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西閃
對我來說，好的書評就像一封推薦信，可以讓我更自信地面對原著。問題是現在什麼人都在寫“推薦信”，值得信任的太少。學者唐小兵先生說，每個書評人都應該有一片屬於自己的瓦爾登湖，用湖光映照世界。這是自我期許，少有人達到他的境界。
讀唐小兵的《書架上的近代中國》，這種感受愈發強烈。在這本書中，他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理解，對知識分子命運的剖析，對精英與大眾關係的把握，對地方文化生活的尊重，無不體現出一個書評人的優良素養。捫心自問，我是否達到他對書評人的要求？頗難自許。稍覺欣慰的是，他評論的書我也讀過一些，故而有類似的思考，也有討論的基礎。
《書架上的近代中國》唐小兵著，東方出版社，2020年3月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先天不足”
中國近現代的進程既宏大又詭譎，就像暗夜裡的大江，裹挾著所有人。無論大家清醒，還是懵懂，很難不讓我想起著名的“歷史三峽論”。在唐德剛先生看來，近現代中國必有一個穿越三峽的命運，雖說灘險流急，煎熬漫長，終有揚帆直下海闊天空的大局。真心覺得，這種帶有歷史終結論色彩的預言乃是一廂情願——因為三峽過後，不確定性仍在。
記得唐小兵在《十字街頭的知識人》一書裡也不認可歷史三峽論，但唐德剛對胡適的某些看法，他在新著裡卻有所肯定。而這些看法，歸根結底是對以胡適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批評。其核心的指責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先天不足”，導致這個群體不乏介入政治的勇氣，卻缺乏介入政治的能力和智慧。
《十字街頭的知識人》唐小兵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12月
在新作《書架上的近代中國》裡，唐小兵明顯深化了這一議題。於他看來，傳統士人轉型為近代知識分子，這個過程本身就包含著複雜的利弊得失。在“政教合一”的傳統政治中，士人是中心人物，他們不但負責正統意識形態的生產和傳播，也實際從事政治活動和行政事務。而近代知識分子不一樣，他們中的大部分脫胎於傳統士人，卻失去了從事政治和行政的空間和地位，也不再有承擔正統意識形態的責任和義務。他們中的另一部分，本來就“野蠻生長”在廣東、上海、四川等邊緣地域，天然地具備“遠廟堂，近江湖”的俠氣，卻又不乏士人傳統浸淫而來的介入政治的壯志雄心。
唐小兵引了史家楊國強先生的一段話，我覺得很有意思。楊先生說，在傳統士人蛻變為近代知識分子的過程中，“知識人與聖賢意態越離越遠，與豪傑意態越趨越近”，以至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近代化”與“志士化”常常疊合在一起難分彼此，在自覺、自省、富有激情的同時，又帶著極端、粗鄙和暴戾的特質。
這個獨特的知識階層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麼？唐小兵沒有明言。他只是剋制地寫到，要檢討20世紀中國多舛的歷史和命運，不能不從反思和批判的立場多加審視這一段波瀾起伏的轉型。這讓我不禁發問，難道知識分子的轉型如此重要，足以決定一個國家的興衰？
書中沒有明確的答案。然而毫無疑問，知識分子的命運是《書架上的近代中國》主要的線索之一。沿著這條線，唐小兵的目光從晚清一直延伸到20世紀上半葉。他注意到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中知識分子的積極作用，同時也不忘提醒，這個群體的固有缺陷必然帶來的消極後果。假如說，革命、啟蒙、內戰和階級鬥爭，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命運節點，那麼這些節點的意義則是由知識分子來確立的。從這個角度看，把中國的命運與知識分子的命運視為互為表裡的關係也不為過。
清華國學院五大導師(左起：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李濟)。
精英與民眾之間的深刻矛盾
就像唐小兵在書中反覆談到的，中國知識分子既是多重危機的產物，也必然是多重任務的承擔者。民族要覺醒、國家要強盛、個人要自由、階級要“翻身”，不同的危機對應著不同的任務。問題在於，這些不同的危機在這個國家幾乎連鎖爆發。它們相互牽涉又相互制約，孰輕孰重，讓人們難以取捨窮於應付，以至於某些理應成為共識的價值理念迄今仍未完全落地。
書中有一段文字頗能證明知識分子的窘境，它出自1912年梁啟超寫給袁世凱的信。信中寫道：“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產出健全之政黨與否，此當別論。要之，既以共和為政體，則非多數輿論之擁護，不能成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煩言而解也。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僕，夫是以能有成。”信中透出的對民眾的蔑視、對輿論的曲解、對民主政治的誤讀，無不讓我生疑：作為危機的產物，知識分子真的清楚什麼是危機嗎？須知梁啟超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之一。
