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於美國成功研發出洲際彈道導彈，給蘇聯帶來了極大的政治、軍事利益。戰略彈道導彈成為赫魯曉夫開展外交時不斷揮舞的大棒，這為蘇聯反抗美國的“遏制”，拓展自身戰略利益起到了一定的力量支撐作用。對此，從赫魯曉夫兒子的描述中可見一斑："(1956年)2月的P-5型火箭試驗後，他手裡有了一根大棒，必要時可以拿來嚇唬嚇唬難以說通的歐洲談判對手。
父親始終堅持自己的那一套：火箭時代來臨，火箭把原先的各種武器統統變成了靶子。他反覆說，力量對比已發生了根本變化。要是一枚或者幾枚火箭比整個空軍還厲害，那誰還需要這些轟炸機呢?蘇聯的火箭可有的是。……此後火箭的話題就成了父親外交活動中的一張王牌。他整整用了六年，直至加勒比海危機才罷休，這一招總是十分奏效。
從此，赫魯曉夫對戰略導彈核武器表現出近乎偏執的熱愛。在他的回憶錄中，反覆強調著導彈核武器的重要性：“曾經有過這樣的時代，一個國家有多少軍隊，有多少支步槍，有多少把刺刀，是重要的，但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完全不同的時代，軍隊、槍支和刺刀的數量己不再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了。現在重要的是我們核導彈武器庫的數量與質量。我們的國防以及威懾帝國主義侵略的能力，依賴於我們的核能力以及熱核能力。即使善良的人們他們不願使用原子彈和氫彈也無法迴避這樣的問題：世界大戰要是爆發了，我們手頭能有多少這樣的武器。
我們潛在的敵人一一我們主要的，最強大的而且是最危險的敵人一一離開我們是如此之遙遠，我們的空軍竟然夠不著它。只有建立一支核導彈部隊我們才能阻止敵人對我們發動一場戰爭。正是由於我們的核導彈武器庫的規模大小，而不是我們常規軍備的數量使用算數，我認為我們的軍隊應減少到最小。……我們永遠不能降低我們的防衛力量。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我們的核導彈力量低於必要的水平。”
正因如此，赫魯曉夫自1953年上臺之後，逐步改變了斯大林時期的軍事政策。首先是對馬林科夫提出的核戰爭結果可能造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同毀滅”的觀點發動了猛烈批判；1956年蘇共20大後，又通過總參謀部舉辦一系列關於軍事科學問題的討論會，統一了軍界的認識，肯定了核武器和導彈在任何未來戰爭中的決定性作用。蘇聯雖然沒有公開奉行核威懾戰略，但其軍事政策實際已建築在核威懾理論的基礎之上，從戰後初期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常規戰略轉變為核戰略。
伴隨著軍事政策的調整，蘇聯繼續加大馬力發展戰略彈道導彈：“我們為火箭的生產建立了全自動化的裝配線。我們開始在飛機制造廠中像製造香腸那樣生產火箭。過了一些時候，製造導彈比製造噴氣式轟炸機和截擊機更居於優先地位”。
為了繼續鞏固和加強蘇聯的戰略彈道導彈力量，1959年12月17日，蘇聯部長會議作出了《設立蘇聯武裝力量火箭部隊總司令職務的決定》，根據該決定，所有涉及戰略火箭的部隊、軍事院校、科研機構及相關基礎設施都歸於火箭部隊總司令指揮。同時，決定還明確了火箭部隊的編制：中程彈道導彈編成旅(含3-4個團)或師(含5-6個團)；洲際導彈則按6-8枚的數量編成一個旅，並明確今後將根據洲際彈道導彈數量增加情況把上述旅合併成軍。1960年1月，蘇聯的戰略火箭軍正式組建，並於1962年成為獨立軍種，在蘇聯的五大軍種中居於首位。
參考資料
【1】蘇尼基塔·謝·赫魯曉夫著，趙紹棣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上卜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