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線面按：
作為本屆平遙國際電影展“費穆榮譽評審團”的成員之一，陳沖在影展進行到第七天，為各位影迷帶來了以“衝啊，女性電影人”為主題的分享，以自己早年的表演和執導經歷觀照電影創作中某些亙古不變的真理。
“天真”二字是貫穿講座全程，陳沖用來描述自己最多的詞彙。我們也很難想象，言談之間還充溢著上海女人所特有的可愛稚氣腔調的“小花”，今年已經58歲了。
而正如這個交流活動的題名一般，陳沖話語間的熱情深深感染了在場的各位年輕後來者，也同樣彰顯了其作為一位優異的電影人的迷人魅力之所在。
文章稍長，我們已稍加潤色整理，以饗各位讀者。
賈樟柯：我們的話題可能要回到很多年前，因為陳沖老師進入電影事業非常早，十幾歲就開始了電影的生涯，今天回憶起來也算是經歷了非常多的時代。
陳沖：我進廠的時候大概七幾年，是為了另外一部電影，叫《井岡山》，後來取消了。
賈樟柯：那我們就從1976年的《青春》談起。當時是一個什麼樣的契機讓您成為了電影工作者？《青春》是謝晉導演的作品，您跟謝晉導演有一些合作的經驗，尤其是事隔多年您自己也成為了一名導演，在早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舊的製片廠的工作方法和現在是不同的，今天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當時的感受？
陳沖：我開始演電影的時候是14歲。當時全國要拍「長征三部曲」，上影廠分到的是《井岡山》。八一廠一位非常有名望的導演到上海來。因為我當時在學校是射擊隊的，而且整天在外面，皮膚曬得黑黑的，挺像一個女游擊隊員，所以就把我招去了。
那部電影好像是朱時茂演男主角，讓我演一個小遊擊隊員，每天就在組裡待著，我也不知道應該幹什麼。組裡說把劇本先看了，看完之後我一共一句臺詞，就是要含著熱淚說，「老羅叔叔，井岡山丟了。」
我就整天在那練，怎麼才能熱淚盈眶，怎麼才能把它說對了。但就在我們籌備階段、還沒開拍的時候，這部戲就取消了。取消了以後我挺沮喪的，說明我又要回高中唸書了。
原來上影廠有一位老前輩，當年也是非常棒的一個女演員，她辦了一個大師班培訓演員。
那個時候她整天看到我那麼努力地練我的臺詞，用各種各樣的語氣，向各種人請教怎麼樣熱淚盈眶地說臺詞，她覺得我特認真，就說要不這樣吧，你也別回中學了，已經在這待了一個月了，你就跟我去演員培訓大師班吧。就這樣，我跟他們去了一個叫上影演員培訓的大師班。
在培訓大師班裡差不多待了兩三個月，讓我們排練話劇，學習打快板，唸詩歌什麼的。
那個時候謝晉導演準備拍他的電影《青春》，他來我們培訓班找演員。這個事情很奇怪，因為我一直覺得我沒有試鏡。我們大師班一共是五個女同學，另外四個女同學都上去表演了；說我太小了不用去，就在邊上待著，後來謝晉看見我在邊上，把我給叫去了，我記憶裡一直是這樣。但是前幾天跟一個同學聊天，她說沒有啊，你給謝晉唸的快板。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青春》，1977，導演：謝晉
總而言之，就這樣我被謝晉挑中了，這是我最幸運的地方。因為他的確是很會用新人，很會培養演員。當時我沒有什麼太大的才能——我並不是一個，比方說，這個小孩特靈，上來就會演，不是這麼個人。
他挑了我以後，除了劇本以外，還寫了二三十個小品片斷；把我放在東海艦隊、放在農村，每天讓我們排練，讓我們找到人物關係，讓我對農村的生活有所熟悉，這樣的奢侈在今天是不可能了。
這樣排練了一個月以後開拍，對我來說至少沒有怯場跟緊張感了，因為已經排練了那麼久，而且排練的不是電影裡面的場景，所以拍電影的時候還很有新鮮感。但是已經對整個人物關係各方面有所瞭解，那等於是一個表演速成的大師班吧。當時張瑜已經有一些表演經驗了，所以跟她一起排練我學到不少，就是這樣。
小 花
1979
賈樟柯：從1976年《青春》嶄露頭角，到1979年推出影片《小花》，陳沖老師成為了家喻戶曉的演員。那部影片在今天看起來，確實是中國開風氣之先的變革之作。
我記得開始有電子音樂，然後有很多變焦距的鏡頭，電影的結構也非常有趣。1979年也進入了中國的改革時代，作為演員進入這個劇組之後，你們是怎麼工作的？你在當時有感覺到會是一部變革之作嗎？
