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在民，天赋人权，政治是我们每个人的副业。作为公民，我们应该认真负责地参与到政治中去。尽心尽力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使用享用自身的权利。
人作为能思考有自主意识的动物，除去要满足自然状态下的需求，我们要更加贪心，我们比其他动物要求更多。而在没有秩序的世界中，人类根本不能够和平相处，聪明的人类想要保全自身的前提下尽量占有更多的资源。我们就必须达成一种共识，这个共识是我们每个人为了自由而放弃自由形成达成的。这样的共识，我们大可称作社会契约。要保证契约长久有效，必须得有政治权威，自然状态下不会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
的确，我们的生活都基于遵循一种既定的社会契约，我们都不约而同不经思考地接受它。最荒谬的是在前十八年里，我们都认为政治离我们太远而不去关注，现在轮到我们指点形势，提出见解时却如此捉襟见拙，难掩知识的枯竭。
国家的治理就犹如每个小集体的治理。人群聚在一起，政府就像是整个集体的领头人物，有时候不明白他如何坐在这个位置，但是重要的是他在这个位置。集体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关，但是集体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利益。但集体中的人感受到这种限制，自然会有产生采取某些行动的想法。这个时候，监管整个集体的部门显得尤为重要，它得稳定军心，把握核心利益不翻船。这是我们国家的监管部，监管部门无疑要站在公民与国家之上看待整个问题，它牵动着所有人的利益，每一步都得小心谨慎。国家是各个小集体的组合，每个小集体之间又有交叉产生利益关系，公民与国家之间不是简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国家保持成国家的形式都是那么的困难。
一个大国，并且是有着十几亿人口的超级大国，要一统全国人民的意识，做到尽善尽美是十分不容易的。卢梭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应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最完美的国家形态是小国，人们可以时常进行聚会，防止政府篡权。显然，这于我们国家是不合适的，但仍有借鉴之处。既然，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总是追求公众的利益。那么政府在做所有决定之前都应该充分考虑公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要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代表是由各地方由选民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些代表一定得是充分了解当地民众的想法以及自身拥有长远的眼光绝好的素质。当然，这仅仅只是对公意不能完全体现的一种补救手段，人民的意识被代表后总会有偏差，我们只能尽力做到更好。然而，公意却不总是正确的，虽然公意总是追逐公众的利益，我们总希望得到那些有利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能认清什么是有利的。人民永远不会被腐蚀，却经常会被误导，而且唯有在这时候，人民才好像是希望得到那些不好的东西。
社会契约是面向每个人的，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可以规定哪些事情是所有人都必须做的，但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权命令另外一个人做自己不去做的事情。这就是任何自私的想法都可以由自身来推翻自身最后所能得到的大家都不得不认同的统一的说法。毫无疑问，遵循社会契约的人，大家都自愿地交出了自然的自由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契约自由。放弃了部分利益，保障了他的绝大部分利益，并且这部分的利益都是能够通过服务人民的政府与工具—法律可实现从而可感受到享受到的。遵循了这一契约，才能形成国家的基本雏形。
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十分清楚人民之于国家的关系，国家和政府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选出来国家与政府，用来服务人民。毛泽东主席的语录说得好：“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胜利，赢得人民信任的核心。
在基本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的时候，人民会主动地关心政治，尽力地去表达出自己的意志，这是，公意得到了充分了体现，人民与政府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之间这种亲密度越来越高。社会会快速地成长到比较理想的状态。然而在人民的基本利益都得到了满足之后，人民很快地将自己与政治相抽离。用自己的权利，快速满足自己额外的个人利益的需求，人民将自己推到离政治更远的地方。此行为的结果就是破坏了自己的基本利益保障，进一步影响到人民对自己个人利益的追求。人民在此时往往意识不到是自己的错误造成了这个结果，以至归怨于政府。恶化这种情况。这就是和平昌盛年代下，社会完美外表下的毒瘤。
古代的理想国家是大家能够经常性地集会，讨论国家的的问题与管理。防止政府篡权，特别是那些不需要正式召集的集会；因为这样一来，统治者就不能阻止人民集会，否则，他们就是公开宣布自己是法律的违反者和国家的敌人。
在这些以维护社会条约为唯一目的的集会上，一开始就必须提出两个议题，这两个议题永远都不能被废除，而且必须单独进行投票。
第一个议题是：“保持目前的这种政府会使主权者感到满意吗？”
第二个议题是：“让目前执掌行政的那些人继续执政会使得主权者感到满意吗？”
主权者即人民的集体最高公意的体现，政府即为主权者与人民之间的媒介。考核一个政府是否为一个好的政府，这两个议题无疑是最佳的考题。
人民，政府与主权者之间应该要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状态，否则，国家就不能很好地治理或者保存自己。
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由人民当家作主，政府为人民服务。我们作为人民就应该该时刻关注政府为我们所做的事，以及要考虑未来国家该是如何发展，这个国家该如何治理。将政治融入我们的生活，不要在真正涉及到自己实际的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开始研究政治。反过来说政府的不是。
我认为，这样的关系决定了人民自身的素质就得很高，所以，卢梭才说这种形式只能适用于民风淳朴的人民的小国管理。不是不无道理的。
一个国家不怕治理不好就怕人民不能面对他们国家本身体制上的缺陷所带来的问题。任何一种政府形式都不能适应于每一个国家，同样一个国家的政府形式不能适应于它内部每个地区。一个国家在管理的过程中总会出现各种可预料或不可预料的漏洞和状况。这种问题一旦出现，我们首要做到的不是立马从心底感受到对这样的制度的嫌弃与鄙视。而是直面问题，找到问题产生的最根本的根源，然后开诚布公，得让国家的主人—人民了解清楚方方面面的顾虑，大家一起做出合理的判断解决问题。
一个社会的形成，是因为有大家对这个社会的全体认同与信任。大家都身处在这个社会中，感受这个社会带来的福利与保障，也体会到社会的人情冷暖。在这么一个大的集体中，任何一种强制性的力量都无法完全控制社会的未来发展。这就像魔法一样，产生生各种反应，我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不在不确定的未知里翻船。我们得成为那个勤劳的主人，而不是坐享其成的主人。
同样，政府作为人民与主权者之间的媒介，也应该对此构成有着相当高的要求。他们面对的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很难保证大家能相安无事地度过自己的管理期。好的健康的国家体系，都会细化每个细节，拥有周全的法律制度。法律是人民制定的，执法人又监督着国家上下所有部分的行为。每个分都各司其职。这个国家才能通透。
每一个人都应该切身为自己息息相关的利益所考虑并为之奋斗，只有真正这样做的人才能完整地做到为全人民考虑。因为他会深刻地认识到原来自己是深深嵌进这个利益网的一个结。我们因利益保障所需而达成社会契约的共识，我们因为遵循社会契约而凝聚在一起，既然我们是为了利益在一起，那我们就不要为了利益而撕裂开，因为一开始你是正确的，那么你走向相反的方向就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