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前，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小鎮去世。依照遺囑，他死後沒有舉行任何喪禮，不築墳墓，不立紀念碑，遺體被火化後，骨灰撒在永遠保密的地方，原因是他不想讓埋葬自己的地方成為世俗所謂的“聖地”。
儘管如此，整個世界還是為之震悼。蘇聯科學家庫茲涅佐夫把愛因斯坦的去世比作“格列佛之死”——當格列佛還活著的時候，小人國的居民在夜裡都可以聽到他的心跳，而愛因斯坦就是這個星球的巨人。
在整個20世紀，愛因斯坦是科學與文化最主要特徵的典範，真與善的衝突在他那裡從不存在，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卻時時告誡世人“僅僅依靠知識和技能，還不能使人類過上幸福和受人尊敬的生活，人們有理由把道德標準和價值關懷置於客觀真理的發現者之上”。
我的信仰
What I believe
文 | 愛因斯坦
來源 | 《論壇和世紀》（Forum and Century）84卷（1930年）
我們這些總有一死的人的命運多麼奇特！
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只作一個短暫的逗留；目的何在，卻無從知道，儘管有時自以為對此若有所感。
但是，不必深思，只要從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為別人而生存的──首先是為那樣一些人，我們的幸福全部依賴於他們的喜悅和健康；其次是為許多我們所不認識的人，他們的命運通過同情的紐帶同我們密切結合在一起。
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是以別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勞動為基礎的，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著的東西。
我強烈地嚮往著儉樸的生活。並且時常發覺自己佔用了同胞的過多勞動而難以忍受。我認為階級的區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後所憑藉的是以暴力為根據。我也相信，簡單淳樸的生活，無論在身體上還是在精神上，對每個人都是有益的。
我完全不相信人類會有那種在哲學意義上的自由
每一個人的行為不僅受著外界的強制，而且要適應內在的必然。叔本華說：“人雖然能夠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這句格言從我青年時代起就給了我真正的啟示；在我自己和別人的生活面臨困難的時候，它總是使我們得到安慰，並且是寬容的持續不斷的源泉。這種體會可以寬大為懷地減輕那種容易使人氣餒的責任感，也可以防止我們過於嚴肅地對待自己和別人；它導致一種特別給幽默以應有地位的人生觀。
要追究一個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義或目的，從客觀的觀點看來，我總覺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個人都有一些理想，這些理想決定著他的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這種倫理基礎叫做豬欄的理想。
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
要是沒有志同道合者之間的親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貫注於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工作領域裡永遠達不到的對象，那麼在我看來，生活就會是空虛的。我總覺得，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
我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但我又明顯地缺乏與別人和社會直接接觸的要求，這兩者總是形成古怪的對照。
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我自己一直受到同代人的過分的讚揚和尊敬，這不是由於我自己的過錯，也不是由於我自己的功勞，而實在是一種命運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於人們有一種願望，想理解我以自已微薄的綿力，通過不斷的鬥爭所獲得的少數幾個觀念，而這種願望有很多人卻未能實現。
我完全明白，一個組織要實現它的目的，就必須有一個人去思考，去指揮、並且全面擔負起責任來。但是被領導的人不應當受到強迫，他們必須能夠選擇自己的領袖。像歐洲今天所存在的情況，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懷疑，這不能歸咎於民主原則本身，而是由於政府的不穩定和選舉制度中與個人無關的特徵。我相信美國在這方面已經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他們選出了一個任期足夠長的總統，他有充分的權力來真正履行他的職責。
在人生的豐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覺得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只有個人才能創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東西，而群眾本身在思想上總是遲鈍的，在感覺上也總是遲鈍的。
我們最美好的經驗是奧秘的經驗
它是堅守在真正藝術和真正科學發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誰要體驗不到它，誰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驚訝的感覺，誰就無異於行屍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
我們認識到有某種為我們所不能洞察的東西存在，感覺到那種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們的心靈的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正是這種認識和這種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我無法想象存在這樣一個上帝，它會對自己的創造物加以賞罰，會具有我們在自己身上所體驗到的那種意志。
我不能也不願去想象一個人在肉體死亡以後還會繼續活著；讓那些脆弱的靈魂，由於恐懼或者由於可笑的唯我論，去拿這種思想當寶貝吧！
我自己只求滿足於生命永恆的奧秘，滿足於覺察現存世界的神奇結構，窺見它的一鱗半爪，並且以誠摯的努力去領悟在自然界中顯示出來的那個理性的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領悟其極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