陳沖：我當時沒有這樣的意識。當時實在是個特別天真的人——我相信我這個人一輩子好像故意地要永遠天真，其實我今天很老了，還是很天真的。當時不會去想那麼多，就只是想怎麼樣努力把這個戲演好。
但是回頭想，大概是被周邊的一種氣氛所感染了。當時大家都很年輕，我們是彩色膠片拍攝，但廠裡沒撥給我們那麼多，因為都是新人，不是一部大片。所以我們用的有國產的，有富士的，還有過期的，各種完全不同種類的膠片。然後還說不夠，怎麼辦？
還有片頭，彩色膠片不夠要用黑白，於是弄了一些黑白膠片回憶段落用，這也是由於一些限制才造成了影片有那樣的結果。而且當時也是很興奮的，導演和攝影都特別興奮，讓我們演員也覺得很興奮。
他們說我們這個電影要用兩極鏡頭，這在當時是很新的一個做法。我雖然不懂，但就在這個興奮的創作氣氛當中能感受到一種創作的氣氛。
當時的作曲王酩，他從開拍的第一天就一路跟我們在一起，每一個外景地，他都在感受這部電影，他在想。如果沒有這兩首曲子的話，這部電影就不會像今天這樣給人帶來那麼深的記憶。
這兩首歌一直到今天都在被無數的人翻唱，這個生命力和感染力，跟當時的作曲和我們整個創作氣氛都聯繫在一起。我記得特別清楚，大家一起吃飯的時候，王酩——他是一個公鴨嗓子，但是他作曲那麼棒，，興奮地跟我們說，這個曲子出來了！
就在那一邊跺著腳一邊給我們唱，我們想這是什麼，怎麼那麼難聽。就是這樣一個完整的作品，在當年戰爭片的確很少有這樣注重人情，注重兄妹情，家庭情感的，這個是突破。
所以是一種幸運。我從17歲的時候進組，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跟我說，演《小花》的人回來了。這部戲，我記得特別清楚，一個人能夠有這樣的幸運，一輩子做了這樣一部電影，真的是——我原來沒這麼想，現在回頭想，一個天賜的緣分。
賈樟柯：衝姐的故事讓我很震動。那個年代拍一部電影，作曲會跟全程，在今天恐怕很難做到了，作曲估計連現場都不會去一次，一般都是看完粗剪之後再寫。
所以一部電影成功的背後有那個年代的精氣神，各個部門工作人員的協力，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剛才衝姐講到，《小花》的兩極鏡頭，以及包括像法國新浪潮早期的電影，也用了很多變焦距鏡頭這樣實驗的方法。
衝姐後來又主演了一部影片，可能更加實驗，今天的年輕人並不太知道這部電影的存在，但是在當時是屬於探索電影的，滕文驥導演的《甦醒》，你能一步一步地看到中國電影人在試圖改變電影的語言。
滕文驥屬於第四代導演。當時作為演員處在這個創作過程中，而今天你已經成為了導演，回過頭來看《甦醒》的那段創作經歷，怎麼去感受它？或者你對它有什麼樣的看法？
《甦醒》，1981，導演：滕文驥
陳沖：其實我記得不多了，當時滕文驥導演來找我的時候，我還不到二十歲，但是角色差不多在二十八九歲的年齡段。我太缺乏生活經歷了，所以今天回想的話，我肯定沒有演好。
但是滕文驥導演在當時確實很是潮的，趕在時代的前面。我對那段拍攝經歷最深的印象，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古典音樂，因為滕文驥導演是古典音樂熱愛者。
在西安，在他宿舍裡面，我們幾個演員一起聽的貝多芬，這對我的觸動不是語言能夠說出來的，是種震撼的力量。音樂居然可以這樣，音樂居然可以給你的靈魂帶來這樣的純淨、昇華，我一輩子難忘。
這是我拍《甦醒》時收穫的，至今都是。我自己第一次導演的時候，一直都在回想著這些音樂；我今天仍然能夠對古典音樂如此熱愛，就是從跟滕文驥導演在一起的這幾個月開始的。
賈樟柯：到了八十年代初，大概是1981年，衝姐在最炙手可熱的時候選擇了赴美留學。當時國門剛剛打開，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你選擇了去美國？一開始你是選擇學電影，還是有其他的生活規劃？怎麼又回到電影上來？
陳沖：我從小就是特別有憂患意識的一個人。十幾歲的時候我很無知，很茫然，很懵懂，但靈魂深處仍然有這樣一種憂患感。突如其來的成名的狀態讓我十分不安。
