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鋼琴夢
每個人心中，都暗藏一架塵封的鋼琴，等待回憶的手指，試音、試彈，一旦抓準音階，逝去幹癟的生命，便立刻血肉豐滿，旋轉飛舞起來。
在舊相簿裡找到一張照片，是妹妹上一年級，開始練習鋼琴時照的，一旁陪伴的，是滿心歡喜的媽媽。一架立式鋼琴上，鋪著一條象牙白鏤空立體蕾絲花邊桌巾，中間放的是翠玉花瓶，右側是英國捲毛獅子狗玩偶，左側是稀有的印地安紅人布娃娃；落地燈罩旁，掛的是任伯年(1840-1896)的《桃花白頭圖》，右邊電視機後，掛的是我十七歲時仿故宮博物院藏仇英(1494-1552)《仙山樓閣圖》。
妹妹上一年級，開始練習鋼琴，一旁陪伴的是媽媽
鋼琴是父親託人從香港買來的中古品，有八成新，梨花木顏色，與市面上常見的黝黑山葉(YAMAHA)鋼琴，大異其趣。打開琴蓋，中心處有STEINWAY & SONS燙金字樣。媽媽問：“小孩子家學琴，何必這麼費事？”爸爸堅持：“這個不一樣！要買，就買好一點的！”鋼琴老師來，看了說：“這是世界第一名牌耶！”
1960年代初，剛成立的“遠東音樂社”，研擬邀請世界鋼琴巨星、大師魯賓斯坦(Maestro Rubinstein，1887-1982)來臺演奏，因找不到一臺德制史坦威鋼琴而作罷。主辦單位不死心，去信婉轉情商，可否委屈求其次，改用YAMAHA，秘書回函雲：“Maestro從未聽過這種牌子。”
那時的臺灣，不只找不到像樣的樂器，也提供不了合格表演場地。大提琴泰斗皮雅傑戈爾斯基(Gregor Pavlovich Piatigorsky，1903-1976)巡迴亞洲演出到了臺北，場地安排在比賽籃球的國際學舍，事後他輕描淡寫地哼了一句：“我在倉庫裡演奏！”
父親對西洋音樂熱情不高，但如果聽說是世界一流的，那有時間一定要去見識一下。1957年，有“世紀之音”美譽的女低音瑪麗安·安德遜（Marian Anderson，1897-1993）駕臨臺北中山堂演唱。父親特地帶著我，從基隆趕去，躬逢其盛，連九歲的我，都知道這個唱得不一樣，乖乖聽完全場。
學練鋼琴，進而陶醉在音樂的境界中，固然不易，但在一旁扮演鼓勵堅持不懈、不斷艱苦練習的監工，更是吃力不討好地艱鉅。度過了浪漫的小學練習曲時代，到了活潑的中學快板急板階段，許多聚會場合的即席表演，各種誘人逼人的比賽挑戰，接踵而來，把母女之間的督促與抗拒，緊繃到即將失控的邊緣，再加上排山倒海的升學考試壓力，當初學習音樂的樂趣，折扣大打。
對於彈鋼琴，我的主張是，只要能在家人團聚合唱時，隨興流暢伴奏即可。想當一流鋼琴家，除了自己刻苦勤練外，還要靠天分、天意、機緣，人力難以強求，最好順其自然。
妹妹羅霈穎在希爾頓飯店作者的婚禮晚宴上演奏
記得妹妹最後一次公開表演，是在希爾頓飯店我的婚禮晚宴上，為梁實秋、臺靜農、葉公超、張佛千、林海音、王文興、張曉風、瘂弦、羅門、蓉子、楚戈、周夢蝶、商禽、管管、高信疆、陳少聰、阮義忠……等藝文界大佬、名家獻藝，在隆冬寒流過境的夜晚，獲得滿堂熱烈的掌聲，詩怪管管還站起來，吹了個長長的口哨。
那年，妹妹十五歲，距離為我獲現代詩獎而朗誦，不過半年，可是樣子卻完全不一樣了，都說“女大十八變”，一點不假。
舌尖餐館夢
