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因就是內部文明精細化程度，外因就是外部壓力大小。
古希臘處在歐亞非大陸的中心，即文明的交匯處，國家又小，即壓力大，所以輝煌。英國也小，且距歐洲大陸近，能受惠於大陸文明，又有海峽相隔，大陸攻入不易（希特勒能佔領法國，但無法佔領英國），自保能力又勝過半島國家，且整個歐洲小國林立，競爭充分，即壓力大；英國還處於歐非美海上航運中心，也是文明交匯點，正如十字路口交通要道。近陸島國位置最優越：文明精細化既達到一定程度，又與作為外因的外部壓力達到最佳搭配。日本同英國情形相同：日本承接中國文明，又受中國威脅，但因隔海相望，忽必烈也無法佔領日本。以色列壓力太大了，被趕到世界各地，也接受了各地文明。
歐洲向英國移民，歐洲文明提純造就了英國，歐英向美國移民，歐英文明提純造就了美國，龐雜的文明被提純了，同人挪活的道理一樣。日本人也不可能不是中國的移民。中華民族無此情形，所以文明龐雜，正如同很少搬家的家庭必定舊傢俱多一樣，即有較為沉重的文化惰性（行為、思維慣性），改變過程較其它國家為長。美國才是一張白紙沒有負擔，最單純乾淨、“拿來主義”地嫁接了歐英文明，但這種嫁接文明在發展過程中也容易出現一個寬容度狹隘的弊端——只提取了最好的，忘記了世界還有那麼多不那麼美好的，甚至是相當糟糕的、但不可缺少的情形存在。世界不是理想國。
從文明的起源來看，人多必定力量大，idea、story多、即文明的素材或原材料太豐富了，文明必然繁盛，所以，大國很容易在古代強盛輝煌，小國很容易在近代輝煌，因為小國壓力變動力，技術和制度進步都快。中國的百年屈辱很容易理解:談不上什麼技術、全憑人海戰術的古代必定讓位於技術遠勝過人力的近代——一支槍遠勝過千根棒，可以說，打了中國一個冷不防。文明精細化程度同人群的體量成正比，中國首屈一指，但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在東亞“一國獨大”，沒有任何外在壓力即外因。外在壓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急不生智；本事都是憋出來的；沒有高溫高壓，再多的糧食也造不出好酒。百年屈辱絕對不是哪一個皇帝的責任，而是有其必然性。近代很多思想家歸因的分析錯誤不少。最簡言之，就是古代幾千年靠人海戰術取勝長期養成的慣性使然。家大業大，必定危機感不強烈。哪有什麼愚昧麻木的民族劣根性。
很簡單，一個小國要抵抗外侵，對民眾的依賴程度很高，不實現政治平等，很難調動民力；而一個大國與此正相反，總是不缺乏兵源，且領土遼闊，很不容易被外侵一鍋端，在外侵面前總有迴旋餘地，如英法聯軍入北京，咸豐逃往熱河，八國聯軍入北京，慈禧逃往西安，日軍佔南京，蔣介石逃往重慶。大國不怕外侵，怕內部起義，小國與此正相反。政府決策肯定取決於其最恐懼的方面，如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擔心共產黨勝過日本侵略者很正常。並非外國的統治者天生有民主作風。一個大國戰勝外侵的理由很簡單：就是拖也能把入侵者拖垮（這就是俄國戰勝拿破崙、希特勒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天生花崗岩腦袋，而是國家龐大的客觀原因使然。清政府之所以戰敗，就是因為不懂得放進來打持久戰，而抗日戰爭則因做到了這點而取勝（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應該有這層考慮）。中國自古以來都是打出去，扭轉為放任外敵進入以持久作戰的思維和做法也不是很容易。咸豐接受不了外使駐北京也就不難理解了。
內部起義很難引起制度質變(即內部矛盾調適)，因為任何一個統治階級在外侵壓力面前接受改變要比在內部反抗面前接受改變從情感等方面看要順暢得多，如日本一擴大侵略，國共就合作，抗戰一結束，國共就內戰。中國古代多少農民起義導致的改朝換代都只是簡單重複的原因就在於此。
