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76年，日耳曼人徹底滅亡西羅馬帝國之後，意大利半島上先後崛起了數個統治時間並不長久的蠻族國家。隨著大量城市居民拋棄繁華的城市湧入鄉村，即使繁榮如羅馬的大城市也出現了荒無人煙的蕭條景象，意大利半島上的社會秩序已經接近崩潰。
在社會秩序極度混亂的情況下，基督教的地區主教幾乎成為了維持地方秩序的唯一人選。因此在公元11世紀之前，羅馬教皇和地區主教除了擁有宗教上的權力之外，還擁有極其強大的俗世權力。藉助於法蘭克王國的幫助，羅馬教皇建立了屬於自己的俗世國家——教皇國，對整個意大利半島產生了重要影響。
神聖羅馬帝國形成之後，幾乎所有的意大利城市都成為了“主教城市”，也就是說羅馬教皇在地區設立的地區主教成為了意大利半島城市的管理者。儘管這種統治模式能夠成於一時，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意大利諸多城市的商品經濟開始日益繁榮起來，主教統治的僵硬模式已經不再適應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因此從公元11世紀至公元17世紀以來，意大利半島的城市制度發生了數次翻天覆地的變化，市民們曾經建立過短暫的城市共和制，但是到中世紀晚期，意大利半島的社會制度卻發生了從城市共和制向封建領主制的倒退。而通過研究意大利城市制度的數次變化，我們就能夠更加詳細地瞭解意大利社會制度發生倒退的深層次原因。
公元13世紀意大利城市共和國的崛起與城市共和制的確立
公元11世紀開始，意大利半島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歷史階段。伴隨著濱海城市的崛起、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大，意大利半島沿海興起了很多工商業城市，比如說米蘭、佛羅倫薩、威尼斯等等，這些城市的市民逐漸聚集在一起，成為了一個利益整體。為了獲得城市的自治權，他們與神聖羅馬帝國進行了長期而艱苦的鬥爭。
另一方面，隨著意大利中南部城市的富庶與崛起，這些城市之中所蘊藏的鉅額財富使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紅鬍子)垂涎不已。從1154年開始，他在29年的時間裡先後6次大規模入侵意大利城邦，企圖一舉征服這些富庶的工商業城市國家。
為了反抗神聖羅馬帝國的入侵，意大利的22個城邦國家聯合起來組成了著名的“倫巴底同盟”，將腓特烈一世打得丟盔棄甲，最終不得不與意大利城邦聯盟簽訂了《康斯坦茨和約》。該條約雖然從名義上依然承認腓特烈一世對於意大利城邦的名譽管轄權，但是腓特烈一世卻喪失了意大利北部城市的官吏任免權，並且不得不允許當地市民自行選舉城市的執政官，從而在事實上宣佈了這些城市國家的自治。
和羅馬執政官制度有區別的是，當時意大利的共和制城市的執政官人數較多，一般為4至12人左右，而擔任執政官的一般是當地的名門望族。在城市共和制早期，意大利當地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們把持著執政官的選舉。由於不同的貴族之間往往有著激烈的利益衝突，因此執政官彼此之間往往誰也不服誰，經常發生矛盾甚至戰爭，執政官的多頭分散統治嚴重的影響了意大利城市國家的發展進程。
由於多人執政的執政官們往往很難統一意見治理國家，意大利的城市居民只能從附近的城市之中選舉一位相對公正並且不參與本地城市利益的貴族作為城市的最高行政長官，而這一制度又被稱之為城市督政官制度。
以城市執政官、督政官為代表的貴族統治加劇了意大利城市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矛盾。一方面，意大利的傳統土地貴族們開始相互聯姻，形成了為霸一方的豪門強族，他們經常罔顧督政官的命令，經常在城市之中上演武裝私鬥，使得意大利城市國家呈現動盪不安的局面;另一方面，隨著意大利城市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大量外來移民進入意大利城市之中，他們不甘心被貴族壟斷的督政官制度所壓迫，因此自發結成了工商業行會，努力爭取意大利城市國家的治理權。