妹妹停止鋼琴課後，家人不再動不動就要求她為來客表演一曲。壓力一旦解除，她反而常常自動練起琴來，漫彈一些自己喜歡的曲子，自得其樂。母女偶爾相對合唱的樂趣，也漸漸恢復起來。
十九歲，妹妹搬到淡水基督書院，住校攻讀英文，鋼琴遂遭塵封。花費漸大的她，不願老是向家裡伸手，居然跑到北投附近外國餐館，打起工來。
“爸爸不是常說，一切都要從最基層做起嘛！”她理直氣壯地說，“點菜、上菜、端盤子、奉茶送酒、結賬找錢，我不嫌丟人，很多菜名都是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這也是一種學習。一方面練習英文，一方面開展人脈，還能賺零用錢，一舉數得，有什麼不好。”一陣連珠鞭炮般的搶白，弄得父母啞口無言，只好由她。
有一張照片，顯示妹妹在餐館舉辦的St.George's Nite Party，佈置會場。只見她穿著員工制服，在餐館門口，身先士卒，爬上椅子，掛起一串又一串的鞭炮，準備迎接客人到來，神情專注而敬業，看不到一點大小姐的嬌氣。看那鞭炮所掛的高度，沒有一點個子，是掛不上去的。
羅霈穎在餐館舉辦的St.George's Nite Party佈置會場
這點皮毛的餐館打工經驗，為她後來與好友于楓，在民權東路開設高檔海鮮魚翅餐館“夜宴圖”，埋下了種子。
1987年，因南北公寓預售工地秀，興旺空前，賺得人生第二桶金的妹妹，花起錢來，開始大手大腳，毫不在乎。她與她平生第一閨密好友于楓(1961-1996)，異想天開，居然準備合夥開起餐館來。兩人連夜跑到碧雲華廈一樓“小石園”我的住處，抒發理想，盡情揮手；大展鴻圖，雙眼放光。“開餐廳，最需要名氣、人氣，還有人脈。”於楓眉飛色舞地說，“這些我倆都不缺，只要肯努力，不怕不成功。”
那兩年，因為機緣湊巧，我與影視界初次合作，拍攝了一系列“世界博物館”節目，費神費力，製作、撰述又主持，中文英文齊上場，結果大上其當，做了一場白工，節目播出，錄像帶發行，全沒通知我。搞得我，對演藝界的印象，壞透了。心想她們二人，如果能借此轉行，當上餐廳老闆娘，自己管自己，騙術難上門，未嘗不是一件功德。於是便十分熱心地為她們選定餐廳名字，撰寫招牌題字，設計餐廳商標以及信紙信封名片。
我借用五代韓熙載的蓋世傑作——人物仕女長卷《夜宴圖》，為餐廳命名，裝潢也參考古畫，一絲不苟，如圖炮製。她倆砸重金，把租來的地方，改造得美侖美奐，傢俱餐具，高級典雅，含蓄簡淨如北宋，風格雍容，氣氛溫暖如江南。開幕一週前，餐廳廣邀親朋好友試吃，大家都十分滿意，認定開張必定大吉，財源絕對滾滾。
我看了菜單價目，眉頭微皺。心想，單價這麼貴，現在遇到股市正夯，還則罷了，一旦景氣衰退，這麼大的攤子，恐難維持。
果然不到半年，消息傳來，餐廳生意大好，老闆月月虧錢。媽媽發急了，連忙派人去打聽，情報回傳說，外場大賣鮑魚魚翅，廚房魚翅鮑魚大吃，兩位老闆各忙各的，根本沒空輪流上場監督，任由一幫黑心廚師，一手遮天，吃幹抹淨。
媽媽氣急敗壞，提醒妹妹要注意，廚房進貨出貨、備料用料，一定要嚴加管束核查。豈料她一翻白眼說：“開餐廳的，還怕人吃！”接著大聲宣佈：“去！告訴廚房，要吃盡量吃，只要把客人照顧好，一切我請客。”豪俠極了。
這一點，妹妹在性格上，像極了媽媽。
媽媽生性樂觀，愛交朋友。以前住在基隆，老鄰居搬到南部，每年會大包小包回來看她；她搬到臺北，以前基隆與南部的老鄰居，每年都會大包小包到臺北看她。她搬到美國，多年前從臺灣搬到美國的老鄰居，也會去看她。她搬到上海，臺灣、美國的鄰居，說好了一起去看她。