當時高考恢復，我立刻就覺得我必須得參與，想上大學，因為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的無知。一夜之間人們給你那麼多的愛戴，非常莫名。因為自己心裡知的，你是昨天同樣的你，怎麼今天就那麼多人簇擁著你呢？這引起我的思考，我對此非常不信任，無法信任，我覺得我必須要上大學。
那時候我已經離開高中了，我14歲離開高中，高考恢復的時候是17歲，已經那麼多年沒有好好讀書了。
培訓大師班是在一個破院子裡面，有幾棟樓，當時上影演員劇團就在那。我坐在屋裡複習功課，看到我所有的同學都比我大，最小的都比我大三四歲，最大的比我大十歲。他們看見這個孩子還有機會，這個孩子還有夢想，就給我拿暖瓶，要不就是打開水給我沖茶，一直支持著我。
我考進了上海外語學院，結果不經勾引，又去拍了《小花》。拍完了《小花》以後又拍了《甦醒》。然後我知道如果我留在國內的話，這會成為下意識的東西。我知道電影對我有吸引力，我只是非常理智地認為它不可信，不是一個能做一輩子的事情，我必須去讀大學。
這時我有了出國留學的一個機會，覺得這才是我必須做的事情，我應該繼續上學。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願望，就是要去讀書。
大 班
1986
賈樟柯：到美國之後，也受過美國電影的訓練，從剛剛開放的國內到了美國，兩種文化之間，包括電影教育的方面，或者社會方面，有沒有對你造成什麼影響？
陳沖：當時出國不像今天，是一件特別大的、特別困難的事情。我記得特別清楚，申請護照然後要拿到簽證；當時辦護照非常艱難。
當時的目的就是我要到美國讀書，可是一到美國，從飛機裡走出來以後，又兩眼一摸瞎，那種文化衝擊跟今天是不能比的，當時我們唯一知道的美國就是美帝國主義，最多看過兩三部西方的參考片，到了美國以後覺得不適，太不習慣了。
陳沖赴美上飛機前拍的一張照片
而且在國內的時候，我其實一路都生活得很艱難、很貧困的，但是我從來沒有感覺到自己貧困，一直都是很豐足的感覺，哪怕想吃什麼好吃的，比如要找雞蛋吃不容易，但是沒有覺得自己窮。到了美國以後突然間覺得窮了。一下子要自己交房租，自己買吃的，這是我以前沒有過的任務，一下子就覺得太不適合了。
早上醒來第一件事情，去刷牙，牙膏味道都不一樣，完全不習慣。這一輩子從刷牙開始，一直到二十歲，（用的都）是美加淨牙膏，只有這一個。到了美國以後第一次進超市，突然間有選擇了，不只是一個超市的選擇，大米有6種，麥片有12種，牙膏有23種，象徵著生活間也突然出現了無限的選擇。
這個時候的恐慌，跟文化衝擊的關係是很大的。一個人有選擇以後才會真正地成熟，因為要決定、要選擇。這是一種衝擊。
我是一個很容易偏激的人，情感很激烈。到了美國以後受到了各種衝擊，去美國之前我剛剛認識了一個男友，覺得自己初戀了。
到了美國以後，既有對理想的疑問，也可以說是理想的死亡，也有對愛情的疑問，就是愛情的死亡，這是最大的衝擊。這兩件事情讓我驟然地成熟了，而且差不多花了我十年的時間去消化這兩個死亡。
賈樟柯：那時人們常說，在好萊塢有一半的居民是要成為演員的，何況是從內地初來乍到的一個女性電影人。當時是怎麼樣的過程？這樣的好萊塢打拼史，給我們今天有電影夢的年輕人分享一下。
陳沖：跟今天的情況太不一樣了。我到美國以後打過很多雜活，當時家裡也沒錢我也沒錢，那怎麼自己生活呢。比如經常到圖書館工作，或者幫人帶孩子，或者到餐館端盤子，就連我在得到最佳女主角以後都還幹過這些事。
我從紐約搬到洛杉磯的一個大學。因為當時學校裡幾個中文教授辦了一箇中國電影節，一共四部電影，他們從中國領事館借的。裡邊有兩部，一部是《小花》，一部是《甦醒》，都是我主演的電影，他們就把我從紐約請到了他們學校。
我一到加州，天氣那麼好，陽光這麼燦爛，天這麼藍，他們還帶我到迪士尼玩了一圈。我說我不想回紐約了，於是就留在了加州的這個學校讀書，教授也很好，替我找了一戶人家，可以讓我免費住在他們家的一間房間。到了加州還得生活，還在餐館打工。
我比平常的同學大了一兩歲，又經歷的比較多，顯老，跟他們聊不來。班上有另外一個女同學，比我還大兩歲就聊得來了。我覺得她是在好萊塢做特技演員的，專門替人騎摩托車，騎馬，開車，是動作替身，我們都有點電影工業的背景。