公元13世紀中葉，在貴族與平民不斷的衝突與鬥爭之中，意大利城市的督政官制度與執政官制度被平民們推翻，此時一大批來自工商業界的的平民精英登上了意大利城市政治的舞臺，他們往往出身於平民，因此這一新的政治制度又被稱為”平民制”。確切的說，這才是意大利城市共和制的真正實現，但是這種“平民制”卻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民主制度。確切的說，只有擁有一定財富的人才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傳統農民和城市勞工依然被排除在意大利城市國家的政治生活之外。而掌握實權的平民上層獲得城市國家的治理權力之後，無論從思想上還是生活習慣上都開始朝著原先的舊貴族迅速靠攏，並且成為了意大利城市政治的新興貴族階層，這也為後來城市共和制的解體埋下了極大的隱患。
城市共和制的解體與傳統歐洲領主制的復辟
相比於此時歐洲地區的封建領主制來說，意大利城市共和制無疑是比較先進的社會生產製度，然而由於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制是建立在傳統貴族制的廢墟之上，因此在13世紀後期，它遇到了兩方面的阻力：一方面，城市共和國時期土地貴族的權力雖然受到了法律的壓制，但是卻沒有被徹底根除;另一方面，意大利城市內部的市民凝聚力因為黨派鬥爭、權力鬥爭等原因變得極其低下，正是這兩方面的原因導致了傳統領主制在意大利城市國家的崛起與復辟。
從13世紀後期至15世紀初，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制開始逐漸瓦解，統治城市國家的階級也變成了當地有權有勢的大家族，他們通過鑽共和制法律的漏洞扶搖直上，最終竊取了城市國家的統治權，成為了獨霸一方的世襲領主。從本質上來說，復辟之後的意大利歐洲領主制和歐洲其他地區實行的封建領主制並無太大的區別，從本質上來說都是一個世襲貴族家族對城市國家的專制統治，因此領主制又被當時的意大利平民稱之為“暴君制”。
和當時歐洲其他地區領主統治的標誌性建築一樣，意大利地區高大城堡的興建也象徵著城市共和制的逐步瓦解。在這一階段，先前意大利城市共和制下所建造的總督府、市政廳等城市建築被這些世襲領主加以改造，搖身一變成為了地區貴族的領主城堡。
舉例來說，在公元1450年，斯佛爾扎家族推翻了米蘭的城市共和制國家，隨後在米蘭城附近修築了臭名昭著的“斯佛爾扎城堡”，成為了米蘭城市領主專制的標誌建築。這座巨大的城堡被幽深的壕溝和吊橋所包圍，是斯佛爾扎家族控制米蘭國家的堅實據點，當時的米蘭平民對其畏懼不已，將其視為貴族對平民的“終極壓迫”，就連斯佛爾扎家族的領主也承認這座城堡對米蘭的重大意義：“……如果沒有城堡和士兵，米蘭的國家穩定與城市秩序就無法維持。”
無獨有偶，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也發生了領主城堡取代城市共和制的演變。公元1530年，世襲貴族阿萊桑德羅·德·美第奇滅亡了最後一個平民制度的佛羅倫薩共和國，並且在該城市西北部的窪地處修建了一座高大的要塞，隨後將其命名為“施洗者聖約翰要塞”，又被當地居民稱之為“低堡”。為了監視佛羅倫薩城鎮中市民的舉動和言行，他在城堡的中心位置修築了一座高聳的瞭望臺，派遣衛兵監視著附近佛羅倫薩城的一舉一動，並且以強大的軍隊實力威懾著佛羅倫薩城的平民們。
由此可見，城堡建築是意大利領主制的標誌性建築物，它們在意大利半島的迅速崛起標誌著領主制在意大利城市的根深蒂固。關於領主制的統治闡述，15世紀的意大利著名建築設計師費拉雷特在他的著作《論建築》之中使用蜜蜂蜂巢的等級特徵進行了恰當的比喻：“如果將(意大利半島的)領主制比作一個龐大的蜂巢，那麼領主就好比是蜂王，領導著土地上的工蜂們源源不斷地製造甜蜜的財富。作為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蜂王自然希望自己的手下具有勤勞勇敢、吃苦耐力、絕對服從的優秀品德，而封建領主制下的臣民們亦然。他們必須恪盡職守完成領主們所交給他們的勞役，如果遇到國家戰爭、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他們更是應該像保護自己的父母一樣保護領主。”
因此復辟之後的意大利封建領主制，它所強調的是權力獨佔和世襲繼承，是封地之下臣民的絕對服從，毫無疑問這是意大利歷史上民主制度的一種倒退。故而當時的平民們對於領主制下的封建城堡恨之入骨，將其視為對意大利民主共和制的肆意踐踏以及對市民自由的嚴重威脅。對於意大利城市封建領主城堡的暴力統治，16世紀的佛羅倫薩人曾經這樣哀嘆道：“‘低堡’是套在佛羅倫薩城市上的一條絞索，它扼殺了民主與自由：每當我們仰望這座城堡，就發現自己已經喪失了自由生活的勇氣。”意大利封建領主制所彰顯的封閉性、約束性以及暴力威懾，成為了懸在公元16世紀至19世紀初期意大利平民階級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一直延續到近代意大利王國統一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