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流民是因灾害或战争等原因而被迫流落他乡的灾民。造成流民现象的原因很多，自然灾害作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宋代引发了严重的流民潮。宋朝政府出台各项有效措施对流民进行救助；同时还逐渐重视灾前预防，采取增加仓储、提前蠲免等措施，避免大规模的流民潮的出现。威胁着封建统治基础。两宋统治者为了安定社会，维护统治，千方百计地处理流民问题。
一、历史上的流民问题错综复杂，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纸醉金迷奢侈生活，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贫困。再加之小农经济自身的脆弱性，经不住天灾人祸的打击。
流民，一般是指因遭遇自然灾害，社会危难或其他种种原因，为避难、求生而背井离乡、流落他乡的人。另外，在盗匪窃贼，流氓无赖、帮会中也集聚不少流民。最著名的"流寇"多系流民挺而走险激变而成。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流民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异称，诸如浮户、浮客、流人、流寓、亡民等。这些关于流民的称代，从某一个侧面强调了流民的某些本质特征，具有一定的形象性。
两宋时期的流民，其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北宋年间的流民，其中，"约六七分是第五等，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济户与无土浮客，即绝无第三等以上之家"。所以，宋代的流民多以贫困的下户为主，上三等户一般是不流的。但有时也有例外。
例如皇枯、熙宁年间，镇、赵、邢、洛等州灾情严重，流民相继逸通南下。许多富户，因客户多已逃移，"不敢安处田里"气也纷纷南迁。对处于社会生活最下层的下等户而言，他们"佃人之田，居人之地"，"鞭答驱役，视以奴仆"，承受着层层封建压迫和种种社会灾难，不得不"匿比舍而称逃亡，弃农耕而事游惰"气而且，在宋代的人口构成中，下等户占有很大的比例。
南宋时，由于北方流民的大量南下，在江南地区出现了北方流民武装集团。从建炎元年到绍兴五年，在南宋境内，规模较大的北方流民武装集团就有近二十个之多，这些集团人数多的达数十万，少的也有万人以上，总人数不下一百万。北方流民武装集团的主要成分是流民。总体来看，两宋时期流民的主要成分，主要是由于生活所迫而逃亡的贫困下户和由于战争迫使而流亡的大量人口。
二、土地兼并、天灾人祸等种种因素相互配合，数因共振，轮番摧残着本来就极其脆弱、经不起打击的农家经济，使得农民田产被夺，涌起一股又一股的流民潮
第1， 自然因素。流民的出现与自然灾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水、早、蝗、风、雪、地震等自然灾害都会摧毁极其脆弱的小农经济，使得广大农民迫于饥寒而不得不四处流亡，从而形成大量流民。以灾荒论，它在空间上是多层次，大面积—既有水早的交叉，又有虫雹的并行，为害范围较广。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年年有灾，同一年中也几无间断。
第2， 战争。两宋之时，因与辽、金、西夏、大理、吐蕃等政权并存，相互之间战争不断。特别是北宋灭亡后，北方民众大量南下，加之南宋与金反复的战争较量，更是增加了流民的数量。不断发生和出现的矛盾与冲突，无疑是导致宋代流民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
第三，土地兼并。北宋统治者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纵容地主阶级兼
并农民土地，所以在北宋前期土地兼并就已相当严重。太宗时已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耕，有田者无力可耕。"
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很多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成为流民。宋朝不仅土地兼并严重，而且人民负担的赋税也十分繁重。特别到南宋以后，赋税就更为沉重，如高宗时，"税米一斛有输至五六斛者，税钱一缗有输及十八缗者。"甚至有"种一石作七亩科敷，而其间所取税物，反复纽折，有至数十倍者。"在如此沉重的赋税负担下，人民很容易因不堪重负而成为流民。
流民的历史效应问题，其消极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其原因在于它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社会生产的巨大破坏。但如果将流民问题置于社会经济的横向动态考察中，就不难发现，出现在两宋之交的蔚为壮观的第三次流民潮，在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区域的不断扩大和局部性的生产力的解放。同时加快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具有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隅的意想不到的历史效应。
三、宋代流民的产生包括以下社会条件，封建社会本身对农民的剥削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是流民产生的动因
宋代流民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社会因素，也有自然因素，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农村的阶级分化空前加剧，地主阶级的骤富和广大农民的贫困化，造成了小农生产的萎缩，可以称其为生产萎缩型的人口流动。
第二、人地矛盾。宋代人口增长过快及分布不均，农业技术要素变化微小，而农业产量增长有限，人地矛盾尖锐，以及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地区间的不平衡，成为引诱农业人口离乡的新动因，可以称其为生产过剩型人口流动。
第三，封建剥削。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之下，封建政府对农民的剥削是极其残酷的。在宋代，除官府之外，地主、商人也加大了对农民的盘剥，造成了广大小农的破产流亡。自北宋中期开始，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就日益严重。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宋政府便想方设法搜刮民脂民膏，巧立名目，增加对民户的赋税和摊派。由三冗等缘故造成的财政拮据，迫使宋政府日益加重赋税剥削，从而使农民的生活面临巨大的困难。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之下，广大农户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一旦遇到水旱灾荒，饥寒而死的也是这类农民，流徙的十分之六七也是这类农民。
这一时期正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农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决定了地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同时，广大农民的分化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促成了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流动。简言之，宋代流民的成因是综合性因素的共同结果，但都关联着中国传统农业的结构，决非单一因素所能囊括，更非单一的经济问题。
流民问题自古有之，由自然灾害而所引起的流民潮，因其不可预测性，更加考验了政府的预防、应对能力。宋代政府从临时的赈济流民到流民复业的后续赈济，出台了各项有效措施，起到了较好的效果。由于在赈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使宋代政府意识到灾前预防与灾后赈济同样重要，因此加强了平时的仓储积蓄，以及采取一些提前蠲免政策，来避免大规模的流民潮的出现。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长篇》
《三朝北盟会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