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影视剧中，王爷大都俊美邪魅的存在，他们饱读诗书、武功高绝，在街头是潇洒浪荡的贵公子，在朝堂则是老谋深算的老狐狸。这些王爷和皇帝的关系非常好，经常为皇帝出谋划策，并且能在国家急需用人的时候充当将才，领军在战场上厮杀，令敌人闻风丧胆。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王爷大都没这么完美，甚至可以说连万分之一都达不上，尤其是在和皇帝的关系上面。明朝的王爷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们通常不住在京城，而是被分封到各地成为藩王，拱卫王室。明朝建立初始，各地藩王还有很大的权力，但是等到朱元璋驾崩，建文帝继位，明代的削藩之路便开始了。
“藩屏帝室”，朱元璋为维护中央集权，将后代分封各地
明初，朱元璋建立分封制，大封诸王，有其一套政治规划：首先，出于防御旧元的考虑，蒙古未肃清，一直对明朝存在着威胁；第二，出于转移军事权力的现实需要，将功臣宿将手中的军权转移到自己儿子手中，以为后来诛杀功臣做好准备；第三，配合废除宰相制度，防范权臣把持朝政，故而赋予诸王“清君侧”的权力。总而言之，“藩屏帝室”是朱元璋分封的终极意图。洪武三年，朱元璋第一次大行分封，便讲明了分封乃国家长治久安之计，当以史为鉴，惩宋元孤立之弊。
朱元璋认为，元朝会被推翻是因为失去了各地都有起义，而朝廷无法控制应对，因此他亲自率领皇室血脉，为保卫大明江山出力，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他在册封诸王的册封文中，对诸子寄予了殷切的政治责任，希望他们
体恤民众、严整军队，能够勤民奉天，谨慎修身，永为国家藩辅。周朝建立分封制，最终导致诸侯并起，王室衰微。朱元璋并非不知分封之弊，更晓明历史上分封之乱。过去史家对七国之乱的评述，他不以为然，这当是他之所以大行分封的又一原因。在太子和朱元璋谈论到七国之乱时，太子说是根源是七国之过，但朱元璋认为，七国之乱绝非分封制度之弊端导致，更不是七国的过错。他认为，七国之乱的根源在于天子的薄情寡恩，不能友好地对待各个诸侯国，而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随意废除诸侯、削夺诸侯的土地和经济来源，因此酿成祸事。
朱元璋对自身的自信，让他给了藩王很大的权力。藩王们不仅拥有军事大权，还地方政治上也享有很大的独立权。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朱元璋还是会时不时对自家孩子们进行一些劝诫，让他们牢记自己藩王的身份，不要想着谋权篡位。
比如洪武六年三月，朱元璋主持编纂了《昭鉴录》。在这本书中，朱元璋对被分封的诸王提出告诫，希望他们既不要像赵伯鲁一样不堪重任，也不要学刘安过犹不及。赵伯鲁是春秋时期晋国赵氏领袖赵简子之长子，资质平庸，连其父赵简子赐予的训诫竹简都弄丢了，因此不堪继承父业；淮南王刘安，其人才思敏捷，宾客群集，引起汉武帝忌惮，后汉武帝以“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等罪名派兵入淮南，刘安被迫自杀。
为了让诸王更好的发挥拱卫王室的作用，朱元璋还十分重视培养诸王的军事才能，经常派遣诸王到各地出兵练武。比如洪武二十四年第三次分封后一个月，即命汉、卫、谷、庆、宁、岷六王往临清训练军士。
朱元璋认为帝王之子必须具备军事能力，而对舞文弄墨不屑一顾。
以靖难之役为界，明代藩王权力从盛极一时到一落千丈
洪武一朝，朱元璋频繁修订“祖训”，通过家法的形式，对诸王权力进行了明确规定，为了防止诸王尾大不掉，虽然《皇明祖训》增添许多限制诸王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条文 ，但仅是为皇权稳固对分封制度做的一种调整，分封制度作为朱元璋的一项政治设计从未有变，直至洪武末年，诸王仍然活跃在各种军事和行政事务中。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如何控制叔父诸王，成为他要解决的第一要务。
