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中国古代，有关瘟疫灾害的记载，有时只是煌煌史册里的寥寥几笔。但是其爆发的频繁程度与破坏力，远超水旱灾害甚至战争。史料里的简单记录背后，常是生命财产触目惊心的伤亡。
比如在号称“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背后，就是频发的大规模瘟疫。从东汉灵帝年间至西晋武帝年间，中国爆发大规模瘟疫二十次以上。以至于三国里人口最多，经济最强大的魏国，竟是“人众之损，万有一存”。其“十州之地”的人口，竟“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甚至就在三国时代结束前夜的西晋咸宁元年（276），西晋还爆发了大规模瘟疫，仅都城洛阳一地，死亡就在十万人以上。
如果说三国的瘟疫，还有乱世的“外因”，那么在宋明清的太平年代里，瘟疫也同样并不遥远：北宋的168年里，就爆发了大规模瘟疫59次，南宋仅都城临安一地，152年里就爆发了15次大瘟疫。明朝从朱元璋称帝至崇祯殉难的277年里，共爆发大规模瘟疫75次，甚至还有一年爆发多次瘟疫的惨状。清朝从入关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96年里，有78年爆发了大规模瘟疫。
可以说，对瘟疫的应对，特别是对疫情的控制，对于中国历代王朝执政者来说，都是一个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对这样的考验，哪怕在科技医疗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古人们也顽强摸索出了一些常规方法，力争将每次疫情的死亡率，都降到最低点。
首先一个重要的疫情控制思路，就是切断传染源。
在医疗条件落后的中国古代，许多惨痛的瘟疫悲剧，都是由于对传染源的防护不利造成。于是经历了多次教训后，“切断传染源”就成了每次“大疫”时，执政者们的重要动作。
比如宋神宗年间的虔州瘟疫，就是因为雨季时上游水源被污染造成。由于“污染源”无法被切断，导致疫情每年反反复复。直到新任知州刘彝采取果断措施，以“雨污分离”的思路重建当地的城市水渠，建成了著名的“福寿沟”，确保污水绕开城市生活区，肆虐当地多年的瘟疫，才终于消停下来。
而对于明末清初时持续不断的天花瘟疫，清王朝从入关以前，就是高度紧张。清太宗皇太极在位时，清王朝就设立了“查痘官”，只要发现“出痘”的病例，立刻采取隔离措施。一切瞒报谎报行为，都要“论以死罪”。
与“切断传染源”相关的，还有对疫区以及患病者的隔离措施。
古代人员流动，没有现代这样密集。之所以战乱时往往伴随着“大疫”，也与战乱时期难民增加，人口流动频繁有关。所以放在古代太平年代，只要疫情爆发，“疫区隔离”也是重中之重。清代的法律就规定，只要发现天花患者，就必须将其隔离，令其在离城二十里处居住。海外来华的船只，也要严格排查“出痘者”，杜绝一切输入通道。
疫区的卫生防疫，也同样十分重要。比如明末学者谢肇淛，就曾怒揭晚明瘟疫频发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市卫生条件太差。特别是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长期管理混乱，以至于“市上又多粪秽”，所以“故疟疾瘟疫，相仍不绝”。北京百姓躲避瘟疫的好办法？那也只是“唯静坐简出”，也就是躲在家里不出门。
当然，单纯的躲并不是办法，疫区的卫生清洁，才更加重要。除了明末这类行政混乱的年代外，大多数时候，历代王朝也对此极为重视。明朝景泰五年的四川瘟疫，当地巡抚就下令分片划定十几个灾民安置区域，每天清理卫生，终于“活数万人”。
而早在宋代时，就有了“避疫”制度，即将疫区里的民众，迁移到特定地方安置。比如宋真宗年间的河北瘟疫发生时，宋王朝就下令将当地百姓南迁“避疫”，并由医官院提供药品与粮食。
医疗指导更是必须。比如洪州瘟疫时，知州刘彝除了切断传染源外，还特意印发了医疗手册《正俗方》。3700多个平日招摇撞骗的巫医，被他抓来集中读这书，不肯改邪归正的一律严惩。清代几次大瘟疫里，清王朝也组织人力物力，印发《温热暑疫全书》等医疗手册，分发各地官员百姓，起到很好的救灾效果。
历代王朝面对瘟疫时，对国家经济与医疗力量的动员与投入。
无论任何朝代，及时的医疗投入，都是防疫成功的关键。北宋年间时，朝廷就有“防疫专款”，用于西南各州的卫生防疫。每个州都可以享有两百贯的“专款”。而每当疫情发生时，减免疫区的赋税，发放粮食药品赈济，派遣医生施药，都是各个王朝的“常规动作”。
比如万历十五年的北京瘟疫时，明王朝就调用太医院的医生，在北京的五城范围里免费诊病，且给受灾家庭免费提供药品与银钱。而正统十四年的淮扬瘟疫时，明王朝更动用了四十多名医生，每个医生划定片区，提供药物和医疗服务，确保二百多万百姓免于瘟疫。而从宋代开始，各地的“药局”，更成了救灾防疫的主力。特别是自宋代起推广各地的惠民药局，几百年里担负着放药防疫的重任，对宋元明清几个王朝的“抗疫”，都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即使如此，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每一次瘟疫的死亡人数，以今天的观念看，也往往是触目惊心的天文数字。多少卫生防疫的宝贵经验，更是前人们几乎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瘟疫，不止考验着医疗技术，更考验着任何一个王朝的组织能力。多少经验与教训，至今，值得深深回味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