她說你演過戲？我說我還得過最佳女演員呢。她說你胡說吧，那你怎麼還在餐館打工呢？說你要去試試演戲，你在餐館一個禮拜的工資，演戲一兩天就出來了。我一聽，那得去試啊，所以當時還真是為錢去的，沒有什麼太大的理想。
去餐館打工挺累的，當地最大的一箇中國餐館，邊上就有一個巨大的啤酒場的總部，經常有帶著客人來的。經理就說，你看這是我們中國來的最佳女演員，弄得我無地自容，不知道該怎麼辦。平常
打工我也沒感覺，但是被他那麼一說，我就覺得特別不好，乾脆去試試演戲吧。去打聽了一下，整個好萊塢東方人臉的，包括緬甸人、日本人、中國人、韓國人、越南人、蒙古人，只要是看上去是東方人臉的，就一家代理商。從我的大學坐差不多兩個鐘頭的公共汽車，就到了那個人的辦公室。
我說我在中國演過電影，我可不可以也在這裡演電影。他看了我一眼，一句都沒信，看我長得還行，就說那行，我給你一個名字，你去那兒拍一張照，拍完你把照片送來試試看。那個攝影師是專門拍頭像的，拍完說你回去吧。
那段時間過去，我想可能沒戲了，也沒電話來。突然間有一天來電話了，說你到這個地址吧，有一個炸雞廣告，他們要用所謂的“不同民族”，需要一個女孩子，你去吧。我緊張得，興奮得，不知道該怎麼辦，化妝，梳頭，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穿上了。到那兒一看，那個地方有一群像牛羊一樣的美女們，都是新手，在那等著，烏央烏央的，我掉頭又坐兩個小時的公共汽車回去了，根本就沒敢進去。
等我回到家那邊就打電話給我，說你缺席沒進去。我說我看到那麼多人不習慣，因為在國內當年我們受的教育是要謙虛，我不可能比他們都好，那兩千個人都不行，我沒這個心理。
他們說你這樣不行，這樣的話那以後就再也不要去了，我給你爭取到機會你不去。我說那行，我下次一定去，一定克服。後來又接到一個電話，說你去吧。
當時美國有一個挺紅的電視劇，我說行，這次我一定去。我去了那邊把我們這些人一個個看一遍，然後多看了我一眼，行行行，就她。我想這是什麼呀，給我看了一個劇本，裡面有一個選美的場景，一個臺灣小姐，穿上旗袍，這邊掛一個臺灣號牌，踩著高跟鞋，就這樣的角色。
我說行啊，而且他們一天的工資的確是我在餐館一個禮拜的工資，我想這挺好。所以這是我在好萊塢的第一個角色，沒有臺詞，就在臺上從左到右走一遍，這是我的處女作。
之後那邊受到鼓舞了，說這個女孩子不錯呀。另外有個戲，也是當時挺紅的一個劇，也是有幾年的歷史了，需要一個女孩子，說你再去試一下吧。這個有臺詞的，然後我就去了。
去了以後就讓我試一句臺詞，「Do you like some tea？」。
一般來說好多女孩子，可能演了十次被接受一次吧，被拒絕對演員來說是家常便飯，雖然我是不習慣，因為我在大陸、在國內都是主演。
到了那兒，這個角色又讓我得到了，就上去說了這樣的一句話。因為這兩個電視劇我入了演員工會，後面就做了不少類似的電視上的——他們電視上有連貫人物，還有每一集出現的客串，演了不少這樣的，在那之後就出現了《大班》。
我是為了一個夏威夷的角色去的，當時他們要找一個夏威夷的女孩子。我走進辦公室以後，說你陳沖，中國人吧？我說我是中國人。不行，我們找個夏威夷人，就這樣把我否決掉了。
往自己車裡走的時候，一輛車就在我後面跟了一段，我想這誰呀。他跟了一段以後，就突然搖下窗戶來，說你知道誰誰誰是怎麼被看上的嗎？這是美國三四十年代的一個電影巨星，是在一個藥房裡買藥的時候被星探看上的，我不知道這個典故，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我就想這個糟老頭子，想幹嗎？後來他給我遞了一張名片，說讓你的代理給我打個電話吧。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意大利製片商，在好萊塢也是非常成功的。這就是《大班》整個的招收過程，我給了代理，代理說這是真的。就這樣一下子在車庫裡被看上了，演了《大班》。
末代皇帝
1987
賈樟柯：我再補充一下，去年十一月左右，貝納爾多·貝託魯奇導演過世，第二天我看到衝姐發了一個微博，回憶他們八十年代在北京拍攝的情況，那個微博被大家廣泛地轉發，非常感人。可以說這是很難忘的一個創作經歷。當時怎麼獲得這個角色的？