看清危機是解決問題的前提。以梁啟超為例，這個前提條件並非想象的那麼容易達成。反過來，如果這個前提無法滿足，知識分子憑什麼還可以自詡為“以天下為己任”的啟蒙者呢？唐小兵用一段精彩的文字刻畫了其中的矛盾：“啟蒙者需要戴上人民的面具，偽裝成大眾的一員，暗中引領無知而混沌的大眾，從黑暗王國的洞穴裡走出來。這需要他們在公共輿論中將人民無限美化和神化，也將民間和底層烏托邦化，這就刺激了中國的遊民文化與無政府主義思潮的無縫對接，同時，啟蒙者又時時按捺不住馴化人民和蔑視民眾的隱秘心態。”細細想來，這樣的啟蒙，與誘勸有多大分別？
青年梁啟超。
認清危機只是應對危機的第一步，必須在這個基礎上形成舉國共識，也就是梁啟超所謂的“公共的信條”，然而用近乎誘勸的啟蒙不可能達成目的。唐小兵在多篇文章中討論了精英與民眾之間的這種深刻的矛盾。正如他所指出的，當民眾成了操縱的對象，對精英的懷疑和牴觸就成了普遍的情緒。他認為，民國政治從議會民主蛻變為派系紛爭，再墮落為軍閥割據，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知識分子的急功近利。他們無暇等待舉國共識的春華秋實，動不動就想“改弦易轍彎道超車”。結果呢？他們中有不少人像傳統文人那樣委身權力，扮演著賓客幕僚的角色。一時間，文人主政，武夫當國，中國退回到傳統政治的運作模式，從而給暴力革命埋下了伏筆。
知識分子如此偏激躁進，也難怪唐小兵會認為，現代中國的啟蒙運動包含著自我瓦解甚至自我摧毀的基因。不知道他是否意識到結論的灰暗沉鬱，在我看來，他對成都文化、上海文化以及廣東文化的評論，為《書架上的近代中國》添上了幾筆亮色。在這些研讀和分析中，廣東的地方知識分子、成都茶館裡的市井茶客、上海洋行裡的經理人，以及活躍在江浙一帶的商賈買辦，共同構成了複雜多元的地方生態，抵抗著也豐富著中國近現代的敘述。
唐小兵對地方文化的評述，讓我繼續思考知識分子如何應對危機的命題。為什麼他們在探索解決之道的時候，如此沒有耐心？其中有沒有一個原因是對多元複雜的現實世界缺乏理解和同情？如果沒有如此覺悟，當知識分子面對家國危機的時候，會不會像大多數人處理個人生活的重大危機那樣，要麼怨天尤人，要麼隨波逐流，始終不肯誠實地評估困境，又或者徹底否定自身的價值，將如今的遭遇歸咎於“業報”，把自己貶得一無是處？
唐小兵似乎提前預感到了讀者的困惑。為了考察知識階層的命運，他用了不少筆墨在具體而微的個體之上。他在梁啟超、蔡元培、周作人、傅斯年等人的著述和言辭裡爬梳剔抉，也從陳寅恪、吳宓、沈從文、殷海光等人的書信、日記和回憶錄中追尋脈絡。書中這一部分散發著體溫的文字，不僅讓人覺得親切，也提醒著我這樣的讀者，不可把過往的一切都想得那麼悲觀失敗。這時候我方才醒悟，如果作者的思考有多麼周全體貼。假如把《書架上的近代中國》當作一幅思維導圖，唐小兵不僅呈現了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近現代變遷的關係，也將自己為何思考以及如何思考的過程展現了出來。
對自然科學知識分子考察的缺失
當然，也並非十全十美。我認為在唐小兵的思維導圖裡缺了一塊拼圖，那就是對自然科學知識分子的考察。我們老愛講科技對一個國家如何重要，也不否認它在中國近現代進程中的重要作用，那麼為什麼學者們在討論歷史命運之時，不知不覺地把討論的對象限定在人文知識分子的範圍內呢？是因為生物學家、氣候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數學家和醫生沒有在這一進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還是說他們失去了發聲的機會和能力？又或者，被學者們有意無意間忽略了？
《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葛兆光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5月
正是因為想到這個問題，我對書中殷海光與林毓生的書信內容有些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電視是邪魔外道邪魔外道，收音機更是煩躁之源，時代的癥結在於“技術肥腫，倫範消瘦”，在於科學壓倒了人文，造成人類精神萎縮。而在我看來，這類精英主義的話語，恰恰應該對中國近現代的悲劇性命運負上一定的責任。
有意思的是，唐小兵把他對葛兆光的研讀放在殷海光之後，巧妙地做了一次觀念的“再平衡”，因為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正是對精英主義的反動。一本以書評為主的文集，竟然在謀篇佈局上下足工夫，我很佩服。
撰文 西閃
編輯 徐偉
校對 趙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