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張江科學城，正在行駛的張江有軌電車。張江有軌電車沿線覆蓋了該區域的主要產業基地、科研院所、醫院和生活區域。(本版圖片由記者龍帆攝於2019年11月18日)
上海市張江科學城上海鈦米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員正在調試機器人。
上海市臨港新片區南港碼頭，工作人員正在作業。2018年，張江與臨港形成聯動發展。
從29年前的單一園區，到如今橫跨黃浦江兩岸，覆蓋上海全市16個行政區的22個分園和124個“園中園”，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形成了在國內少見的真正“大而不散、強而有力”的格局。
張江人如何將當年一個普通的高新區，變成如今巍巍科學城，重慶日報記者帶您一起探究其背後的發展邏輯。
90人的“微型”機構管理38萬人的科學城
總面積531平方公里、22個分園和124個“園中園”、企業2.2萬家、從業人員超過38萬人、2019年全口徑工業總產值2834億元，這樣一個體量龐大的國家級自主創新示範園區，需要多大規模的管理機構?
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的答案是：13個處室，90名在編人員。
按管理單元與企業單元對比，這一比例是1：1692;按管理人員與從業人員對比，這一比例是1：4222。
如此“微型”的管理機構，卻管理著一個堪稱“巨無霸”式的科學城。這一極富衝擊力的對比，會令每一個深入研究“張江現象”的人印象深刻。
2018年5月4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開上海推進科創中心建設辦公室領導班子宣佈會，宣佈上海市將張江國家科學中心辦公室、張江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張江高科技園區管委會、自貿區管委會張江管理局四個機構合為一個機構，實行“一套班子、四塊牌子”。
管理體制改革之後，這套班子將承擔起九大類數十項職責。與此對應的是，根據這些職責，機構內設13個處室。
更令人吃驚的是，就在此次改革前，張江高新區管委會總共僅有5個處室、20多名在編人員。
事實上，如果深入梳理張江的歷史，人們會對張江這種“微型”機構管理“巨無霸”的模式得以推行並運轉良好，產生不可思議的疑惑。
歷史總是最好的答疑者。
1991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就在那一年，一個嶄新的名詞“國家級高新區”在神州大地被叫響。
那一年的3月6日，國務院選定包括上海漕河涇新興技術產業開發區等全國各地26個開發區作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值得銘記的是，同一年同一天，與上海直線距離達1419公里的西南重鎮重慶，也有一個園區榮登這份註定改變中國經濟版圖的榜單，它的名字叫“重慶高新區”。
“國字號”的金字招牌代表著責任也充滿了誘惑，這對彼時的中國任何一地都一樣。自1992年開始，上海陸續將知識經濟集聚的區域納入上海市級高新區範圍，先後成立張江高科技園、金橋園等高科技園區。
“起步時許多人都不知道如何開發高科技園區。”這是一位老張江人退休之後寫回憶文章時坦承的一點，事實上也道出了彼時大多數高科技園區面臨的“集體困擾”。
在摸索前進中，張江也從1園、2園、6園、8園、12園、18園，發展到了後來的22園。
攤開上海市地圖，會驚訝地發現，如今的張江，22個分園和124個“園中園”橫跨黃浦江兩岸，覆蓋了上海全市16個區縣。
22個分園，代表著22個產業方向，124個“園中園”更是意味著千差萬別的個性化需求。急劇膨脹的體量、紛繁的主業，考驗著開發者和管理者的智慧。
以實用主義的角度考量，制定整齊劃一的統一政策，既顯公平可操作性又強，更重要的是非常利於管理。然而，創新的最大桎梏就是整齊劃一，強求統一實際上就是在扼殺創新。
為了最大程度尊重創新，張江在分園急劇增加的初始期，就定下了一個管理原則，即管委會和分園都想做的事，一起做;管委會有保留但分園想做的事，放權讓分園做;管委會想做，但分園不想做的事，深入溝通論證達成共識再定。
如此“佛系”的管理原則，是否會產生風險?
