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出生於民國4年（1915年），生肖屬虎。據說，母親生他前做過一個夢：一隻白虎躍入懷中。白虎星是兇星，但算命先生說，這夢既是凶兆，也是吉兆：這個孩子將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克父傷子，但經歷重重磨難後，會成就輝煌事業。
楊憲益幼年 | 圖源：豆瓣
儘管楊先生說自己不信命，但是他也承認算命的多少有些道理。5歲喪父，64歲家中獨子自盡，很長時間，他的確是家中唯一的男丁。而他在翻譯領域的成就，也的確堪稱輝煌。
楊憲益先生的一本自傳，在篤信風水的香港人那裡，就直接命名為《白虎星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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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憲益的父親楊毓璋，是天津中國銀行第一任行長。楊毓璋早年不學無術、吸食鴉片，後來浪子回頭，日本留學，成為叱吒風雲的金融鉅子，與袁世凱私交甚好。楊毓璋很多年都遺憾自己膝下無子，直到35歲那年，他的獨子楊憲益才出生。
儘管楊憲益出身尊貴，從小就穿著袁世凱贈送清廷黃馬褂，但5歲喪父令他的童年戛然而止。面對大家族的財產紛爭，七八歲的楊憲益不得不西裝革履地替父親出席董事會，看叔叔們道貌岸然地瓜分遺產。
楊家走在下坡路上，但畢竟家境殷實，直到他大學畢業那年，家裡才徹底敗落。
楊憲益幼年讀私塾，中學階段進入法租界的英國教會學校。因為那時家境尚可，他常常花錢買書，加之學校的薰陶，他閱讀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學著作。這些閱讀不僅培養了楊憲益良好的語言能力，同時也擴充了廣泛的文化知識，為他後來從事的翻譯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1934年，楊家沿襲留洋傳統，將楊憲益送至英國求學。因為聽聞牛津比劍橋更難進，楊憲益便毅然決然參加牛津的入學考試，並順利通過希臘文、拉丁文的專業筆試。
楊憲益一面攻讀英國文學，一面宣傳抗日。1937年，楊憲益在牛津當選中國學生會主席，同當時在牛津讀書的錢鍾書、楊絳夫婦一道身體力行地抗日。
與此同時，楊憲益還在牛津認識了此生的摯愛——戴乃迭（Gladys B.Tayler）。戴乃迭1937年考入牛津大學，攻讀法國文學，經導師介紹加入中國協會，結識了後來成為該協會主席的中國留學生楊憲益。
楊憲益舉止瀟灑，才華橫溢，聰明幽默，身上洋溢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這些深深吸引了出生於中國、成長於英國上流社會的戴乃迭。她拒絕了不少英籍貴族的追求，甚至改讀中國文學，成為牛津史上第一位中國文學畢業生。
而在楊憲益看來，戴乃迭不僅美麗動人，還有一顆質樸的心。她清新脫俗，沒有上流社會女孩的虛榮與勢力，這一素質在“中國上層的小姐們之中也很少見”。
1940年，楊憲益拿到了牛津大學的畢業證，並收到了哈佛大學的聘書。而國內素未謀面的沈從文、吳宓則大力推薦他到西南聯大擔任古希臘和拉丁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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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憲益最終選擇了風雨飄搖的祖國，並決定和戴乃迭分手。
但21歲的戴乃迭拒絕了楊的分手，決定跟隨愛人回到中國。知道戴乃迭要嫁給一箇中國人，並且去中國生活，曾經在中國做過傳教士的母親全力反對，甚至詛咒說：“如果你們結婚，你們的婚姻持續不了4年，而你們將來的孩子會自殺而死。”
最終，他們懷揣50英鎊回到中國，並在重慶舉行了婚禮。證婚人是赫赫有名的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及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
楊憲益最初的翻譯，僅僅是因為好玩。24歲（1939年）那年，楊憲益按照英國18世紀英雄雙行體格式翻譯了《離騷》，譯作充滿了嘲諷與誇張。
1953年，作為政協特邀委員，楊憲益曾接受毛主席的接見，周總理特地向主席介紹楊翻譯《離騷》一事。毛主席問他：“你覺得《離騷》能夠翻譯嗎？”楊憲益不假思索：“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可以翻譯的。”
英文版《離騷》| 百度百科
以《離騷》為代表，楊憲益早期的翻譯作品中，譯者的主體性過於明顯，缺少對原文的忠實。
以《離騷》的前四句為例：
從中可以看出，原文和譯文並沒有一一對應，原文的不少關鍵點被忽略了。“帝高陽”（古帝高陽氏，名顓頊）沒有翻譯，“皇考”（去世的父親、屈氏先祖）、“伯庸”（我的父親）等均沒有在譯文中體現。楊憲益為了追求格律，犧牲了對原文的忠實性，而漢學家霍克斯的譯文則更多直譯：
而後兩句中時間的翻譯，也沒有恰當地介紹清楚中國的傳統文化。Sirius為天狼星，“攝提”指寅年，不能完全對應。“孟陬”指夏曆正月，也不能籠統地用spring翻譯。
又如：
雖然英雄雙韻體的押尾韻形式優美，但是回譯成中文卻是“我的夢想實現前黃昏也許降臨了”，所指不明，缺少了原文“美人遲暮”悲壯淒涼的意境，在文化意向的傳遞上大打折扣。
另一名句也是類似的情況：
此句上半句對“路漫漫”並未進行強調，更追求long和下句urged on中的on的音律一致，採用倒裝手法，選用seem表達明知路漫漫的客觀視角。下半句選用了dream這個詞來直指“求索”的內容，尋求seem和dream的押韻。
但是，《離騷》的翻譯更多是年輕的楊憲益的遊戲，並非專業的翻譯工作。從後期來看，楊戴的翻譯非常重視“信”，也就是對原文的忠實度。
其實楊憲益最想從事的工作，是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走上翻譯道路，與梁實秋和夫人戴乃迭都有關係。