大國小國因為外在壓力不同而導致制度質變難易快慢的情形可以同平時、戰時官兵關係處理難易的不同相類比：平時無壓力，戰時有壓力，戰時官兵關係要比平時容易處理，因為他們面臨共同的威脅，任何一個將軍也不會制定一個只是有利於軍官而不利於士兵的作戰計劃——而平時軍官的對立面是士兵，軍官的決策很難讓士兵參與。小國就像是永遠處於戰時，大國總是承平日久，所以大國官民關係很容易不佳。沒有什麼好責備的。
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外族入侵的歷史，但這種壓力絕對達不到足夠的程度（持續性很重要，真正侵略的次數並不一定多）。所以說，整個近代外敵入侵給中國送來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不是什麼西方文明，而是壓力，中國絕對不缺乏文明。中國古代思想家的主張一點也不比西方遜色（一般認為三權分立是西方政治學說的精髓，但實際我國古代思想家商鞅就說過類似的話：“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則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治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成”。商鞅和亞里士多德基本是同時代人）。中國古代在世界或者說在東亞幾千年來一國獨大，內因足夠，外因沒有。
做一簡要、也許不太恰當的形象說明：一家父子5人，一家父子2人，前者父親的自律性，或父子關係的融洽度肯定不如後者；後者父子不甘心長期被辱，會更迫切地尋找武器，一旦武器在手，肯定能打敗前者；前者父親被兒子多次指責，也不會改正，因為威脅不到他的地位，但一旦面臨被後者佔領家庭的危險，則必會放下身段，籠絡人心。問題就這麼簡單。
雖然中國近代化落後於英日，但由於中國人口眾多，人與人之間生存壓力大，保證了內部民眾智慧不退化。俄國國土也遼闊，但人口稀少，生存壓力不大，所以文明精細化程度也不高。遠洋島國難得大陸文明之惠，文明精細化程度低，又無壓力，發展也慢；半島國家接受大國文明很便利，但受其威脅也太重，發展進程常被打斷。可見，國情對現代化進程的決定作用很大。總之，人多無壓力，必定不重技術，體量大、慣性大、條件成熟慢、制度質變慢，這是解釋李約瑟之謎的根本原因。居安很難思危。
文明的差異，不在於是一元還是多元，而在於精細化程度，即博大精深程度（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中國幾千年文化）。同樣的經驗教訓重複二十四遍，印象或思維深度不可能不深刻，哪個國家比得了。文明從來就不可能是一元的，只要有人群的地方，相反的主張永遠有。中國進入世界的“競技場”始於鴉片戰爭。壓力具備，進步就是必然的。文明精細化程度最高，是解釋改革開放近幾十年中國發展令世界矚目的根本原因。
西方有一個解釋中國近代落後的說法：中國人天生宗教色彩淡薄，為真理獻身精神差。當然這是不對的，原因仍在於以上：人多必定對自然力恐懼少，所以宗教色彩淡；因為人多國大，不像西方小國林立，出逃它國很容易——難以逃脫，必然隱忍，並非黃種人天性比白種人社會責任感缺乏、恐懼死亡。東西方政治精英為民族奉獻的動力，前者以“青史留名”為主、以宗教精神為輔，後者正相反。一個是向偉人效法、一個是向上帝看齊，都是為了達到德才兼備的目的。
總之，國與國之間發展狀況，主要取決於客觀原因，誰也沒有什麼自卑與自傲的理由。小國領土狹窄，必定比大國危機感強烈，常有侵略的衝動；人多必定文明的素材豐富，精細化程度高；物以稀為貴，人多必賤，大國在人權方面必定欠缺；統治階級必定更提防百姓內亂，而不會看重其在抵抗外侵方面的作用；還由於人口眾多，必定容易對秩序構成極大的壓力，那麼為了達到同樣的秩序，管理必定容易趨向高壓，忽視個性；大國政府存在時間很長，百姓必定以進入政府為榮，且容易依賴政府、信任政府，政府也容易承擔較多責任，而小國則與此正相反——存在時間很短，想指望也指望不上；無法利用政府實現個人利益，只好研究科學，所以，西方重科學，中國重倫理；中華文明幾千年連續不斷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因為體量大，無法撼動。面向太平洋的東亞大陸這片區域，面積大、地形平坦、氣候溫暖、河流環繞，焉能人丁不興旺。孟德斯鳩強調地理環境的至關重要半點錯沒有。