多少年來，都只聽說是要來看“羅太太”“羅媽媽”的，很少說是要來看“羅先生”“羅伯伯”的。可是送來的東西，都是指名要送給“羅先生”。“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這是媽媽的口頭禪。“下次別再費事跑來了！”這是爸爸的口頭禪。
媽媽在基隆請的第一個幫傭名叫“阿英”，拿手菜是“幹煎糖醋小魚乾”，香酥爽口，是我的最愛。她的口頭禪是：“太太，你那麼愛乾淨，一定是日本人，還不肯承認。”
媽媽在北平、青島淪陷區，學過近八年的日文，但我們卻從來沒聽她開口說過。爸爸的同事，早稻田大學畢業的老葉，常喜歡在飯前酒後，大秀浪人式的日本胡話，嘔吐一地後，又跑到騎樓柱子旁，拉開褲襠，公然撒尿，失態失禮，大鬧笑話。媽媽總是一旁微哂看著，從不搭腔發話。我好奇地問：“明明會，為什麼不說？”媽媽總是淡淡地回答，自己沒有語言天才，學的全都忘了。
不過，阿英倒是曾經偷偷告訴我：“你媽媽用日本話跟我說，她不是日本人。你看，你看看，我就知道她是！”阿英後來成了全家好友，一直到她過世前，每年都來看我們，帶來一大包香噴噴的“幹煎糖醋小魚乾”。
搬到臺北後，媽媽請了一位富態型女傭，外號叫“胖子”，幫忙粗重的家事，只做半天。為體恤“胖子”每天遠從三重趕來敦化南路復旦橋這邊來上工，特別同意她九點到就可以，燒完午飯、洗完碗，便回。大家相處愉快，一晃五六年。
有一天，媽媽站在客廳邊擦窗子，低頭看到在大廈門口來了一輛出租車，匆忙下車的居然是“胖子”，三步並作兩步，趕上樓來。
“唉呀！你從三重坐出租車——來的？”媽媽開門問道。
“是啊，不然我趕不及呀！”
“那怎麼划得來？三重到這裡，那麼遠！”
“太太，沒事啦。我家那個，以前是小工，現在已經從小包工變大包工啦，最近就包了好幾個工程。他老是叫我不要做了，不要做了。我也把其他兼的都辭掉了，就是太太這邊，我捨不得呀。一天不來就不鬆快，出租車的錢，沒什麼啦，我有啦！”
這回妹妹餐廳事件，一馬當先，挺身而出，願意幫忙的，卻是“阿霞”。她原來是三姥爺三姥姥住在高雄時請來的幫傭。三姥爺調回基隆後，遭人誣告，在證據不符、誣告人最後又承認誣告的情況下，依舊被判了十年冤獄。消息傳到高雄，阿霞義憤填膺，立刻北上探監，在三姥姥家義務幫忙十年，每週探監一次。南開大學畢業的三姥爺，被關了半年後，獄方特許，保內就醫，住在醫務室中，每月開班，教授獄方人員英文。
三姥爺出獄後，阿霞依舊留下照顧，直至他去世，簡直比兒女家人還親。這樣的阿“俠”，當然與媽媽相見恨晚。媽媽搬去上海時，她特別勻出一個月的時間，隨媽媽到上海，安排一切，並訓練上海請來的阿姨。
阿霞皺皺眉頭對媽媽說：“這要用計才行，你不知道，那些廚師有多壞。”於是身材矮小的阿霞，假扮洗碗工到“夜宴圖”應徵，大廚、二廚、洗菜切菜的一干人等，把她安排在廚房外間洗碗，等閒不許她踏入廚房一步。
雖然只有小學畢業，卻有驚人的記憶力與分析力，阿霞埋頭專心洗碗，不問他事，暗暗把兩個月來，餐廳所有的動靜，記在心裡，大到貨物人員進出，小到垃圾數量內容，全不放過，每日記錄報告。
阿霞說，主廚亂進貨，妹妹、於楓一律批准。光是醬油，什麼老抽啦、壺底油啦，那麼貴的東西，一進就是一小卡車，堆滿了倉庫，都快到天花板了，根本用不完，全被他們廚房的，零星夾帶出去，然後整體轉賣。“這些全都被我跟蹤到了。”阿霞恨恨地說。
