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是中国新史学的后继人之一，也是“古史辨”派的学术领袖。顾在民国史学界是一位呼风唤雨的人物，也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苏州才子。因为出名早，社会交际面广泛，顾颉刚在学术圈内圈外自觉不自觉、有意识无意识地开罪了不少人，在他漫长的一生形成了人生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尴尬”，我粗略估测了一下，顾颉刚这一生约有“八大”尴尬。
尴尬之一：曾经在中学教书１０多年的钱穆，是顾颉刚在苏州休假时经友人介绍认识的，钱穆这位比顾小两岁的史学家当时将《刘向歆父子年谱》的手稿给顾阅读，请顾提意见。顾就说钱不宜在中学教书，后来顾将《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在《燕京学报》，钱穆一举成名，做了北大教授。但在四十年代的齐鲁大学，钱穆接受顾颉刚的学生张维华的邀请，排挤顾颉刚，让并没有走麦城的顾颉刚好不尴尬。
尴尬之二：山东聊城人也是著名史学家的傅斯年，与顾颉刚是北京大学同寝室的密友。顾因为“古史辨”在中国史学界获得阵阵掌声时，在欧洲留学的傅斯年曾写长信为老同学叫好。顾颉刚从厦门大学到中山大学史学系做教授，就是傅斯年这位老同学邀请的。但支配欲旺盛的傅斯年对顾不听从指挥很不满意，使得顾颉刚不得不离开中大，而且傅斯年不停放话，讥刺顾，让顾颉刚心理大为不快。
尴尬之三：胡适在辈分上是顾颉刚的北大老师，但年龄上是同一时代的人。顾颉刚在学术上出名也多亏胡适。但因为关于老子时代的考证，顾颉刚与胡适意见相左，胡适一肚子不舒服。因为顾颉刚在史学界的名望与风头盖过胡适，胡就与自己的这位北大学者走的越来越远了，以致在四十年代，顾颉刚与胡老师形同路人，让尊师重教的顾颉刚大为郁闷。
尴尬之四：中国历史地理的创始人谭其骧，是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时的学生。谭对历史地理的兴趣有他在铁路做事的父亲的影响，更多的是顾颉刚在学术上的引路。谭其骧是一个不苟且的大学者，也帮顾颉刚编辑《禹贡》半月刊，后来也弄得不欢而散。建国初期，顾颉刚要编辑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找谭其骧帮忙修订，谭拒绝了，搞得顾老师很是恼火。
尴尬之五：顾颉刚是依靠“古史辨”出名，自然与国民政府沾了边。四十年代，时任民国教育部长的北大同学朱家骅曾经多次向顾颉刚咨询关于大禹的生日。大禹本来是一个传说人物、神话的色彩很浓厚。顾颉刚敌不过朱家骅的盛情，就对朱派来的顾毓琇说川西羌人谓禹生日为六月六日。后来报刊上发表大禹生日，说是顾颉刚考证是六月六日，让顾颜面尽失。
尴尬之六：顾颉刚本来是以历史学为职业的，也是因为研究史学而著名的，但是因为与民国政府有或远或近的关系，在建国初期的中国学术界却被人为地冷落了。５０年代初期，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顾颉刚是看了报纸才知道的。中国新史学会上海分会成立，人在上海的顾颉刚也不得与闻其事。顾颉刚只得在自己的日记中大发感慨，说自己的学问被淘汰了。
尴尬之七：“大禹是一条虫”，是“古史辨”初崛起时骇人听闻的学术主张，也是顾颉刚被学术界揶揄的一个“笑话”。曾经站在胡适一边指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的顾颉刚自然就与鲁迅结下了梁子。鲁迅在不少小说中，就含沙射影的讥讽顾颉刚，以致鲁迅与顾颉刚发展到要打官司的地步。建国后，因为与鲁迅的恩怨是非，顾颉刚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与鲁迅的交恶而检讨。
尴尬之八：５０年代初期，因为毛泽东 的“大禹是条虫”的谈话，顾颉刚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顾有很多藏书，需要用火车从上海运到北京。大批书籍运抵北京后，主管历史所行政事务的尹达指着这批古书说，就是这批书害了你顾颉刚。顾颉刚听了这话大为光火，以致与尹达产生了长期冲突，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时，与尹达的口角，成为顾颉刚检讨的重点。顾、尹不和也就维持了终身。
有了这八大尴尬，顾颉刚的人生就充满荆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