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隊的夏天》第二季，五條人火了。他們的走紅又帶動這檔綜藝出圈，讓更多主流人群對於國內獨立樂隊產生了興趣。
這些出現在《樂夏》的樂隊，其實屬於非主流中的主流，背後多有大廠牌支撐。而在那些廠牌的陽光普照不到的地方，還有無數野生的獨立樂隊，他們把自己稱作地下樂隊。
近日，我們找到四支在上海灘具代表性的老牌獨立樂隊，他們中有的已經解散，有些經歷了分分合合，也有一直堅挺活到現在的。
這些樂隊裡的中堅成員都已步入中年，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當他們下班後背上樂器在最高峰時刻的地鐵裡擠擠挨挨、從城市的四面八方趕往排練室的時候；當他們進行異地巡演，而此時家裡兩個孩子中大的一個因為換牙高燒不退，小的還抱在手裡餵奶，老婆打來電話哭罵的時候；甚至到了最後，當他們中的一些人終於迫於生活壓力不再做音樂的時候——他們在想些什麼？
今天，讓我們暫時忘記這個時代無處不在的算法，來聊聊活法——當曾經的搖滾青年到了中年，他們選擇什麼樣的活法？
🎶“我成了被20年前的自己看不起的人”
“搖滾樂隊可能是所有有才華又不得志的年輕人的一個俱樂部，一幫小赤佬在一起，大家的時間非常不值錢，又有很多創造力，想要把它變成自己才華的證明。”
——王翼昊（蘭亭主唱）
2003年夏天，滬青平公路上還未出現成群結隊的別墅，這裡只是上海人眼中一個尋常的落鄉地方。這年王翼昊23歲，已經做了兩年樂隊，他們的排練室就在滬青平公路吳寶路上，是他叔叔的鰻苗廠裡免費勻出來的一間房。一切設備都是自己買的，房間裡的隔音也是自己做的：先往牆上鋪層棉花毯，外面再包上塑料紙。天氣晴朗的傍晚，打開窗戶，可以看到田間有黃鼠狼的身影，映在一片夕陽晚照裡。
這是王翼昊記憶裡屬於這座城市最後的浪漫年代，在房價被徹底炒高之前。“當時的年輕人真的會在週末約上幾個朋友去酒吧看樂隊的現場演出。現在沒有這種人了，你發消息說去酒吧聽歌吧，人家要當你腦子有毛病的。”這個年代人與人之間經濟地位的巨大落差，導致很多人對於成功有一種焦灼感，將自己的時間投入到能夠更快捕獲成功的那條快速車道上面。“再沒有那種輕鬆的心態，可以繼續享受生活、音樂和啤酒。”
而《轉多雲》就是在王翼昊口中“最後的浪漫年代”裡、在那片可以看見黃鼠狼出沒的田園被創作出來的，直到現在，這首歌在上海乃至全中國那撮聽英式搖滾的歌迷中間仍是被封神的。就在同一年，蘭亭成為第一支登上ARK舞臺的上海Indie樂隊（即獨立樂隊，在很長時間裡，獨立音樂也被稱為地下音樂）。演出開始前，王翼昊從窗口伸出頭去看，“可以看到長長的隊伍，很多高中生也來看我們演出。”時隔多年後他承認，這樣的場面對於當時的樂隊成員來說，是會讓他們產生一種成功的幻覺。“我想，這（成功）才剛剛開始，但我沒有想到，馬上就結束了。”
在那個互聯網都不是很發達的年代，他們沒有享受到流量的紅利。“差不多撐到2005年，吉他手和鼓手都去發展其他事業了，貝斯手也跳到別的樂隊去了。2009年又重組過一次，之後就開始換成員，變成新的陣容，就不停地玩，也沒有太大的成功……”