至於鮑魚、海參、魚翅，更是亂髮、亂洗、亂丟，經理一不注意，整包整包的，丟入淺藍色大垃圾桶最底下，與深藍色真垃圾桶旁並排，絕對不讓我靠近，更別說要我幫忙倒垃圾了。“真教人心疼死了！”阿霞咬牙道。
妹妹看阿霞查到鐵證，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因為她與於楓，都沒有親自下廚的本事，一時之間也找不到能夠替換的班底。阿霞的家常菜，雖說是好到可以辦酒席的程度，然而到底是差了一個檔次，做二廚勉強可以，還談不上撐起一個高級餐廳。“夜宴圖”當初開幕時，宣傳太過高調，現在也拉不下臉來，說關就關。
主人洩了氣，廚房又怠工，餐廳服務質量，一落千丈，生意當然每下愈況。就這樣，一拖拖了半年，後來雖然找到替換人手，終究元氣已經大傷，每月虧損過巨，不得不在開張後一年半，拉下鐵卷門，宣佈收山。簽了五年合約的房租押金，全部泡湯。
要做生意賺錢，哪怕是賺一塊錢，都不容易。開餐廳，這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再普遍簡單不過的行業，水仍然是深不可測。
這一對難姊難妹，興奮又頑皮地捂著耳朵，在大白天，放了一發巨大又燦爛的美食煙火，大家還沒來及看清花樣色彩，就各自燒掉了近兩千萬臺幣，悄然退場。
眼尖提琴夢
餐廳經營失利，氣急敗壞，急於扳回一城的妹妹，又立即傾囊下注，賭上股票，結果仍然是先贏後輸，一敗塗地。一年多後，妹妹痛定思痛，咬牙苦撐，振奮精神，迴歸本行，徐圖東山再起。
1990年，準備了兩年的父母，終於決定赴大陸探親，先訪視母親在北京、瀋陽的親戚，再回湖南老家，看望父親大哥的遺孀及侄子侄女，因為大伯已在“文革”時遭紅衛兵迫害自盡。
探親之行，可謂羅家近四十年來的頭等大事。父母為每位親人預備了三千美金薄儀，作為見面禮。不能隨行的妹妹與我，也都各有貢獻。我因為手頭剛好來了一筆售畫款，遂能大方提供出來，以備父母路上不時之需；後來由媽媽決定，用這筆款子，剛好可為我唯一健在的舅舅，在瀋陽買一棟三室兩廳的房子居住。
二老的大陸返鄉之旅，順利成功，自然不在話下。返臺時，滿滿四大箱行李，塞滿了各種土產禮物，也在意料之中。當大家一起打開父親最後最大的一隻行李箱時，妹妹與我都笑出聲來。原來，裡面還塞了一隻黑色泛白的破爛小提琴箱子。
父親解釋道，這是媽媽在瀋陽同父異母的三妹妹與三妹夫，硬要送的禮物。尤其是三妹夫，是地方上當紅的眼科大夫，在收到美金的剎那，眼淚就止不住地往下流，他哽咽道：“雖然沒見過面，但我們的大姊，果然真是大姊，四十年來，就沒有人對我們這麼好過。”於是他毅然決然，把密藏了近四十年的小提琴，千珍萬寶地捧了出來，作為回禮，非要父母收下不可。他解釋道，雖然這幾年，拜改革開放之賜，割雙眼皮美容的人越來越多，生活改善了不少，但家中拿得出手的，還只有這把小提琴。
當年在瀋陽醫學院實習的他，對小提琴十分著迷，但買不起也學不起。後來在一個偶然機緣中，他搭救了一位流亡東北的白俄貴族，獲得了這把小提琴作為謝禮。他滿心歡喜，摩拳擦掌，正準備好好練習一番，不幸遇到了“反右”，嚇得趕快把琴收好藏好，只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偶爾偷偷拿出來，摸摸，看看，再趕快復歸原位。