從1840年，中國開始百年屈辱，也就開始了近、現代化的進程，但這不可能一蹴而就。無壓力不會改變，即使有了壓力，因為體量大，耗費時間也比小國長得多。英日完成近代化尚需近百年，中國約需二百年。
兩次鴉片戰爭是中國初識壓力，甲午中日戰爭才真正使中國開始因痛苦而覺醒，八國聯軍入侵使中國感受到的就是恥辱了，而接受現實，開始想到“放進來打”這個正確的辦法，就到抗戰了。一般來說，一個小國，30年的屈辱就足夠了，但對於中國是遠遠不夠的——一頭大象很難像一隻兔子一樣把一次拳擊當回事。這需要幾十年。
外侵問題不解決，不可能解決內部爭戰。此後再有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共產黨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內戰。
辛亥革命後的袁世凱之所以戀權，應有一個重要的心理活動，即他認為他需要回報，回報他在清帝退位上的歷史作為。這個心理活動並不難理解。後來的蔣介石之所以容不下共產黨，也基本是這個原因——他認為國民黨在辛亥革命、消滅北洋軍閥、及抗戰中有一定歷史貢獻。這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近現代化緩慢的原因，也是人之常情，難以避免。又幾十年過去了。
戰爭年代，正是用人之際，不可能解決腐敗問題，民生、民權問題更不可能提上日程。蔣介石政府被推翻，腐敗是根本原因。
在中國這個近代化過程中，每一個政府的寬容度都在增加。都是曲折磨合、主張碰撞、認識提高的過程。
內戰不解決，不可能著手解決貧困問題。
建國後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共領導人不可能很好的擺脫軍事家重對立輕統一、命令作風、忽視個性、輕視科技、重改變輕秩序等的思維慣性的弊端，套用一個術語，即軍事家的政權很難做好“行政去軍事化”的問題。這種情況也不難理解，與漢高祖劉邦從“馬上打天下，到下馬治天下”頗有相似之處。更重要的是，由於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來自於主張暴力革命和社會理想描述的馬克思主義，在真正執政後會出現黨的歷史方位、指導思想調整難的問題，再套用一個術語，即“政黨理論具體化”（或理想現實化）的問題。所以，就有改革開放前套用計劃經濟曲折發展的近30年，國民經濟幾近崩潰。中國真正發展始自改革開放。作為黨和國家締造者的毛澤東同志終身任職，雖然帶來一些問題，但無法避免，可以理解。蔣介石也是終身任職的。
越是頂尖的軍事家越是容易在和平時期的經濟問題上捉襟見肘：軍事才能的核心目的是算計並消滅對手，而經濟才能最高超的核心智慧是挖掘自己並達到共贏，起碼需要互通有無呀。“戰勝”、“掘墓”之類的理論指導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開放。
解決不了貧困問題也很難真正著手解決官員的腐敗問題，以及更長遠的依法治國問題。近些年如果不是較好地解決了經濟問題，也不可能如此大力度地反腐敗。
總之，完成任何一件大事，都需幾十年時間。要懂得等待條件成熟，或者說，顧得上；分析問題越客觀越好，能較好地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杜絕偏激，也對未來發展保持冷靜、理智和希望。歷史是不以某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目標很簡單，實現很困難。很簡單，質量越大，慣性越大，正像動物孕育新生命一樣，體積越大，懷孕時間越長，國家越大，改變制度的條件越難成熟。航母移動肯定比一隻小船移動費時費力。責怪個人意義不大，歷史總需要一個長期的自然演變過程。我們期待中國夢的很快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