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舍的原则
（1）把握尺度
对于那些想获得荣誉的年轻人所应该尽到的责任问题，我已经做了充分的阐述。紧接着我们将要探讨仁慈和慷慨这两个概念。为他人服务和施与他人钱财，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用来表示善意。但是我认为后者比前者来得容易，特别是对于那些家产万贯的人来说；然而前者却比后者更为高尚，对于性格坚韧和品性杰出的人来说，更应该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善意。因为为他人服务需要付出一定的精力，而施与他人钱财就不一定需要我们投入自身的精力了。而且施舍钱财还可能让我们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即财源枯竭。特别是当需要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财产就会越来越稀少，直到用完为止。相反，为他人提供服务带来的好处就很多，因为服务的对象越多，那么前来帮助你行善的人也就越多；而且当为他人服务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那这种习惯就为你能够今后做更多的好事带来了许多便捷。
腓力曾经在信中训斥自己的儿子亚历山大，因为亚历山大用钱财收买了马其顿人。腓力指责说：“你会这样做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觉得用钱财可以换来那些人对你的忠诚？你不会认为他们只是把你当做财物管理员或是食品供应者，而不是把你当作君王吗？”将儿子的行为比作是“财务管理员和食品供应者”实在是再精妙不过了，因为亚历山大的行为为他的形象染上的污点。而且腓力还用“贿买”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很是恰当。亚历山大的所为只会让那些马其顿人变得越来越贪婪，而不可能获得他们的真心。腓力的训斥不仅是针对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他的训斥对我们任何人都起到了教育作用，我们应当积极地吸取亚历山大的教训。
上面的事例告诉我们，为他人服务才是表示善意的最佳方式。然而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某些情况下施舍一些财物也是必不可少，特别是对于那些极度贫苦的人更是如此。但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时，一定要把握尺度，因为有很多人都是因为施舍过度而导致自身才尽粮绝。假如一个人为了做他喜欢的事情而让自己陷入绝境，那也无异于杀鸡取卵，最蠢笨不过了。而且过度的施舍有时候还会导致掠夺事件的发生。因为苦于窘迫，也就只好去抢了。我们施舍钱财最初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赞誉，但是假如落到了抢夺别人财产的境地，也只会遭到别人嫉恨，至于荣誉，早就烟消云散了。
总而言之，一个人既不能视财如命，也不能太过于慷慨大方，在适当的时候施与他人适当的财物是可取的，但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给予财物上的帮助，把握尺度才是真理。过度的施舍可能会让受助者产生依赖的心理，也会让他们更加贪婪慵懒，而对于没有接受过施舍的人，可能就会激起他们的贪念。最后，过度施舍的人也会切身体会到“施舍无穷尽”的真正含义。
（2）胡乱给予和有道施予
我们可以将慷慨施舍的人分为胡乱给予和有道施予。胡乱给予主要会出现在这样一些场合，例如大肆宴请、角斗、游戏表演或是兽物格斗等。但是这些给予只能给大家留下片刻的印象，因为浮华的事物总是过眼烟云。而有道施与就不同了，它是仗义疏财的一种表现，例如将人质赎回、替好友还清债务、为女儿办嫁妆或是助贫苦的人一臂之力等。因此，像迪奥弗拉斯图斯在《论财富》中对奢华的游戏场面大加赞赏的语言，我就非常不能认同，他的赞赏甚至于到了荒谬的程度。除了这一点，他的这本书中其他的观点倒是可以接受，而且内容也很合理。我认为钱财应该以更为合理的方式帮助他人，而且所帮助的内容也应该合乎道义，只有这样的舍财之道才能被称为仗义疏财。
亚里士多德说过：“在一个被别人包围的城市中，如果每个人都需要花费一块金币来获得一品脱水的话，即便刚开始我们会感到不可思议，但是迫于需求我们还是会接受这种现实。相反，我们对那些奢侈的行径却视若无睹，而且不会感到惊异。但是这种奢华的行为根本不会为操作者带来任何的荣誉，也更加不能为大家所铭记，这些操办者只不过是思想轻浮的人，等到他们的内心得到虚伪的满足之后，他们就不会再记得这种活动带给自己的乐趣了。”亚里士多德对这种为了博得民众好感而大肆挥霍钱财的举动大加抨击，而且他还得出了一个非常精辟的结论：“也许儿童、蠢笨的妇女、奴隶或是被奴性控制的普通人会为这种活动欢呼雀跃，但是一个言行谨慎、理智严肃的人是绝对不会对这样的行为有所动容的。”
然而有点令人失望的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每当有人物当选为官时，民众都会对庆祝大会翘首以待，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俗，而且这种习俗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例如普布利乌斯·克拉苏、阿庇乌斯·克劳迪乌斯的儿子盖乌斯·克劳迪乌斯以及卢库鲁斯等，他们在当选后就举行了盛大的宴请活动。到了我担任执政官时，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的当选宴请则更为奢华，斯考鲁斯也试图超越前人。就连我的好友庞培在第二次当选后也举办了盛大的活动。这些情况我将会在下面的论述中谈起，我也会将我个人的看法表达出来。