有一次，提琴名家馬思聰(1921-1987)到瀋陽演奏，他千辛萬苦，好不容易，雙手護著提琴，擠到馬思聰面前，請他法眼一觀。馬思聰被人簇擁著，快速斜斜瞄了該琴一眼，半回頭地對他喊道：“還可以！”“我這輩子，學小提琴是無望了！”三妹夫黯然道，“送到臺灣，說不定還有知音。”
一旁圍觀的親戚朋友，七嘴八舌，都怪他不識好歹，臺灣什麼沒有，稀罕你這把破琴，看你這又髒又爛的琴盒，早該扔到垃圾堆裡去了，怎麼還有臉拿來送人？況且這麼一大傢伙，把人家的高級皮箱都要撐破了，又重兮兮的，別忘了，他們還要回湖南去，就拖著你這個多餘的麻煩累贅，飛來飛去，你看合適嗎？
大家面面相覷，看著皺起眉頭的母親。“這也是他一番心意！”父親不忍當眾掃了捧琴人的面子，“我看皮箱夠大，裝得下！不麻煩！不麻煩！”化解了一場尷尬局面。
“怎麼樣，志堅在美國，只有你們兩個在這裡，誰要？”爸爸問。“我有鋼琴，已經夠嗆了，小提琴，就免了罷。”妹妹丟下一串笑聲，走了。媽媽說：“你拿去吧，藝文界你認識人多，學校又有音樂系，比較容易找到適合轉送的人。”
那時，我剛把我的“水墨齋”搬進怡安大廈六樓一年多，有一個屋頂溫室花園與畫室，空間比碧雲華廈一樓小石園多出一半，在書架後面，藏一把小提琴，應該毫無問題。
三年過去，我獲選應邀到美國聖路易美術館一樓大廳舉辦“當代藝術家邀請展”第54回展(Currents 54)，得空上至二樓，看到正在舉行世界小提琴精品展，不免參觀一番。我隨意瀏覽，東看西看，總覺得有些眼熟，忽然想起家中那把小提琴，不禁心中一跳。
我對小提琴一竅不通，雖然認真努力，在展場裡觀摩了兩三回，仍然不得要領，只好向大鬍子展覽主任請教。“你回臺北，從你的提琴的f 型音孔斜斜往裡看，便可看到小提琴製作者的姓名。”大鬍子說：“然後以此一製作家為核心，上下左右，把諸名家追尋對比一遍，便可知道個大概，開始入門。”
回到臺北，我把塵封了三年的小提琴，拿出來一看，琴盒雖破，但提琴本身，仍保存良好，造型典雅，與我在美術館裡看到的，不相上下。我斜斜舉起琴身，眯著一隻眼，往f型音孔裡努力一瞧，果然，音箱背板上，貼有一張紙條，看了半天，依稀可以分辨，寫的是 Joseph Guarnerius fecit。(fecit，德文“制”)我立刻打電話到師大音樂系去請教，助教們幫忙查問了半天，下班前的回答是：“不曉得耶！沒人聽說過。”
這時，在延平中學讀高一的大兒子放學回來，聽了，頭也不回地拋來一句：“家裡不是有《大英百科全書》，先查一下再說囉！”就回他自己房間去了。
“這麼專業的知識，百科全書裡怎麼會有？”我將信將疑地查了起來。不得了，隨手一翻，就查到了，全名是Joseph Guarnerius del Gesu(1698-1744)，此公乃十八世紀歐洲最有名的小提琴製作大家是也。開玩笑，連百科全書裡都有，這該是多大的來頭！這種琴，我再無知，也曉得至少值兩百萬美金以上，如果碰巧是稀世絕品，四五百萬美金是跑不掉的。
我立刻把這消息電話告訴妹妹，她喜滋滋地在電話那頭說：“哥呃，我們發財囉。”父母聞訊的反應是：“要是真這麼貴，趕快設法還給人家。”“不是說都已經送給我們了嗎？”我摸摸鼻子，有點懊惱地，小聲嘟囔著。
瓜內蕤厄思派的提琴