距離那場歷史性的演出17年後，王翼昊從公寓頂層的自家露臺看出去，上海的天際線盡收眼底。他如今從事房地產生意，音樂圈裡的人叫他“王老闆”，一半人看他是神話，一半人看他是笑話，笑他的人看不起他拋棄了做樂隊的初心。“搖滾樂隊可能是所有有才華又不得志的年輕人的一個俱樂部，一幫小赤佬在一起，大家的時間非常不值錢，又有很多創造力，想要把它變成自己才華的證明。”但到了一定年紀，結婚生子，人生就不一樣了。“人總還要有一定底線的吧？你總不希望自己老婆和別的男人跑掉吧？”所以必須扯著自己的頭髮鞭策自己上進。
這是他的選擇，還有很多和他年紀相仿的人還在堅持做音樂。他覺得，那樣也蠻好。“但如果整天擺出一副除了音樂別的都是糞土的樣子來，就有點可憐兮兮了。這種不被世界理解的、鬱郁不得志的老爺叔是很可悲的。”被仍然堅持音樂理想的人們嘲笑的王老闆，在家裡建了間專業錄音棚，但花在音樂上的時間是零。“坦白說，每天除了睡覺的四五個小時，剩下的時間不是在賺錢就是在想怎麼賺錢。”
王翼昊承認他成了一個被20年前的自己看不起的人，但他並不在意。“必須先有錢，有了錢可以讓我的審美品位變得更高，當一個貴的音色和一個便宜的音色出來，你知道它們是不一樣的。”他相信，等未來有時間再度投入音樂的時候，他的下一張專輯會更好。但到那時，他不會再想通過音樂向別人證明些什麼，它將成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
他微微一笑，“雖然我在生活中是個俗人，但我在音樂裡面寄存了一種靈魂深處比較高尚的東西，希望自己在音樂裡是個金光閃閃、駕著祥雲而來的人。”
🎶“做這一行，90%的樂隊都不賺錢”
“我們不是藝術家，不能一味追求藝術境界，我們希望在相對好的生活基礎上，再去追求音樂。”
——謝暉（羽果主唱）
2003年，當王翼昊和他的蘭亭樂團在ARK做了上海第一個Indie專場時，在江西南昌，尚未從“晶體”改名為“羽果”的這支樂隊，還沒像一顆有羽毛的果實那樣飛起來。
主唱謝暉對於那段時間最深刻的記憶，是在一場大學演出中借其他樂隊的吉他來砸，被吉他主人衝到舞臺上一把奪走，並衝他們怒吼“下次再也不借給你了”！臺下看演出的一群大學生當場笑瘋。“當時我們正處於極度迷茫期，開始創作了，但還不知道究竟該怎麼做。所以表達方式很傻很直白，在舞臺上靠行為證明自己搖滾，以為搖滾樂就是一種宣洩。”
圖源丨微博@MARUITAKOYAKI
後來，那個吉他被砸的吉他手（萬勱）加入樂隊。再後來，他們從南昌來到上海發展，這是2006年。謝暉的弟弟謝俊擔任樂隊作詞和貝斯，原本是一名法學生，但被他“誘拐”到上海，為此父母一度無法原諒謝暉。
謝暉相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羽果是上海唯一一支全職樂隊。所有成員住在一起，除了做音樂，他們不做別的，日子過得很是慘淡。“慘了兩年！怎麼慘？沒有別的收入，只有靠酒吧演出。一場演出賺1000元，四個人分。每週一場，一個月就是四場，等於每人每月就1000元收入。很快，從南昌帶來的積蓄都花光了。”
直到2009年出了《巴別塔》專輯，打出了知名度，接到一些商演及品牌合作，收入才多了些。“但仍然不足以讓生活質量有很大提升，你要結婚吧？得養家餬口吧？我們不是藝術家，不能一味追求藝術境界，我們希望在相對好的生活基礎上，再去追求音樂。生活壓力太大，創作也會受影響。”這時候開始，大家決定出去工作了。“先讓自己生活無憂，有份穩定收入，不要為下頓飯考慮。我剛開始去了一家廣告公司做音樂。我弟在房企，吉他手和鼓手都在鳳凰傳媒。”
2006年至今，他們14年裡發行了四張正式專輯，平均一張專輯要花上三四年。“90%的樂隊不會有機遇找到投資給自己出唱片的人，我們的唱片都是獨立完成製作的，前三張更是在家裡做出來的。”謝暉說。
