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南方經濟智庫（撰文 王彪 黃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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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到波及。近日，美國和日本均表示要本國企業遷出中國，全球化有迴歸“經濟主權”時代的態勢。對此，中國應如何應對？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接受南方日報、南方+專訪認為，疫情促使歐美等國家更強調自身的“經濟主權”，全球化將受到抑制，可能會迴歸到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國際貿易形式，部分產業將向本國迴流。從短期看，將為中國帶來較大的產業調整成本；但長期看，部分產業回遷將在客觀上讓出市場空間，有利於中國企業補充替代，進而向產業鏈上的高附加值環節攀升。
“有限的全球化”正在出現
南方+：近日，美國和日本提出，要將本國企業遷出中國。您也提出，疫情會導致全球回到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狀態——傳統的投資與貿易的形式，請問這是基於怎樣的分析？
鄭永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後，各國都會想方設法收回更多經濟主權，全球化方向會發生變化，即變為“有限的全球化”。
具體來看，這次疫情中，美國歐洲等發達經濟體，雖然具有最發達的醫療系統、公共衛生系統，但疫情發展情況依然很慘烈，一個重要原因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產業轉移，口罩、洗手液、呼吸機等醫療物資產業鏈大量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歐美國家自身的生產能力大幅降低。
中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取得巨大成效，不僅緣於全國統一行動的制度優勢，也因為醫療物資的產能相對充裕的經濟優勢。雖然剛開始醫療物資也曾出現短缺，但是隨著產能快速提升，目前已經基本緩解。
因此，疫情之後，各國從國民生命安全和經濟安全考慮，都會更多把經濟主權掌握在自己手裡，全球化將轉變為“有限的全球化”。
南方+：您認為這種全球範圍的產業迴流會給世界經濟貿易格局帶來哪些影響？
鄭永年：從歷史上看，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是有限的全球化，即每個國家都掌握自己的經濟主權，並在此基礎上進行貿易和投資。80年代後的全球化是更深層次的全球化，生產要素在全球市場進行優化配置。但此次疫情之後，全球化會出現回落，部分產業鏈會遷回西方發達國家。
但要看到，歐美不會把所有企業都搬回本國，而是主要集中於兩個領域：第一，與國家安全有關的企業。這在中美貿易摩擦中已經體現出來。第二，與公共衛生醫療物資相關的企業也會被要求迴歸。
我不同意有人討論的“去中國化”。“去中國化”是指美國等國家將其在中國的企業遷到越南、印度等其他國家。實際上，美國等國家主要把境外企業遷回本土，遷出的區域不僅包括中國也包括其他國家。至於一些國家想投資分散化，即避免投資過度集中在一個國家，這也是正常的經濟考量。
4月7日，在英國倫敦，一家時裝廠的工人生產醫護服裝。新華社／歐新
對中國是危也是機
南方+：中國通過四十多年改革開放迅速崛起，正是受益於全球化，當前已深度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如果出現“有限的全球化”，對中國將帶來哪些影響？
鄭永年：短期看，“有限的全球化”會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沖擊。近年來，外貿佔中國GDP的比重都在30%以上，外資、外商在中國經濟中也佔有重要位置。
此次疫情對中國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中國很多地方的企業復工之後，由於歐美國家的訂單減少乃至消失，無法正常生產；其二，疫情結束後，隨著美國、日本等國家的企業遷出，將給中國帶來比較大的產業調整成本。
但從長期看，中國將從“有限的全球化”中獲益。一方面，西方產業不可能全部迴歸，另一方面，西方企業搬出後讓出的國內市場空間，中國企業可以迅速佔領。
目前中國是世界上產業鏈最齊全的國家，而且國內市場廣闊，“有限的全球化”對中國企業來說也可以是很好的機會，不僅可以佔領西方企業留下的產業鏈空間，還可以向產業鏈中的高附加值環節發展。
南方+：廣東作為外貿大省和吸引外資大省，與國際貿易鏈、產業鏈關係緊密，您認為應如何應對這種衝擊？
鄭永年：“有限的全球化”下，美國、日本等國家即使將企業遷回本國，也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不可能在一年半載完成，對於中國，對於廣東來說，會有一個緩衝期。
要看到，外資企業來到中國的主要原因就是看中了中國市場，這些企業遷出後，就為中國企業騰出市場空間。特別是，珠三角是外向企業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可以藉機發展內需市場。
在廣東潮州市潮安區鳳凰單叢茶省級現代農業產業園，採茶工在採茶。新華社發
將社會經濟穩定擺在優先位置
南方+：當前有觀點認為，疫情將帶來世界歷史發展的轉折，改寫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國應當如何積極應對？
鄭永年：中國要用底線思維，踏踏實實把國家發展好，而不要過於依靠西方市場。在當前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不是GDP，而是保證生命安全和正常的生產生活，保證社會穩定，以後才有繼續發展的機會。
要看到，1997年、2008年的金融危機，侷限在金融等少數領域。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危機是綜合併發症，不僅蘊含著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還有社會治理危機、國際秩序危機等多個危機併發，從這個角度看可能比1929年的大蕭條更復雜更嚴重。
對中國來說，要更注重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壯大中等收入群體、保護中小企業等方面，以社會整體的生存發展為中心，而不是片面追求GDP增長。實際上，做好這幾個方面，也會促進GDP。特別是，要確保低收入群體的生活穩定，確保完成脫貧攻堅任務。一個社會進步的標誌，不是能產生多少富人，而是能減少多少窮人。
南方+：在這次疫情應對中，中日韓三國互動和合作也較為緊密。有專家建議，中國應藉機與日韓緊密合作，鞏固亞洲命運共同體。您怎麼看？
鄭永年：中日韓的地理距離不遠，文化相近，產業鏈的區域分佈也非常好。這次應對疫情，各國互幫互助，體現出三國政府之間高度互信，整體表現好於歐盟。這樣的區域發展方向是值得肯定的，有利於區域安全穩定的，應該繼續推進。
不過，日本也提出把企業搬遷回去，說明日本對經濟形勢存在一定擔憂。接下來就需要通過進一步加強協作，共同應對危機，避免各國各自為戰。
此外，東南亞有很多國家，面積、人口和經濟體量上比較小，疫情之後，關乎國計民生的產業可能會放在本國，但是不可能把所有的產業鏈遷回。就像我常說的“一個世界，兩個市場”，即世界上存在分別以中國、美國為中心的兩個巨大市場，東南亞不會放棄美國市場，但從產業關聯上與中國會更加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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