陳沖：貝託魯奇其實在全球各地找東方人的臉、會說英語的演員，已經找了一大圈了。副導演跟導演說，你也不用找了，我百分之百知道是這個人。所以我見貝託魯奇的時候有這樣的一個優勢，因為副導演對我非常瞭解，所以我也沒有為貝託魯奇試鏡。
貝託魯奇從一開始就跟我聊天，有種親切感。他在外面集資找演員，只要到洛杉磯，我們就會坐下來聊天，於是得到了《末代皇帝》的機會。
我覺得你所有付出的努力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沒有回報，但只要付出了努力，在這一輩子中一定是有用的——所經歷的、所學到的，哪怕是所經受的絕望也是一種財富，這讓我恢復了種信心。
與貝託魯奇（右）
拍攝《末代皇帝》的整個過程非常長，像這樣的電影在今天是不可能拍了，整個拍攝過程就有八個月，我所參與的部分差不多半年。這半年當中我看到的是全世界、在各部門的技術上和才華上都最頂尖的藝術家。
這樣耳濡目染，我覺得這就是我對電影的情感，對電影的愛，這一輩子也許不幹別的了，不再逃跑了，可能就是從這半年中得到的。
而且我日後有做導演的時候，這等於是導演課吧，因為我沒有上電影學院，我都是在實踐當中學的，這份激情是從《末代皇帝》開始的。
賈樟柯：作為演員是怎麼準備角色的？以及對於劇本，有沒有進行劇本研讀，資料收集，能不能作為表演的個案來給大家分享一下？之後成為一個導演，你覺得貝圖魯奇身上有哪些導演方法，或者他的工作方法，對你是有影響的？
陳沖：作為演員的話，我其實還是屬於有一些經驗但還比較幼稚的。當時我們把溥儀和婉容的回憶錄讀了，跟導演大部分時間就是閒聊，瞭解一下當時的歷史。能看到溥儀和婉蓉一起的照片幾乎很少，大概兩三張，所有回憶錄裡對他的記錄也真的就兩三句。
你能夠感受到這個人物的悲劇性，因為他沒有被關注過，沒有被任何人關注過。所以這個任務就落在我身上了，要我來關注他。
我也發現導演對你的欣賞、對你的關注就足以讓你做到比好很多。一個導演對你的理解、對你的關注能告訴你自己不知道的優點在哪裡。
有的時候年輕人不知道自己的優點在哪裡，我們隨大流——年輕的時候都是這樣的，剛才還有人跟我說抖音的李佳琦，你會覺得你的優點在那嗎？李佳琦，他買唇膏你就買唇膏，那個唇膏一定適合你嗎？真正的關注和理解會讓你突然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在哪裡。每個人都有一種內在的力量，一個好的導演能啟發你真正的精神力量。
具體的表演技巧，我說實話，我也沒進過北京電影學院、中央戲劇學院、上海戲劇學院，都是在導演的培養下做起來的，對我最大的改變就是我能知道我所能達到的東西是什麼。這個時候你會把最好的東西呈現出來，這個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
拍攝上就不用說了，我第一次感受到電影的詩意，電影其實比起小說來更接近詩歌，這個概念是我從《末代皇帝》感受到的。他寫的句子可能有一些小說的，有一些散文的，但最決絕妙的地方是詩的句子，電影的句子從視覺上、聲音上、音樂上、語言上更接近詩歌。
後來我自己導第一部電影的時候，也是這樣體會的。整個現場有一種氣氛——當時我們的攝影師也是膠片世界裡的王，他特別輕聲地說話，非常沉著，很仔細——那個現場有一種尊嚴，他不是在那大吼大叫，或者發脾氣，而是以這樣的心態仔細地工作。所以我自己在現場導演的時候，也希望或者奢望有這樣一種氣氛。
雙 峰
1990
賈樟柯：《末代皇帝》之後就是《天與地》了吧，還是《雙峰》？
陳沖：《末代皇帝》以後就是《雙峰》。其實《末代皇帝》以後我又演了一部電影，那時候真的很傻，當時突然間就成了一個東方的花瓶，一個美女，各大雜誌會希望讓你上雜誌，到處拍照這樣的。
我跟一幫演員在一起的時候說要打破框架，不能以這樣一個花瓶的姿態出現，要有實質、要有不同。爭取演了一部電影，把我頭髮全剃掉了，臉上還做了很多的疤。
我覺得這樣就是考驗我的實力了，其實很傻，如果說讓你一個勁地演花瓶，你有花瓶演多幸福啊，也沒事。
之後就出現了《雙峰》，當時《雙峰》的導演（大衛·林奇）有個女朋友，是一度非常有名的一個模特，伊莎貝拉·羅西里尼，當時這個角色是寫給她的。他以前的一部電影裡面也有平遙這樣一個小小的、大家都是互相認識的小地方，突然來了一個闖入者。
與大衛·林奇
