出海方式會對地方政府造成較大資源負擔，中小企業對紮根海外、融入當地、依託本地市場成長的需求也對政府職能帶來新的挑戰。在促進中小企業出海時，更為合適的做法是推動集成式出海模式。政府不應將政策指向個體企業本身，而更應注重建設海外工業園、產業園這樣的出海平臺，通過對出海平臺各項設施、制度的完善，在降低對外協調綜合成本的同時通過發揮平臺的集聚效應吸引中小企業主動出海。
三是提高政策執行的精細度，拓展政策紅利外溢的深度。在參與國際化合作時，中小企業面臨的最大外部挑戰是跨越兩個市場間的壁壘，政府扶持政策的主要職能應是圍繞著連接兩個市場而展開。既有扶持政策暴露出的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過提升執行的精細度進行優化。地方政府亟需完善的工作是將現有的工作重心前移，對各部門間、國內外市場間相互割裂的信息進行整合，最大限度消除中小企業對政府政策的理解盲區。一方面，可由政府牽頭對現有的信息資源進行整合。既有的國際化各項支持性政策公開度不足，企業難以及時掌握政府政策動態，也難以第一時間將走出去過程中採集的信息情報向政府共享。應對政府當前的信息披露機制進行優化，提升兩個群體間的交流互動，使得中小企業能第一時間獲得政府的政策支持信息，加快高價值信息、隱性知識在中小企業群體中的擴散速度。另一方面，政府可借自身組織優勢提升現有信息平臺的價值含量。目前的走出去信息服務主要以營利性商業公司的數據庫服務為主，較少有平臺集中提供高價值商業情報，商業化的信息供給方式造成較為嚴重的“數據孤島”現象，多數商業化信息服務平臺基礎數據多、高價值情報少，數據彙集多、分析研判少。未來，應以政府為主體培育非商業化的信息平臺，強化對海外高價值商業情報的蒐集、彙總、整合與披露，增強信息平臺的分析預判能力與針對性諮詢服務能力。
四是促進國內外各層級政策兼容度，便利政策紅利的外溢廣度。除了增進中小企業瞭解政府支持性政策的便利程度之外，在激勵中小企業群體積極參與國際化合作時，政府還應增進政策子系統間的兼容度，打通政策紅利外溢過程中的各項阻礙，增加中小企業群體接入政策支持系統的入口。這就需要政府在兩個方面有所作為。一方面是增強國內政策的協調配合度，主動降低不同政策系統之間的摩擦與矛盾，為中小企業走出去提供成系統的支持。中小企業走出去數量的激增會對國內的財稅、貸款融資、外匯等不同系統帶來各式各樣的新挑戰，通過增強政策子系統間的兼容度以降低國內支持政策在不同國家地區的政策損耗與執行偏差。二是促進不同經濟區規則的標準化進程。當前我國與國際化沿線國家在政策協調時主要依賴雙邊協定，但過多的雙邊協定造成了沿線規則系統的碎片化現狀，限制了中小型企業的跨國發展進程。需要適時啟動多邊協定談判程序增強既有規則系統的執行標準化與統一性進程，及早建立由我國主導的跨區域多邊政策整合系統，推進沿線各國相關政策的兼容度。
國際貿易投資環境的變化、傳統對外市場增長乏力使得越來越多中小企業開始重新思考國際化發展前景及未來潛力，中小企業的靈活與活力能有效形成市場粘著效應，對當前大型企業、大型項目為主的共建合作模式形成有益補充。但實踐中，中小企業對相關市場的高關注度與低參與度形成明顯對比，體現出這類市場主體在參與國際化合作項目時的審慎與被動。整體來看，國際化共建合作的政策主導性較為明顯，中小企業可以藉助既有的政策東風快速佈局沿線市場、迅速站穩市場，國內各層級政府也出臺多種類型的扶持政策鼓勵中小企業走出去，但政策思路、方法佈局及具體執行過程中存在著的種種問題限制了中小企業群體分享政策紅利的有效度。在國際化合作日益追求精細化、常態化的當下，需要對既有的政策系統進行適度優化，增強政策系統與市場系統的兼容度，政府主體應改變思路、調整職能，藉助政府特有的權威性與協調能力打通國內外各層級的政策、信息壁壘，構建一體化的走出去政策系統，從根本上降低中小企業走出去的綜合成本，將中小企業對沿線市場的高關注度切切實實轉化為高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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