圖源丨微博@MARUITAKOYAKI
製作一張專輯是個異常繁複的過程，這裡或許可以再說一個關於蘭亭的故事，他們在2014年左右發行的第一張專輯《到燈塔去》，裡面所有的歌都寫於10年前，當時缺乏條件，只製作了地下發行版本。直到10年後，經由拉拉索唱片主理人李偉照推動，才製作了正式版本。懷胎整整10年，專輯方經難產而復生，這個看上去極端的經歷卻是上海也可能是中國獨立樂隊最寫實的縮影。
大多數歌迷是在羽果成名後再回過頭去聽他們2008年發行的一張《春曉》EP，反應往往是目瞪口呆、驚歎不已。樂隊後來受邀去西班牙參加音樂節，在畢爾巴鄂大教堂現場唱了《春曉》，老外都聽得如痴如醉。他們當時帶的專輯，被爭搶一空。這從側面證明了一點：歌好聽是遠遠不夠的，這僅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謝暉說，“你的音樂賣不賣錢，營銷手段很重要。”比如上一趟《樂夏》，之後的演出費就可以飆升至20萬元、30萬元，這是圈內人盡皆知的。王翼昊說得更直白，“你寫了一首好歌，有好的詞和好的編曲，僅僅是成功的5%，成功還取決於另外95%的東西，包括包裝、運作、推廣……”但現實決定了絕大多數樂隊無法擁有這95%所涉及的資源。
“我想90%的樂隊都不賺錢，都要一邊上班一邊做音樂。你要花很多時間排練，最重要的是花出去的時間和精力同你的所得是嚴重不對等的。”謝暉以新專輯《怒馬》為例，“這張專輯我們做了四年，可能唱片賣不了多少。我們在線上就沒有售賣，都是免費的，那版稅就忽略不計了。線下的實體碟片，大部分我們都是拿來送的。”
出專輯是一種形式，樂隊活動的另一種形式就是演出，有些演出賺錢有些則燒錢。羽果有一年在萬代南夢宮辦了個專場，賣掉700張票，但是門票收入很難抵消投入的成本。謝暉回憶，當時的場租費打折後是五萬，還聘請了技術團隊，做了很多VJ，都是大手筆投入。
羽果今年出了新專輯，從11月底開始，他們將進行兩個月左右的巡演。謝暉覺得對於現階段的樂隊來說，演出收入沒那麼重要，“最重要的是保持不斷的演出和創作，這樣我們就能始終處於一種非常好的狀態。”
🎶夢沒做完，我們不散
“我們好好做樂隊大概就三年時間，這三年裡從第一場演出大概就10名觀眾，到在MAO開專場超過1000人。”
——菩菩（蘑菇團主唱）
圖源丨微博@MARUITAKOYAKI
樂隊解散後的很多年裡，菩菩每次路過凱旋路上的育音堂，心裡牽牽絆絆的，都是舊日舞臺上的光影和聲浪……
蘑菇團獲得過一支地下樂隊所能夢想的幾乎一切成功：他們曾經在MAO開過觀眾逾千人的專場；參加過國內所有大型音樂節，並登上過虹口和工體這種絕對重量級的場館……“我們好好做樂隊大概就三年時間，這三年裡從第一場演出大概臺下就10名觀眾看，到在MAO開專場，超過1000人。”
即使擱在現在，一支沒有上過《樂夏》這種綜藝節目的獨立樂隊辦個專場也罕有達到千人規模的。蘑菇團最接近走出地下、走入大眾視野的一次經歷，是在2008年參加康師傅樂隊選拔賽獲得了上海賽區冠軍。當時的評委之一是陶喆，演完第一輪，他旗下的唱片公司就找到了他們。從地下到主流運營，難免水土不服。花了兩年工夫終於做完第一張唱片，遇上陶喆父親去世，宣傳這塊也沒跟上。雖然有幾首歌還算出挑，但整張專輯沒有製造出太大動靜。