原來伊莎貝拉·羅西里尼在那個電影裡演的是這樣一個的因素，《雙峰》也是同樣的小鎮，裡面也有一個闖入者。當時導演跟她吹了，吹了以後她就不演了得另外找。
後來說不是意大利人可能也可以吧，就把我叫去了，看完了就說行，就她吧。就這樣就演了《雙峰》，人生真的是有很多很奇妙的因緣，如果他沒吹我就沒這個戲。
天與地
1993
賈樟柯：到《天與地》就跟奧利弗·斯通導演合作，當時衝姐如日中天，奧利弗·斯通也是如日中天。當然他現在仍然是很強壯的，還在拍片。《天與地》創作的情況是什麼樣的？
陳沖：有一天我在洛杉磯時報上看到一則書評，一個從越南到美國的女人寫了一本自傳。我去讀了一下，被深深地吸引了。
雖然她是越南人，但是她也是個東方人。當時我想為自己創作角色，一讀覺得這個人生經歷太棒了，想把書的版權買下來，我要演這個人。
這是我第一次去買版權，跟書的代理商量，基本上都要籤合同了，突然間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然後代理就說，對不起，實在是對不起。我說我先到，我都談了那麼久了。
代理說那不行，我說你怎麼能這樣，代理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把這個電影拍出來，他買了一定能把這個電影拍出來，所以對不起，我們還是得賣給他，我就失去了這個版權。他把這個版權買下來之後一擱就是兩三年，等到自傳的續集又出版，是關於在美國以後的那一段。
之後奧利弗·斯通覺得可以拍這部電影了，他有了這兩本，腦子裡有了一個結構。那個時候我大概29歲，快30了，自覺老了演不了。30了，女主角一開始的時候是14，我當時要有劉曉慶的勇氣就可以了。然後想著就算了吧，那就祝他們拍一部好電影吧。
奧利弗·斯通跟我聯繫，說你看看能不能幫我演他媽。我想，到底是我心愛的故事呀，又是那麼好的一個導演，我說行啊，你要我演爸我都去了。就這樣，我在裡面演了一個母親，當時化妝要化到老七八十歲，臉上貼了多少東西，被撐開的皮，拿吹風機給你吹，吹皺紋什麼的，就是這樣。
但是我學了好多，因為奧利弗·斯通是一個特別有激情的導演，也跟謝晉導演一樣，相信要下生活的。當時我，還有一群非職業演員，每天在稻田裡種地，腰痠腿痛，我平常是一個習慣鍛鍊的人，自認為是有肌肉的、力氣很大的人，可是到稻田裡種地用的是另外的肌肉，渾身痠痛。
紅玫瑰與白玫瑰
1994
賈樟柯：再是《紅玫瑰與白玫瑰》。
陳沖：我三十歲的生日過得特別隆重，在洛杉磯過完了就到上海過，當時覺得就是為青春送葬，真的，鮮花多得跟葬禮一樣。那個時候在上海找了一幫培訓大師班的同學們，準備一塊兒吃晚飯。
那個時候不知道誰給我介紹，說關導演跟他的美術知道今天也想來。我說是嗎？行啊，來吧。我們就在生日晚會上隨便聊聊，之後就開始（合作）了《紅玫瑰與白玫瑰》。
我對關錦鵬是有了解的，對他的電影也很欣賞的——他對女性人物的細膩觀察。讓我演紅玫瑰，我覺得是很幸運的。我當時也挺奇怪，我覺得自己更像白玫瑰，然後他們倆跟我說你怎麼能是白玫瑰呢，你肯定是紅玫瑰。我說好吧，那就紅玫瑰一下吧。
好多事情我也不知道，當時他們在上海是衝著我來的，還是衝著我的派對來的，我不知道，機會就是這樣來的。
天浴
1997
賈樟柯：1994年的《紅玫瑰與白玫瑰》，然後到1997年的《天浴》，只有三年的時間。那個時候你已經決定了做導演、決定了這個題材了嗎？是什麼原因讓你想從演員多做一個創作的嘗試，變成一名導演的？
陳沖：當時根本沒想過。我也很喜歡《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現場（佈景），我記得紅玫瑰的家，如果你仔細看的話，牆上有很奇怪的馬賽克。
其實他的整個佈景是有抽象性的，不是很具像的景。我在現場也能夠感受到一種不同的氣氛，一種不同的拍電影的方式；雖然我們的表演是細膩的、具體的、現實的，但是他的景是非常抽象的，環境中的一種感受也挺令我興奮的。
當時沒想過要自己拍戲，後來得了最佳女演員，又引起了我的一番思考。
三十多歲的人了，在好萊塢的角色目前大都是反角——就是那種龍形女性，在他們眼裡特別惡毒的角色，也不再是一國的花瓶了，覺得沒有意義。
畢竟自己對電影是熱愛的，而且電影的可能性我也看到了不少，這樣將就下去，似乎是在踐踏自己所愛的東西，就不太願意再上場表演了。