1940年，梁實秋是位於重慶的國立編譯館翻譯委員會負責人，當時的主要工作是英譯中。但梁實秋希望開闢一個新領域，將中國經典著作翻譯後介紹到西方，便邀請楊戴夫婦前去工作。梁實秋的推薦，加上夫人戴乃迭十分喜歡翻譯，楊憲益便在翻譯這條路上越走越遠。戴乃迭去世後，楊憲益也就停止了翻譯工作。
下面這張截圖中，我們可以看出楊戴翻譯數量之多、涉獵之廣，“翻譯了整個中國”，的確不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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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後，楊戴來到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工作。1964年，他們接到一個艱鉅的任務：將《紅樓夢》翻譯成英文。1968年，《紅樓夢》的前一百回已經翻譯完，但是由於戴乃迭的外國身份成為了攻擊的目標，夫婦二人入獄四年，直到1972年被釋放。1978年，楊戴的英譯版三卷本《紅樓夢》出版，成為迄今為止唯一一部由中國人翻譯的全本。有了楊戴的翻譯，曹雪芹筆下的寶戴愛情，才終於為西方人所瞭解。
楊戴英譯本《紅樓夢》| 百度百科
另外僅有的一個《紅樓夢》全譯本，是英國漢學家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這兩個版本常被拿來比較。
總體來看，霍克斯的翻譯更具有藝術魅力，其中融入了不少譯者的個人理解，更容易受到英語母語讀者的歡迎。楊戴的譯文則更加忠實於原著，更具有傳播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價值，需要讀者在閱讀中思考。
以《葬花吟》為例：
兩種翻譯都表現出極高的語言技巧。楊戴的譯文簡潔，更忠實於原文。而霍克斯的譯文句句押韻，但“他年葬儂知是誰”的“誰”沒有翻譯出來，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也減少的讀者的思考。楊戴則兩次用到“who”，在這一點上更勝一籌。
在章回目錄的翻譯上，這兩種版本也有差異，楊戴的譯文較為中性，而霍克斯則增加了不少感情色彩的渲染。
如第二十八回：
總體來說，儘管譯法不同，這兩個版本都較好地傳遞了原文的信息。
楊戴合作翻譯時，一般由楊憲益翻譯初稿，戴乃迭隨後潤色，成為定稿。他常說，其實乃迭才是翻譯家，她花費的力氣更大。
楊憲益平時非常照顧戴乃迭，日常生活中常常講英語，以至於戴乃迭抱怨說，自己的漢語不流暢，主要是因為楊憲益的英文過分熟練。
楊憲益曾說，想要翻譯好中國文學，必須先看透100本英美文學原著。縱觀楊憲益的一生，學生時代博覽群書，翻譯成就斐然，這個說法是很有道理的。
文革初期，楊憲益就遭到了迫害。當時人們認為在中國的外籍專家可能是特務，戴乃迭也被邀請談話。1968年，夫妻二人雙雙入獄，直到1972年被釋放。
被迫害的經歷和監牢生活，對夫妻二人的精神狀態打擊不小，但最令人痛心的，還是他們的唯一的兒子——楊燁。儒雅敦厚的楊憲益，甚至因為此事打過愛妻一個耳光，這也令他無比後悔。
楊燁 | 圖源：豆瓣
楊燁是楊戴夫婦唯一的兒子，聰明伶俐，備受寵愛。因為相貌與眾不同，從小便受到同學排擠，但他一直努力融入同學中，成績優異，擔任班長。1963年，躊躇滿志的楊燁報考了北京大學物理系和清華大學數學系，卻因為父母的原因，沒有通過政審（北大物理系研究的是原子物理），最終只拿到了北京工業大學的錄取通知。
儘管楊燁一直努力表現自己，但是政治風波卻一波強過一波，父母入獄的事情更是影響了楊燁和他兩個妹妹的工作。漸漸的，楊燁的精神狀態出現了問題。他堅信自己是英國人，要求大使館將他送回國，並且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父親。
幾經波折，楊燁拿到了護照，隨母親赴英國探親，後來便居住在姨媽家，看起來，他的精神恢復了。1979年的元旦剛過，楊燁和表親出門散步，回家後便進入臥室。幾分鐘後，臥室傳來“砰”的一聲巨響，只見濃煙夾著火苗，從楊燁臥室的屋頂直衝雲霄……
楊燁自焚後，楊戴夫妻痛苦不堪，借酒澆愁。戴乃迭更是終日飲酒，以淚洗面。無奈之下，楊憲益打了酗酒的愛妻，留下了難以詮釋的悔恨，卻也讓世人明白，夫妻二人無法言說的傷痛。
晚年的戴乃迭患上了老年痴呆，但楊憲益寸步不離。她常常自言自語：兒子呢？楊燁呢？八十多歲的楊憲益悉心地照顧她，溫柔地和她說話：鮮花搬進屋子裡是讓我來養的，女人娶進家門是讓我來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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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乃迭去世後，楊憲益也不大走動，日日坐在書桌前，端詳亡妻的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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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憲益為愛妻作悼亡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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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憲益一生翻譯過上百部中國文學，累計1000多萬字，獲得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他和妻子的愛情傳奇和命運悲歡，也著實令人唏噓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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