大家的心態崩了。“生活和音樂的雙重壓力給了我們很重的負擔，身邊的人都成家了，家裡人也希望你可以早點穩定下來，而你還漂著。舞臺下的人看你很風光，但你知道自己的口袋裡其實非常淺。總覺得籤給有名的廠牌會一夜成名，然而什麼都沒發生。”
無奈只能和現實妥協。菩菩做起服裝生意，也開過飯館。近10年的時間就這樣流走了，他偶爾想，當時如果沒有籤主流公司，而是堅持自己的路走下去，這會兒應該發展得很好。要麼再拾起來？不管結果怎麼樣，總歸先試試。湊齊如今的樂隊，就花了兩年時間。
《33》是新蘑菇團成立後寫的第一首歌，那年菩菩33歲。“旋律寫好了，編曲也都做好了，歌詞一直沒有寫。有天早上我在聽旋律，外面下著雨。過去10年裡的事情，開心不開心的，走馬燈一樣在眼前過。”他後來在歌裡唱，“人生走完了一半/我三十三/有個夢還沒做完/我們散不散”。
新團成立以後第一場演出在瓦肆，這是菩菩近10年裡第一次站上舞臺。底下的面孔已經生疏了，他有點失落。那不是一場高質量的演出，“唱第一首歌還是保持了20幾歲時候的動作和強度，所以第二首歌就開始喘了。”但菩菩是快樂的，“我們現在就是個新的樂隊，我剛做樂隊的時候上臺狀態差多了，慢慢都會好起來的。”
終於又啟程了。
🎶“我們要找自己的樂子”
“五條人最讓人佩服的是，他們既保留了做人的詩意，又獲得了世俗的成功。”
——香蕉猴子樂隊
Bono把別在頭上那頂爵士帽沿裡的羽毛輕輕拔下，柔緩地插到了面前的話筒上。插電吉他轟隆一聲炸響，演出開始了。
圖源丨拍攝者：RayHi
凱旋路上的育音堂裡，鬆鬆站了一池子人，小兩百光景。這是國慶前夜。疫情過後，上海演出市場的那口氣還沒徹底回來，但現場氣氛很好。深夜11點已過，香蕉猴子在歌迷的要求下又加唱了兩首。
演出結束，主唱Bono出門透口氣，被一群老外歌迷團團圍住，其中一個用標準的普通話告訴他，自己之前住在北京，看了很多現場演出，還是最喜歡香蕉猴子。鼓手Alon笑著在旁邊搖頭，“現在人少了，10年前底下的人都是滿的。”香蕉猴子專注於唱英語歌，2005年一成立就在上海聚集起一批老外鐵粉。他們被幾家專業媒體譽為“本土車庫搖滾巨星”，並因此和剛出道時的劉雯一起拍攝了一組照片登上《Vogue》雜誌。
十幾年過去了，那些當初和他們幾乎同時出道，又在彼此的演出中互相擔任暖場嘉賓的樂隊都火了，比如JOYSIDE和刺蝟，上過《樂夏》後，一切都不一樣了。香蕉猴子也想上，誰不想呢？但經紀人告訴他們，在那之前他們得有一首中文歌，要讓歌迷可以跟著大合唱。Bono從20年前開始做樂隊，寫了半輩子英語歌，唱了半輩子英語歌，最近正在苦思冥想創作人生第一首中文歌。“第一次往往特別痛苦，要尋找另外一種語境，但又不想很淺白。”
看演出的人還沒有散盡，一個女孩告訴Bono，“我喜歡你們的《Happy Loser（快樂的失敗者）》，因為我就是個失敗者。”在香蕉猴子看來，這就是他們的音樂在文化和精神上的一種價值輸出。
在這個時代，你總得先輸出些什麼價值，被大眾買賬，然後才能期望成功。就像五條人，他們最大的價值在於讓大家知道，縣城青年也能詩意地棲居在這人世間。
而香蕉猴子希望傳遞出生活在大都市裡的人面對無處不在的誘惑時內心的迷惘和一點騷動不安，以及對於很多普適價值的無所謂態度。
圖源丨拍攝者：RayHi
《Happy Loser》寫的是很多非常努力的人，但他們卻很失敗，因為他們為了生活變成了人群中面目模糊的一個。Bono說，大家其實都是Happy Losers，但重點要落在“happy”上，不管成功或者一無所有，都應該歡樂地面對人生。就像他的偶像Iggy Pop和MC5，“他們的存在本身就在傳遞一種人生信條：無論世界什麼樣子，我自去找我的樂子。”