這個時候被請到柏林電影節當評委，正好是2000年前後的那種氣氛，都是非常絕望的電影。看完了以後我覺得我也經歷過悲劇，我們的民族也經歷過悲劇，但我的感受跟他們是不一樣的，我覺得我要講一個我自己的故事。
正好我的好朋友嚴歌苓跟我說起這樣一個她要寫的故事，是她朋友的經歷，聽完以後我很有感觸。去柏林之前她把這個短篇小說給我，看完了以後我心潮澎湃。
柏林電影節結束以後，在回來的、從柏林到舊金山的飛機上，這12個小時我就不停地在寫，差不多把那個劇本拉出來了，等我到了舊金山，當時嚴歌苓也住在舊金山，我就說我們把這個電影拍出來吧。她說真的？我說真的，把劇本給她看，她跟我一塊兒把劇本修改了。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對那部電影有那麼大的衝動，現在回憶起來，因為我很小的時候、差不多九歲十歲的時候，家裡就在討論這樣的事情，怎麼樣才能保住我跟我哥不要去很遠的黑龍江、雲南插隊落戶。
當時的鄰居同學們都非常關心這個問題，被送到很遠的地方去會有很可怕的故事傳回來。我是好奇，我沒有過太多的旅行，所以對黑龍江、新疆、雲南，覺得又好奇又恐懼，這個好奇跟恐懼埋下了一個種子，我的同輩人裡有很多人就是《天浴》中文秀的命運。
我14歲就進了上影培訓大師班，我的同學中有很多農場回來的，他們也說起過。當時張老師去農場把他們招回來以後的心情，回城的心情，被送出去的心情。所以我其實對這件事情有情結，一個倖存者的情結，覺得我是一個倖存者。
我現在才知道，如果不拍那部戲，我就沒法兒拍任何其他的戲，這是我們那一代人的青春，那一代人的犧牲，所以我必須要把這個電影拍出來。
我是不懂的，我既不懂製片，也沒寫過劇本，除了在上課的時候，就是憑著想要把這個故事講出來的衝動出去籌資。其實我是一個挺害羞的人，比較自閉。從小在攝製組演戲已經有了一種習慣，覺得攝製組是一個大家庭。
但是你要讓我拿著一個劇本出去跟人要錢，真的痛苦，就硬著頭皮去找富人。當時想這個錢怎麼來，富人一晚上打麻將可以輸掉一百萬美金，跟我就要這個那個的，證明我投資一定能回本什麼的；我心想，我怎麼知道投資怎麼能回本，我哪懂，我什麼也不懂。最後把錢給籌齊了，就把這個電影拍出來了。
這次到平遙來，我為什麼那麼喜歡，跟年輕人一起聊天我也很喜歡，因為我知道處女作的可貴，它的意義，你這一輩子都是從這一部開始的，如果你是電影人的話。
拍《天浴》就是這樣的激情，我從來沒有吸過毒什麼的，人家說那種很嗨的感覺，可能就是這種感覺，整個那一段時間都特別嗨。條件很艱難，我們當時租了好幾輛公共汽車，位置拆掉一半，放器材，邊上還可以坐。
高原上沒有什麼路，每天顛簸著去我們要（取景）的小坡；來回很長的路，顛得特別厲害。
當時一路聽著，一路看，你就覺得天上的雲的色彩也是你從來沒見過的，草地上新長出來的某一朵花也是你從來沒見過的，眼前所有的一切的色彩都更濃厚。對一切的感受都是那麼感性，整個一個特別特別嗨，我覺得這一份處女作的激情是我一輩子都要懷念的。
好在我周邊的人是有經驗的，我們當時在外景拍了兩個月，回上海拍了兩個禮拜左右，整個過程的成長幅度特別大，特別令我興奮。最令一個人興奮的是讓人感受到自己成長的弧度，那是最幸福的。
太陽照常升起
2007
賈樟柯：《天浴》完成之後給作為導演的衝姐帶來無數榮譽，衝姐也從那個時候開始雙軌發展，一方面是作為導演的陳沖，一方面仍然是作為演員的陳沖，作為演員的這個身份到最近幾年更加讓人們歎為觀止。過去叫常青樹，常青是不容易的。
之後又跟姜文導演合作，跟李安導演合作，也跟澳大利亞導演合作了華語片，到了這個階段表演可以說是遊刃有餘，爐火純青，特別是在姜文導演的《太陽照常升起》裡面，讓我們看到非常有力量的一個陳沖，想請你簡略地說一下跟姜文導演、李安導演這些近期的合作。
陳沖：認識姜文導演其實也挺久的了，特別欣賞他，但是沒有想到會跟他合作。有一次在北京他說，我給你講一個故事吧，他不給人看劇本，他老給人講劇本，講完了我覺得挺美妙的，挺好的，我也不知道這裡面我有什麼角色。
突然有一天他就說，你來給我演戲吧，我說行，我也不知道他讓我演什麼，劇本也沒看過。然後就定了機票，他就說什麼時候到雲南，我說行啊。我什麼也不知道，就在出發之前快遞送了一個劇本給我，我在飛機上看這個劇本。