這一問題的答案，早在1995年園區第一個科技孵化器啟動時，就被張江人以一句無比真誠包容的口號，給出了最堅定的回答，即“鼓勵成功、寬容失敗”。
20多年後，無論是張江“佛系”的管理原則，還是曾激勵整整一代人拼搏創業的口號，都已經沉澱為張江的一種文化和精神。
這種對待創新創業的文化和精神，如今甚至都已深深影響了上海這座城市。
近年風靡全國的電商平臺“拼多多”即上海尋夢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正是從上海這座城市走向全國。
“鼓勵成功、寬容失敗如今已不是簡單一句口號，而是成為了政府的一種理念。”“拼多多”副總裁曾懷億表示。
曾懷億回憶，“拼多多”在初創期就經歷過數次重大危機，每當公司束手無策時，都是政府的各個管理機構主動與公司進行對接，一起商議、應對並採取措施才安然度過的。
“我對政府在其間主動承受的重壓和責任的舉動深受感動”曾懷億感慨。
開放包容中形成創新創業要素聚集地
自管理體制改革始，張江就在事實上啟動了管理結構由金字塔結構向扁平化結構的轉變。
而這種體制上的轉變，首先就來自於思想上的轉變。
得益於思想的解放，張江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小政府、大社會”的思路，可以下放的權力統統下放，完全不糾纏於微觀權力的歸屬。
“我們不再充當‘二房東’的角色。”在張江高新區管委會經濟發展處處長陶賢俊看來，以往的簡單服務如辦證、審批等服務只是應履行的基本職責，與創新的管理和服務模式概念區別巨大。
在張江，管理機構的開放性、包容性和自信力前所未有。
眼界決定境界。
2015年8月12日，上海自貿試驗區海外人才離岸創新創業基地揭牌，成為國內首個在自貿試驗區內試點設立的離岸創新創業基地。
這一基地的運作核心，在於“區內註冊、跨境經營、遠程託管”，即為海外人才提供政策、知識產權、技術、投資對接等整體前置服務，實現“海外預孵化”。
但實際上，這種柔性引才新機制需要極為開放、流動的市場環境，更需要相當的自信力，才能真正吸引那些離岸創新創業人才。否則，就存在“為他人做嫁衣”的風險。
談及這種風險，陶賢俊灑脫地表示，張江是衝著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而去，因此必須以國際化視野和氣魄，真正順應國際潮流，讓包括人才、技術在內的各要素在自由流動中聚集。
為此，早在2017年6月16日，張江就開始試點自貿區永久居留推薦直通車制度。當天，某知名外企的德國籍高管周虹女士，獲得全國首張由自貿區推薦的永久居留身份證。
不到一年後的2018年4月3日，自貿區又試行外籍人才持永居證在自貿區辦科技企業享國民待遇，由此一舉突破了包括參與國家重大項目申報、上市掛牌、與國企合作等外籍人才創辦科技創業非國民待遇的重大限制。
格局決定結局。
作為一個國家級的自主創新示範園區，客觀上對周圍的其他中小園區會產生“黑洞效應”，即吸附其他園區的各種要素資源，形成“一家獨佔”的局面。而這也是被學術界廣為詬病的全國各個高新區存在的不足，即發展貪大圖快傾向比較突出。
但張江在發展中顯然很早就意識到這一點，繼政府權力做“減法”換取園區活力做“加法”後，再次使出同一招以大氣魄佈局，提出“精準招商+創新驅動+協同發展”的思路。
這一思路值得重點關注的，就在“協同發展”四字中。
張江早在2013年就佈局鎮級開發區的轉型升級，突出“一鎮一品”的特色產業定位，帶動所屬地分享高新區發展紅利。
2015年開始，上海緊密結合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對鎮級工業園進行轉型升級。2016年《上海市工業區轉型升級“十三五”規劃》將其明確為“創新引領、帶狀分佈、集群集聚”。
2018年，浦東新區發佈《深入推進張江——臨港“雙區聯動”，打造浦東“南北科技創新走廊”的行動方案》，除了張江與臨港兩區形成聯動發展態勢外，《行動方案》一大亮點就是提出將張江、臨港的周邊鎮納入其中，推出了“2+N”的產業發展佈局，以發揮更大的集聚效應。
眼界和格局決定了張江的發展走向。
幾乎不帶功利色彩的引才方式、國家級園區願意帶動屬地鎮級工業園區協同發展及共享發展紅利等一系列開放包容的做法，共同構成了張江20多年來的發展底色。
面對一個完全開放、流動的國際化市場，張江沒有抱持門戶之見，而是真正秉持開放心態，順應國際潮流，任由創新創業的各要素自由流動，憑藉開放性、包容性最終形成海納百川之勢。
“建園”向“造城”演進中的清醒與睿智
2017年7月，上海市政府正式批覆，原則同意《張江科學城建設規劃》。張江由“建園”開始向“造城”演進。
當下的中國，“造城”並不令人驚訝，令人驚訝的是張江人在面對“造城藍圖”時的那份清醒和睿智。
早在2015年，上海就通過發佈《關於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意見》，首次展露了其打造“科學城”的雄心，因為《意見》中首次出現了“科技創新城市”概念。
殊為難得的是，在堪稱重磅的利好消息面前，張江人保持了異常罕見的冷靜。