Bono人生至今最大的樂子之一，是在2015年上海時裝週辦的專場——模特穿著他的獨立品牌服裝走秀的同時，自己的樂隊則在現場進行伴奏。作為搖滾歌手和服裝設計師的Bono，兩重身份在那個時刻融合到了一起。
樂隊成立15年，歇歇停停幾次，到2009年按下了長久的暫停鍵，三年後又重聚。吉他手範強那段時間和來自日本、美國的同行從事派對音樂，他留意到上海的地下音樂市場在這期間發生了轉變，“從之前純樂隊演出的形式到了派對形式，大家不那麼在乎樂隊是誰了，但他們在乎音樂質量。所謂派對形式，就是由DJ開場，中間穿插樂隊，最後再由DJ主操，一直要到天亮。”防空洞式樣的酒吧The Shelter迅速火起來，上海也成為了中國電子樂的中心。“聽DJ音樂的人，訂一個卡座一晚上消費10萬，聽樂隊的一晚上消費一杯啤酒。”Bono咧嘴笑。範強認為不能這樣武斷地比較，但這種比較還是可以從某個側面迂迴地反映一些現實。
即使上海曾短暫地刮過一陣車庫風，等香蕉猴子歸來的時候，這股風潮也已過去了。所幸人們聽音樂的口味越來越雜，只要是好音樂，就會有自己的受眾。去年6月，分分合合的樂隊再度重組，貝斯手三鬼加入了樂隊。三鬼是“90後”，他給老猴子帶來了很多音樂和營銷上的新點子。每星期，他們在同樂坊裡租場地排練，一小時200元。逢到週末有演出，一週則要排兩次。這個月，樂隊的新單曲就將發行，並且又有新成員加入進來，這支老牌樂隊希望通過換血迎來第二春。
對於未來，他們有一些模糊的期待：也許有機會上《樂夏》，也許能被更廣泛的歌迷群體所認可，但問題是，自己願意作出多少妥協？
範強（左）、Bono丨拍攝者：outyouhead
🎹後記
香蕉猴子的吉他手範強說，他最佩服五條人的是他們既保持了做人的詩意，又獲得了世俗的成功。
這是一種用上海話說“吃相好看”的成功，然而更多時候，人們必須用不那麼好看的吃相去爭取成功，而似乎從來沒有哪個時代的人比這個時代更迷戀成功。
“你看過80年代的足球比賽嗎？”那天在自家偌大的露臺上，王翼昊問，“當前鋒接到隊友的傳球時，可以氣定神閒地玩一點花活把它踢進門。現在呢？你球還沒拿到人家已經鏟過來了，要進個球可能得在摔得滿嘴是泥，對手的鼻涕都噴在你臉上的情況下，勉勉強強用腳尖把球勾進去。”
而Bono覺得，如果人活著卻無法實現自洽，那他始終是不成功的，比如自己。“一種是別人眼中的自己，一種是真實的自己，我在兩者間失重了。”
在舞臺上鼓勵大家都要做“快樂的失敗者”的Bono，承認自己缺少的正是“快樂”。“在接受、適應、等待成功的過程中活著，是我目前能做到的。”
這個晚上，香蕉猴子的四個人又在排練室集合了。
Bono拎著一紙袋聽裝啤酒走進來，啪嗒開了一聽。吉他和鼓手在細節的處理上起了些異議，“我們排練的時候經常會吵起來的，你不要怕。”範強說。
時間過了7點半，他們千千萬萬的同齡人應該吃過了晚飯，正在罵罵咧咧輔導小孩作業。另一些則在工作應酬的飯桌上，已酒過三巡。
而在這間排練室裡，幾個中年男人頻繁地為了一段吉他RIFF、一段鼓點的節拍爭執、妥協、重頭來過……比照之下，這樣的場面近乎奢侈。
即使他們暫時還沒有獲得更廣泛的成功，但人活著能尋求一些生計之外的東西，一些介乎樂子和夢想之間的東西，這種狀態本身自有一種迷人之處。
題圖圖源丨微博@MARUITAKOYAKI
來源：周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