說你要演的是林大夫，這個非你莫屬，你就是這麼個人，我看完了以後，林大夫十三點啊，原來我在姜文腦子裡就這麼一個十三點，就在想這個東西應該怎麼演。
表演這個東西挺奇妙的，很多其實是一種本能，你不可能有太多的設計。仔細體會為什麼別人看見的時候說這就是我，我就努力地尋找自己身上林大夫的影子。
說實話，我們演一個高位的人也好，卑賤的人也好，無惡不作的人也好，我們內心都有他的種子，人的豐富性就在於此，我們要肯定我們的豐富性。
我們不能說我是個好人，我善良，你不可能每時每刻都善良吧，不可能，你有過惡毒的念頭吧，是人都有過的，那麼我身上一定也是有林大夫的東西，是別人看見了但我不承認的東西，就是這樣去尋找。
我能夠感受到我自己是個老天真，林大夫其實是個老天真。這種對愛情的嚮往，哪個人沒有啊？
七八十歲的人都有，於是慢慢地去接受了。這個過程只是接受了我內在的林大夫而已，不是說我要去演別人，或者演一個自己認為陌生的人。當時我一看到很驚訝，覺得我怎麼是這麼個人呢。那份驚訝是在於你自己沒有承認過自己的那個部分，自己對自己永遠是不瞭解的，你能夠看到別人，你很難看到自己，哪怕鏡子裡看到自己，那是個反了的。
所以在演每個角色的時候，其實不是我進入角色，而是在我內心去尋找她，然後把她承認下來，肯定下來。如果一定是自己覺得缺的東西，可能會在其他文學作品的人物中去找。就是這樣的一個機遇演了林大夫，其實林大夫不難演，非常容易演。
我跟賈導也合作過，一個好的導演，你在他面前你就會演戲了，他知道怎麼引導你。姜文是個非常能引導演員的一個導演。其實賈導也是，他自己不知道。
我跟賈導演過一部戲，當時就是拿了劇本以後，讀了，記住了，到了現場以後發現是個理髮店，我當時是瞭解的，這群女工應該是怎麼樣。去了以後走戲沒走我都不知道，好像沒怎麼走，架好了機器就開始拍了。
這個人等於被採訪一樣，她是在講自己的事情，但是她是個女工。你看我現在跟你說話，我是幹這一行的，我學會了，慢慢跟你說話，那個人要跟一個人，要告訴一個人自己的故事的時候，她該有的那種聲色。
其實我覺得把我往那一放就開拍，我就能夠感覺到。因為畢竟一個人剛到現場第一天，很生澀，有點緊張的，不管多有經驗的演員都是緊張的，還不知道我這個人物應該怎麼演，也沒有太多的溝通。
後來我就看了《二十四城》，賈導說的有道理呀，這個事情總是有點不適，有點緊張。就是要跟人說，跟陌生人說，那種感覺天然地就生出來了，當時如果你給我排練了十幾次就沒了。
所以姜文導演，我記得他給我的一個啟發，就是跟黃秋生演的這個人物示愛的時候。姜文給我的一個提示是什麼呢？你們想不到的，真的想不到。
他說你想想，上了臺以後領
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那個感覺，上臺的時候那種激動，又想哭又想笑，氣喘不過來，那個感覺就是你跟他示愛的感覺，這多好啊。跟這樣的導演合作，其實挺過癮的。
還有一場戲，他們要抓摸她（林大夫）屁股的人，要讓她去感受這個手到底是綿綿的手，還是硬硬的手，還是怎麼樣個捏法，就是讓這些嫌疑人去捏她的屁股。
有林大夫的鏡頭，人在布背後，有人去摸她的屁股。他的一句提詞我也覺得很有意思，他說你就開心啊，真的就自己在那忍著自己的笑，你知道嗎？這種提示很不一樣，但是很可行。
自己當過演員，他知道有一些提示是可行的，有一些提示，導演給你說一大堆，但不是可以完成的一個任務，不是一個具體的東西，就挺難讓你受到啟發。他就有這種非常另類的（提示），但是你一下就理解了，他啟發了你。
所以林大夫也不是單純的開心，但是開心這兩個字就是一個種子，所以那場戲就很有意思。這讓我知道怎麼跟演員說話是有用的，至少我如果今天一下子提不出來，我不知道該怎麼說的時候我就不說。
因為有的時候你說多會把人說困惑了，有具體的提示、有很好的想法可以說，但是沒有的話我就不說了。
賈樟柯：時間過得很快，我們一個半小時的論壇已經接近尾聲，衝姐最近又主演了張藝謀導演的最新作品，在重慶。
陳沖：沒有，不是主演，是客串，那部電影應該快出來了。
賈樟柯：對，那天張導說今年就會上映。另外，衝姐也執導了她最新的影片《英格力士》，在新疆的，我相信未來大家會在大銀幕上看到這部影片，包括她最新的表演，希望還會有機會跟衝姐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