“張江的創業氛圍不太足、熱度不太夠，也缺乏親和力。”這是時任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管委會創新促進處處長馬文剛的公開點評。
馬文剛此番帶有強烈自我剖析的話，其參照系實際就是彼時的北京中關村，為此他還做了一番感性卻又深刻的解釋：中關村是在城市空間中自然而然形成，生活氣息一直很濃郁;但張江脫胎於農田，從引入大企業起步。實際上，完善生活設施，遠比建工廠困難，需要相當精細而耐心的經營。
此前的調研中就有專家提出，上海應吸引諾貝爾獎級的科學大師來工作，他們能像牛頓之於英國，普朗克、海森堡等之於德國那樣，帶動上海乃至中國的科研實力和影響力，即便大師年事已高，也能吸引他的團隊。
但彼時的張江，與包括重慶在內的各大城市新建的高新區有著幾乎一致的風景：“白天空蕩蕩”——都在寫字樓裡工作;“晚上靜悄悄”——全部回家。
這也直接導致了早期的張江對初創型企業並不友好。商業設施的不足使得吃飯都不太方便，找間咖啡館見面聊技術談合作也難，甚至連尋覓中小型辦公場所都是個問題。
也正是基於如此清醒的認知，張江管理者明確表示，未來的科學城，不會僅限於基礎研究，主角也絕非是大裝置、大機構。
這份清醒和睿智，在兩年後的《張江科學城建設規劃》中被深刻體現並執行得淋漓盡致。
《規劃》中規劃教育科研用地比例不小於21%，而居住用地比例約20%，只比教育科研用地少1個百分點。文化、體育等公共設施和綠地比例不少於16%，確保水面率不低於10%。
同時，將“道路”轉型為“街道”，實現步行600米社區生活圈全覆蓋。《規劃》甚至細緻到新增的920萬平方米新增住宅中，890萬平方米只用於租賃，剩下的30萬平方米則為就地動遷安置房。
如果單從內容和功能審視，很難相信這是為一個高新園區打造的規劃，因為其對生活環境的規劃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相較於產業規劃，都形成了壓倒性優勢。
很明顯，張江的這份規劃更具生活氣息，而不是產業氣息。人，才是這個科學城的“主角”，而不是物。
相較於國內眾多高新區的“高”與“冷”，如今尚未完全建成的張江科學城，已然充滿了“煙火味”。
自2018年開始，有許多上海自媒體評選的各種《美食地圖》《網紅美食大盤點》中，就已經出現了張江的座標;許多網紅景點推薦中，張江的許多景點也名列其中;甚至於張江的一些咖啡館、書店，都成為了“打卡地”。
對科學城“主角”清醒且明晰的界定，展現了張江人的睿智。一切軟硬件的投入，終究是為了人才，而人才直接推動科技產業的創新與發展。
2018年6月26日，抗癌新藥呋喹替尼對轉移性結直腸癌Ⅲ期關鍵性臨床研究FRESCO的研究結果，在國際頂尖醫學期刊《美國醫學會雜誌》上全文發表，成為第一篇全文發表在該雜誌上的中國抗腫瘤新藥臨床研究論文。
而這種首個獨立由中國人發明、中國醫生研究、中國企業研發的抗癌新藥，正誕生於一間不起眼的咖啡館。
和記黃埔醫藥副總裁兼首席科技官蘇慰國，在張江的一個咖啡館和化學部總監喝著咖啡閒聊時，無意間靈感乍現，隨手在一張餐巾紙上寫下一段藥物化學分子式，隨後因急著趕飛機交給了對方。
一週後，化學部總監激動萬分地打來電話，告知產品已經合成完成，初試效果極佳。
如今，這個誕生了多個“中國第一”的抗癌新藥，以及那張似乎充滿了魔力與驚喜的餐巾紙，一併成為中國乃至全球製藥界的傳奇。
只是，人們津津樂道這個故事的時候，可能都會忽略了，這一切都源自於那一年張江街頭那間不起眼的咖啡館。
科學與靈感、創新與現實、產業與未來，就這樣通過一個小小咖啡館，留給了世人無數遐思與回味。
記者手記》》
打造“親和力” 創造“煙火氣”
漫步張江科學城，沒有鋼筋水泥大廈的冰冷，反而撲面而來的是親切的煙火氣。透過玻璃櫥窗，咖啡館裡是鬆開領帶、對著筆記本敲鍵盤的年輕面孔;書店裡，到處是攢動的人頭;廣場上，還有放飛玩具飛機的孩子。
對這樣一座分園橫跨黃浦江兩岸，發展方向高度多元化，規模又等同於一座城市的科學城而言，管理、理念、文化等路徑選擇，決定著它的成色和未來走向。
張江的路徑選擇有著極為超脫的一面，即管理機構高度精簡，真正遵從“小政府大社會”管理原則，對所有園區實行開放協商式管理，充分尊重創新的個性化、多元化需求，不搞行政“一刀切”。哪怕這樣會增加行政管理成本，但卻最大限度地為創新營造了一片最適宜生長的沃土。
同時，張江的路徑選擇中也有著極為執著的一面，即不再緊盯產值、營收等各種考核指標，甚至堅決放棄舊有的既光鮮又簡單的所謂“服務模式”，轉而選定最難啃的影響創新企業培育、發展的各種改革深水區難題。
當面臨“建園”向“造城”的歷史性轉變時，張江以無比的冷靜與睿智，堅持“親和力”的打造，為高新產業中最為關鍵的人才創造舒適的環境。
創新的核心要素是人。是人，就要食人間煙火。張江給我們的啟示是，對待創新中最活躍的要素——人，要有生活，而不是冰冷的科研儀器和鋼筋混凝土大廈。
從宏大處著眼，卻從最細微處著手，張江一切以滿足創新各要素的政策、環境需求為主導，不以一時一地的得失為標尺，只以長遠利益為考量，也因此獲得了遠比一般高新區多得多的發展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