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们应该算得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个性突出,性格散漫,喜欢过闲云野鹤式的生活,凡事都喜欢由着性子来,有的人甚至还有一些怪,
比如倪瓒,他就是个很怪的人。他不喜欢政治和喧闹的城市,也不喜欢和人打交道。那他喜欢什么呢?喜欢干净。喜欢干净到什么程度呢?衣服每天要换好几次,手中也要搓上好几遍,总觉得脏,而且还要把自己拿来洗上好多次。这还不算,家具要擦洗,房子要冲洗,庭院里的树也要刷洗。这种过分爱干净的癖好其实是一种洁癖,他不能容忍“脏”的东西存在。这种癖好也影响到他的人格倾向,他不愿意看到更不愿意去做那些他认为不洁”的事情。所以他很孤做,也很纯真,希望过很清爽干净的生活。
但这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人要养活自身这个臭皮囊,就得挣钱吃饭,有时就难以免俗,但倪瓒却有条件让自己远远地躲开那些世俗的东西,因为他幸运地降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人家,祖上为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产,他不需要为挣钱养家糊口而去向谁低头折腰。他一直都过着那种很清雅很清高的日子,简直就不食人间烟火。
但只出不进,再多的家财也终有耗尽的一天,再加上他又不善理财,家产很快消耗大半。他干脆将田产悉数变卖,将所得银两全部送与一位年老的朋友张伯雨,然后绝尘而去,游走在湖山之间,过着漂泊隐逸的生活。
有时,他借宿朋友家中,有时寄居道观佛寺,这样折腾了好多年,最后才在笠泽水乡定居下来,日子自然是过得非常艰难了,但他不以为苦。他觉得在那样的乱世里,大概没有比这更好的摆脱俗世、洁身自保的生活了。他散尽家财,对身外之物毫不在意的潇洒态度深受后人的景仰。
还有一则有关他的轶事,很能表现他的高做和脱俗。说是当时有一支起兵反元的农民起义军在江南一带已经很有声势,首领叫做张土诚,他对已经名满江湖的倪瓒早已是崇拜有加,希望倪瓒能够加入到他的幕府当中为他出谋划策。你想倪瓒是什么样的人哪,视权贵金钱如粪土,当然是一口就回绝了。
没过多久,张士诚的弟弟张土信在太湖上泛舟赏景,正巧也遇到倪瓒在湖上荡舟,张土信想起倪瓒拒绝入僚时轻蔑的神情,气就不打一处来,把倪瓒抓过来就是一顿狂扁,差点给当场打死，幸好一位官员上来劝阻,张士信才住了手。
在这场暴力事件中,倪瓒自始至终都紧咬牙关,不发言。后来有朋友问他怎么不说话解释解释,哪怕就是喊疼也行啊!你猜他怎么回答?
他说：“开口便俗”
好个倪瓒,真有骨气,也有点迂腐,他也知道自己是个不谙世事的迂执之人,所以自称“倪迂”。其实他称自己“迂”是在以自嘲的方式自我表扬,他就觉得清高了不起,不想向世俗投降。
他甚至都不愿意跟人交往,一辈子只有几个朋友。这在他的画里就能看得出来,他多数作品都没有画人,是纯粹的景物,即使要表现人,也不直接画人而是以物喻人,比如,他的《六君子图》就是一幅这样的作品。
《六君子图》是他应朋友卢山甫之请所作,据说是在一个晚上,两人对饮之后,倪瓒挑灯挥毫,一气呵成。画面是倪瓒最常采用的“一江两岸式”构图,分为上下两段景,上面是一带远山隐约的轮廓,下面近景则是江岸块起伏的坡地,六株品种不同的大树秀然挺立,成为画面的主体,而中间留出大面积空白,不着一笔,表现水的浩渺无际。而隔着水面,远山近坡遥相呼应,有一种阔远的效果。
据说这幅画完成之后,还没来得及命名，一天,黄公望前来拜访,见了这幅画,眼前一亮,马上明白了倪瓒的寓意,立即题诗一首,
诗曰：远望云山隔秋水,近看古木拥坡陀。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黄公望一诗破题,两人会意而笑,便将此画命名为《六君子图》。后来这段题赠命名的故事在文人圈中传为佳话。
中国文人画历来对作画者的人品十分看重,人品高洁的,其画作连同他的清雅逸事流传得愈加广泛,这叫“画以人传”;而人品恶劣者,人们在欣赏他作品的时候,其艺术价值也会大打折扣。这幅《六君子图》从形的角度看,它是客观物象的再现,却寄寓着作者的主观意志。
他以树喻人,而人当有这树一样挺拔的身姿和品格,当以君子为崇尚的对象。那画中不见一人,却有人的精神气韵洋溢其间;无人山水,却是有我之境。
除了山水,倪瓒的墨竹也画得很棒,功夫过人。他画墨竹有一个准则,就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
他认为文人画的精要就是直写胸臆,不必在表现对象的似与不似上纠缠,而是通过所表现的对象表达内心的感受,只有以“自娱”的轻松心态作画,不囿于“形”,才能酣畅淋漓地表达“意”。这是他毕生追求的艺术境界。
后世的许多画家都学习过他的风格,更以他所追求的艺术境界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且由于倪瓒的人品备受推崇,以至于后来的人们竟以是否家藏倪瓒的书画来判定一个人的雅与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