（3）施予财富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让他人把我们当成小气鬼。马穆库斯虽然很有钱，但是他最终没能当选执政官，因为他不愿意举办宴请而失去了担任市政官的机会。所以说，假如民众要求我们举办一场这样的宴请活动，那么作为一个有理性思维的人，就应该考虑大家的要求，即使自己心里还是不乐意。但只要像我一样，量力而行就足够了。假如想通过这种宴请的方式达到某种比较重要的目的，那就更应该将钱财施舍于民众了。奥勒斯特斯就曾通过向神明敬献“什一祭品”的借口而大肆宴宾，后来得到了广泛的称誉。马尔库斯·塞尤斯也曾以非常低的价格向人民出售粮食，因为正值粮价高涨的时节，所以他不仅获得了大家对他以前行为的宽恕，而且博得了赞扬。何况这种施舍的行为既没有违反道德，而且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我还要提到我的好友米洛，这也最近的一个例子，他用自己的行动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因为他花钱雇了一批斗剑的人，而且摧毁了普布利乌斯·克劳迪乌斯的阴谋，为国家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遵循中庸之道，在形势所要求的情况下或是为了获得更大利益时进行舍财，这是被允许的。例如昆图斯·菲利普斯就常常为自己没有举办过宴请活动而自夸自赞，的确他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而且执掌着很大的国家权力。除了他，还有克塔和库里奥也是这么夸耀自己的。论及我，其实也是如此，因为我当时是以全票的绝对优势获得了市政官的职位，而支出的费用却是极少的。
还有一些施舍钱财的渠道是更值得赞赏的，例如修筑城墙、码头、水渠或是其他的公共设施。因为给予一些人的施舍虽然可以让他们得到一时的释怀与宽裕，但这也仅仅是暂时的解忧，而把钱财用在公共设备的建设上则可以长久地改善民众的生活。庞培曾经修建过许多剧院、柱廊和寺庙，因为他是我的好友，而且也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我不愿对他的行为在这里进行批评。但是有一些成就卓越的哲学家却对这种行为不太称赞，帕内提乌斯就是这其中的一位。除了他之外，还有法勒鲁姆的德莫特里乌斯也表示反对，他对希腊人伯利克里斯在雅典卫城入口处的宏大修建也非常反感。在我的书《论共和国》里，这些问题都有论及，在这里就不详细讲述了。
在情况特殊的时候可以花费巨资来修建工程，但是也必须把握尺度，量力而行。一般来说，将钱财浪费在奢侈无用的建筑中，这种行为是不值得提倡的。
疏财的第二种方式，即有道施舍，我们也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受命运摆布的不幸者和想要改变生活但并不至于困苦的人是处于两种不同的境遇，因此我们应该区别对待。对于前者我们确实应当舍与财物与关怀，当然除罪犯之外。而对于后者，即使他们没有遭受巨大的苦难，我们也不应干完全将其置之度外，而是在做过权衡之后进行恰当的抉择。恩尼乌斯说：“错误地将善意施舍与他人，在我看来，这种行为与作恶并没有区别。”此外，如果将善意给予一个懂得感恩的人，那将来必定收到报偿；而且不只是他给人的回报，还有更多的人会给予我们好感。因为人们对于在慎重考虑之下施舍与别人的善举格外看重，因此这样的人会赢得大家的青睐以及获得自身的荣耀。所谓“共同避难所”即是那些高官之人用仁爱的心灵将尽可能多的关怀。忘恩负义是违背道义的做法，也是对施惠人的极大不敬，人们对那些忘恩负义的人也是避而远之。因此，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将恩惠施与更广泛的人群，并且让受惠人铭记这些恩义。
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于个人，将俘虏赎买和接济贫苦都是施舍善意的方式。从克拉苏的一篇演讲稿中，我们可以追寻到我们这个阶层曾经行善的足迹。而且我认为这种行善的方式比那些挥霍钱财举办活动的行为要更加合情合理，品行高尚的人往往会选择这种方法；而那些善于奉承之士则更加中意无意义的欢乐场面。
将自身的利益看淡一点，而且可以放弃一些利益，这是一个慷慨大度君子的正常表现，而且这种举动对于他自身来说也是有长久益处的。因此，我们在施与他人恩惠的同时，不应该向受恩者强行地索要回报，而是应该多为对方着想。另外，在商务往来中，例如买卖、租赁、或是房屋地产等，我们也应该秉承公平合理的原则，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做出一些退让，我们自身的慷慨胸怀也会因此而展现出来。但是我们也必须将自己的财物管理好，不要让它们在细小的问题中偷偷溜走，因为这是很丢人的事情。然而我们也不能让自己变成守财奴，毕竟让人受益的财富比遭人唾骂的财富更有价值。
“好客”是迪奥弗拉斯图斯所极为喜欢的做法，对此我也非常认同。因为外国人如果在我们的国家得到了热情的款待，那么我们的国家也会受到来自四方的赞誉，而且这种收获称赞的方法也非常明智。因此，作为名人，就应该将自己的家向客人开放。为此，迪奥弗拉斯图斯还举过一个例子：雅典的西门不仅自己对同乡拉基亚代人招待备至，而且他还要求自己的管家也热情好客，对拉基亚代人招呼款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