1990年代的臺灣，與1960年代，早已今非昔比，臺南的奇美博物館(1992)，已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小提琴收藏，百萬名琴，當然不只一把。我立刻打電話與奇美聯絡，希望館方能發揮專業，助我一臂之力，驗明真偽。可惜，一連聯絡了好幾天，全都不得要領，只好作罷。
天無絕人之路，幾天後，我接到大英博物館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的邀請，於暑假期間，到倫敦演講並參加古畫鑑定研討會，可以趁此良機，把琴帶去，當面請教。
那些年，我除了在臺師大英語系所專任外，仍繼續在輔仁大學兼課，每週都要乘坐校車，臺北、新莊來往一趟。起先幾年，下課回臺北時，都與天才詩人方莘同車，無話不談，快樂無比。方莘去美國後，改與博學多聞的故宮客座研究員曾堉同車，暢談古今中外藝術史，獲益良多。曾堉在香港出車禍，回家靜養後，我與歷史系窮教授尹章義，輔仁大學的奇才兼富翁，湊在一起，討論臺灣近現代史，聞所未聞，大開耳界。
忍了好一陣子的我，一天，不小心，竟然把這樁小提琴奇遇，透露給喜歡戴奇怪又難看帽子的鬍子老尹。“這太浪漫太傳奇了，想想看，沙皇貴族，愛樂如命，遭遇革命，喪盡家財，虎口餘生，只落得身懷名琴，隻身逃亡，潦倒東北，命懸一線。正在鬼門關頭，忽然巧遇救命恩公，大難不死，遂傾囊以名琴相贈，永感盛德！”他搖頭晃腦，一口氣大聲講到這裡，咂了咂嘴，意猶未盡，接著一拍大腿說：“新主愛琴入骨髓，雖不能操弓演奏，卻知百般呵護，有如祥雲罩頂，保此名琴，逃過浩劫，終於十年之後，遇到善心識貨正主，成此一段佳話。琴乎琴乎，弓弦有知，必當迎風自鳴，韶樂飄升，歡慶九天也。怎麼樣，不錯吧？”他興奮得意地揮著手，好像提琴在他家一樣。
“雖然琴不是我的，但每次跟你坐在一起，我也渾身泛起一陣滿滿的幸福感。”有一天老尹下車時，回頭大聲對我說：“幸福這玩意兒，居然會傳染，你說怪不怪！”於是，我與妹妹就在這種幸福感中，度過了平生最舒服的六個月。
搭機飛倫敦時，太太為我製作了一個大錦囊，小心翼翼地把破琴盒裝在裡面，有如包裹嬰兒，一路懷抱到希斯羅機場。好友韋陀教授來機場接我到他家小住。進門卸下行李，便到後院花園，在夕陽餘暉中，欣賞牆上攀爬的紅玫瑰、黃玫瑰，細品他夫人英淑泡的韓國茶，聊了半天，無一語提及放在進門廳的小提琴，連要求看一眼也沒有。
我按捺不住，找了一個空檔，直接了當地問，明天何時去大英博物館，請教提琴專家。“噯，這點小事，何必費事約專家，明天早上，你帶著琴，去艦隊街(fleet st.)附近，隨便哪一家提琴行，一問便知。方便得很。”
話鋒一轉，韋陀問我：“你對仇十洲熟不熟？會不會看？”
“我十幾歲的時候，依照報紙雜誌上的黑白照片，把臺北故宮的仇實甫臨摹了七八件，看不清楚的地方，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猜。”我回憶道，“後來等到故宮展出原件，便趕快跑去親自核對，結果證明當初猜對了十之八九，很是得意，應該算是會看吧。”
“昨天下午，有一位老先生，拿了一件仇英到館裡來，說是要求鑑定。很長的一卷青綠山水人物，金碧輝煌，漂亮極了。”
“不用看了，一定是蘇州片子，過去我見過七八卷，不是屬名‘十洲’，就是款識‘千里’，一律青綠描金，熱鬧極了，細究筆法、造型、設色，多半軟弱無力，充滿習氣，毫無大家風範。”韋陀笑眯眯地連連稱是，在英淑的呼喚聲中，與我一起回屋內，共進晚餐。
