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联系实际的诸项含义

其一,真理是不用联系实际的,它超越时空,比如勾股定理,不管在古代还是在当代、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只要是直角三角形,便可简单套用,不存在具体化的情形,不可能有古代的、当代的、中国的、美国的勾股定理。不可简单套用的,普适性必定差。真理已经经过无数次检验,是符合实际的。其作用范围是根据常识公认的,不可杠精或诡辩。

其二,抽象经验也符合每个时空,但有一个具体化过程,比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任何战场都需要贯彻这个军事原则。不过随着具体战役的不同而具体情形不同,但原则是不变的。抽象经验,基本等同于真理。这个具体化过程很简单。

其三,具体经验对应具体时空,时空不合适,不可死搬硬套,比如三十六计,不可能适合每个时空,要想运用得当,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一切从兵法条文出发,否则,便是纸上谈兵。对具体经验而言,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并非理论本身(具体经验)有问题,而是考虑到实践者的智慧和经验有欠缺。在智慧和经验有欠缺的情况下,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远比强调理论的首要性犯错误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为智慧和经验的欠缺基本是常态,所以,绝不能太看重理论。通俗而言:不打仗时看看孙子兵法,真到了战场上,一定要忘掉孙子兵法。智慧不足、但学孙子兵法太多的人,很容易导致变通性不佳,反倒不如一个从未学过孙子兵法的人。“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它似乎重在归咎书本知识,实际原因更多在于运用者智慧和经验的欠缺。书本经验没有错,错在运用的人死搬硬套于不合适的时空。如果能做到活学活用,有理论当然胜过没有理论。就具体经验而言,有成功的概率高低的区别,成功概率很高的具体经验类似于抽象经验。守株待兔类的具体经验成功概率太低了,人们通常不视其为经验。具体经验需要联系实际。这个具体化过程很不容易。

其四,因为理论毕竟是人杜撰出来的,由于某些人的智慧和经验的欠缺,他所总结的理论是脱离实际的,这种情况下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为了鉴别理论的真假,即抛弃理论中的那些“假理”、保留那些“真理”,即实践的效果是检验理论中哪些是“真理”、哪些是“假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面前,一切“假理”都会露出真相。实践是空想理论的照妖镜。理论是苍白的,实践之树常青。从这个角度来说,之所以强调理论要联系实践,就是出于对某些理论是否真理的担心,担心这个理论是否脱离实际。勾股定理是符合每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实际的,毫无例外,自然在以后运用的时候,就不必强调要联系实际了。

取一个简单而形象的说法:书本知识有20%是错误的,如:把人类的罪恶归咎于财色之欲、归咎于人性自私等一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其实那是因为制度不完善,使作恶者没有受到足够惩罚、遭冤屈者没有收到足够补偿、付出者没有收到足够回报);有20%是正确的,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既强调天道,又强调人力,很全面;有60%是片面的,如哲学某一派别的主张、某一个人或某一本书都容易是这样,因为任何一个作者几乎不可能德才极度兼备,是万能的,所以,要想避免错误,接受者一定要放弃好恶,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有志者事竟成”,或“人算不如天算”都是片面的,也就是只强调了“谋事在人”,或“成事在天”。有志者不一定事竟成呀。没有才能,只有志气,最终累死一场空。

应该想到,当我们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时候,肯定不是出于对理论的尊崇而是质疑。它同“尽信书不如无书”一样:肯定不是按照书本知识把事办成了、而是办砸了才总结出来的。如果书本知识是错的,那就主要怪原作者,次要怪当事者,其它都怪当事者。亚里士多德对他的老师柏拉图就做得很好: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处理理论和实际关系最关键的问题是:决不能自我狭窄理论的选择范围。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遭受惨败,就是因为王明限定了红军革命的道路只能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模式中选择,即中心城市革命的道路。这样的限定就使得红色革命不可能从中国传统农民战争的经验中有所借鉴。其实我们知道,李自成、洪秀全都是从农村起步而后终于占领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的。自我狭窄自己的选择范围肯定降低成功的概率。城市中心论是个具体经验,不适合中国这个时空,具体经验必须联系实际。是谁的主张不重要,是否正确才是根本。不作茧自缚,就会较快找到最佳办法。

世界就像一头大象,每个思想家都在解释这个世界,并为它出谋划策(如同盲人摸象),每个人都有正确之处和错误之处,只有把每个思想家的正确之处加总,才等于整个世界,不能把某一个或某几个思想家的说法不加区分地全盘吸收。每个道理都有道理,一个道理没有道理。全面的道理胜过片面的道理,片面的道理胜过错误的道理。

一种食物营养再高,如同红烧肉,也不能顿顿吃,否则,势必得脂肪肝,不管如何为了实现身体强壮的目的,也会走向身体强壮的反面。红烧肉对一般人而言肯定是很重要的营养,但对于一个得了脂肪肝的人而言,则肯定是毒药。一种理论再重要,如果不博采众长,也会使人走上头脑健全的反面。一句最通俗的话:不管他是谁,谁说得对,就听谁的最恰当。

用道家的理念、设计法家的制度、才可能达到儒家的效果;道家很高超,法家很关键,儒家很实用;不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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