朱允炆削藩即是从禁止诸王节制诸司权力开始。建文元年春二月，建文帝下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但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尚未完全展开，燕王兴兵靖难。这场持续四年的战争，原本是针对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其结局却是削藩政策在成祖手上的继续深化和基本落实。
朱棣篡夺皇位后，一边摆出亲和大度的姿态，将建文帝所废诸王尽数复爵，大行赏赐；一边逐步颁行各项限制诸王权力的敕谕。据《明实录》记载，最早限制诸王行政权力的敕谕是在永乐元年四月，发端于王府修造问题。永乐元年四月，代王朱桂“擅兴土木，疲劳军民”，朱棣以此为由下令所司：“自今王府非得朝命，不许擅役一军一民，及敛一钱一物，听从者有罚。”规定王府今后凡有事关涉地方有司，
皆需奉有朝命，否则不得役使地方。
这条规定一方面防止了诸王在封地大兴建造，骚扰百姓；更重要的是，禁止王府干涉地方行政事务，削夺诸王节制地方诸司的权力，改变了洪武朝以来藩王的节制诸司的权力，被视为是藩禁政策的开端。当然，禁止诸王劳役诸司的规定颁布后，其效果并非立竿见影 ，诸王命令有司修造的事情还时有发生。朱棣得知后，皆赐敕训诫，以保证这项规定的贯彻实施。永乐元年五月，晋王朱济熺令有司每二十里设火燎，并修治桥梁和道路等。朱棣听闻后甚是不乐，下诏戒谕晋王朱济熺，并再次颁布一条新的藩禁政策，令诸司不得听命诸王。
这项诏令对王府与地方诸司的事务做了明确划分，规定诸司事务，有关王府者可奏请亲王，其他不干王府者，俱不许启请；若王府有事，诸司要上奏朝廷，不得听命于诸王。这条诏令是对永乐元年四月诏令的进一步深化，将不得干涉有司的事务，从修造事务扩展为全部王府事务。这样，诸王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可能节制诸司的权力。
随着诸王节制诸司权力的完全丧失，朱棣又进一步控制藩王在封地内的其他行事权力，最终藩王的权力范围被局限于王府之内。为了彻底削夺诸王在封地的行事权力，将诸王权力严格限定在王府之内，一些王府事务开始逐渐被交由诸司处理。永乐四年正月，周王朱橚请求亲自带三千护卫，入皂君山搜捕逃亡军士，朱棣却制止周王亲自追捕，下令有司遣官代为追捕，表明朝廷对藩王的管制愈加严格。
另外，朱元璋大行分封的目的本是藩屏帝室，故诸王坐镇边邑，抵御外番责无旁贷。在洪武一朝，诸王对明朝的作用最主要表现在与外番的军事斗争上。而到了成祖之时，他禁止诸王与外藩交往，肃王朱楧亦因曾接受别失八里哈密进献布匹和马匹而受到朱棣戒谕。
被捆缚的政治意识：在现实中被束缚的藩王只能在诗文中寻求精神慰藉
靖难之前，诸王作为朱元璋政治设计蓝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参与到各项国家事务中，特别是军事，藩王权力可谓盛极一时。靖难之后，随着藩禁政策不断出台，藩王权力一落千丈，终于形成宗藩在政治上极为孱弱的基本状态。至此，藩王成为明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衣租食禄不事四民之业，徒有封爵不问国之政务。
但明代藩王的实际政治际遇与他们真实的政治态度并不能同一而论。藩王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之身份特殊，他们的政治抱负必然不会随着政治参与途径的中断而荡然无存。从他们的诗作，可以捕捉到政治意识在这一群体的精神世界中或隐或显地存在。
周宪王朱有燉有数首描写王昭君的诗作，他借王昭君的典故来抒发自己的不得志：“自信花颜独占春，那知漂泊委胡尘。”昭君之美，无人可及，她本应留在“深宫”，可是事情恰恰相反，不得不“漂泊胡尘”。作者似是为王昭君鸣不平，
实则隐晦地表达自己有才而不被用事的愤懑。朱元璋玄孙、简王朱模曾孙沈安王朱诠鉌也曾在《春日写怀》一诗中写到“独抱鱼龙志，难逢际遇时”，自言有鱼龙之志，却生不逢时，抱负难以施展。
结语
在洪武一朝，明代藩王是整个国家的重要力量，既能攘外也能安内。建文帝时，由于朱允炆本身是诸王的后辈，因此被藩王们颇为忌惮，开始了削藩。
而明成祖朱棣本就是藩王出身，明白藩王权力过大的后果，因此更加积极地推进削藩进程，最终导致明朝藩王们成了政治上的“弃物”，有王爵之名却无王爵之实。
参考文献：
《明实录》
《皇明典礼志》
《国朝典汇》
《明会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