第二天，我捧著寶琴，到達英國報業大本營艦隊街。老友楊孔鑫(1923-)主持的中央社倫敦辦事處，就在這條街上，他還寫過一本《誰改變了艦隊街》(中正書局，1996)，介紹英國報業百年滄桑史。沒想到小提琴大本營，也在這條街附近。
我沿路走去，果然，一家接一家，都是琴行。有一家，從街右看去，櫥窗最大，但除卻印在玻璃窗上的店名，空無一物。我過街走近一看，原來偌大個櫥窗，只放了一把小提琴，而且還是橫臥著的，一不注意，就錯過了。該琴顏色如淡巧克力，琴頭如麻花捲，造型十分特別，一下子就把我給鎮住了。
就這一家吧，我心裡想，於是推門而入。店鋪內空無一人，但見幾個長條型玻璃櫃，擺放成一個凹字型，中間有一臺辦公桌。我看了看櫃子裡的小提琴，看到玻璃櫃上放了一臺手按鈴，便按了一下。不一會兒，裡面走出來一個蓄小鬍子的小夥計。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小鬍子站在辦公桌後，禮貌地問我。
“I would like to see your manager,if he is available.”我用美語要求道。
“I am the manager Sir.”
“Oh！”
我有點尷尬地從錦囊中把琴盒掏出來，放在玻璃櫃上，打開蓋子，指著提琴用英國腔說：
“I have a violin here！”
“Yes,I can see that.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
小鬍子站在原地不動，並沒有要過來看的意思。我只好斜斜地把琴盒掂起來，亮出底牌說：
“It says Joseph Guarnerius！”
“Yes,I can see that Sir,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
我暗暗罵了一聲：“該死！”脹紅了臉說：
“Could you come over to have a look and estimate a price for me？”(你能過來看看，估個價給我？)
小鬍子依舊站在原地不動，頭也不抬，一面翻閱桌子上的文件，一面閒閒隨口回答：
“Three hundred to four hundred pounds Sir. Anything else do you want to know？Sir.”(300鎊到400鎊，先生。您還想問什麼？)
“Oh, thanks,that’s it！”我的臉一下紅到耳根，“Thank you for your time.”我訕訕地收起了提琴，摸摸鼻子，沒有說再見，轉身推門而出。
站在開始飄毛毛雨的人行道上，我深深吸了一口氣，想起了“仇英”，不禁莞爾一笑。
後記
我原封不動地把錦囊抱回了臺北，遵母親之囑，交給了頻頻進出上海的妹妹，託她將提琴物歸原主。近三十年後，這種被歸為School of Joseph Guarnerius(瓜內蕤厄思派)的提琴，依質量的優劣區分，價錢好的時候，最高可值三到四千英鎊。
羅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