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差不多從這個時間點開始，生活被保鮮膜包裹著，隨後被塞進魔幻現實主義的世界。
武漢肺炎求救、雙黃連熱銷、李文亮醫生去世……
每一個上熱搜的字，像手持著除顫儀，一次次電擊心臟。
這個時間段，對於遠離暴風雨中心被迫窩在家裡的人，更是深切的無力感。
能做的事，除了收拾家務，在網絡上劍拔弩張，平臺捐款，家族群裡定時轉發最新數據外，所剩無幾。
於是，我開始想之前的藝術家，在面臨此類情況，他們是如何應對？如何記錄？如何讓更多的人記住？
徐冰《空氣的記憶》
每每談及新冠肺炎時，相關性最高的一定是非典。
而像這類具有很強感染性的病毒肆虐時，我們怕人群、怕接觸，怕空氣。
而在2003年4月，北京非典情況最為嚴峻的時候，藝術家徐冰用自己的方式記錄了這場“戰役”。
他在北京的街頭收集了一瓶空氣，將其作為一個藝術作品，名為《空氣的記憶》，標記是：2003年4月29日北京的空氣。
事後他在談論這個作品時說，人在那種情況下，會焦慮，但能做的甚少，只能保存一些空氣，或一縷塵。
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另一種傳染病——艾滋病，也在美國首先被發現，但因為當時政府忽略、傳播途徑不清楚等原因，很多人不幸患上此病，其中包括很多藝術家。
1987年，艾滋患者維權組織“ACT UP”（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在紐約成立。其中藝術家們積極地參與到各種活動中，為“ACT UP”運動製作海報、標語，抗議政府對艾滋病患者不公正的對待。
Gran Fury霓虹燈裝置作品《讓記錄展現……》（1987）
倒轉的紅色三角其實是納粹時代，拘留所裡代表同性戀的標誌。據說之所以是這個標誌，是因為其所謂的女性氣質和“倒立”的傾向而羞辱同性戀男子。而此時的它被賦予另外一種含義，是反抗，是不甘沉默。
下面的 “沉默=死亡”，想必大家也都知道是什麼意思。
藝術家用這樣的方式呼籲大家不再沉默，也不再懼怕艾滋病。
1991年，以紐約畫家帕特里克·安格斯（Patrick Angus）和攝影師艾倫·弗雷姆（Allan Frame）為首的15名藝術家成立了“視覺艾滋”（Visual AIDS）組織，以對抗當時美國社會上對艾滋病患者的漠不關心，甚至是心懷恐懼。後再在百老匯舉辦的“託尼獎”上，藝術家製作了3000個紅絲帶，發給了現場的明星和觀眾。後來“紅絲帶”這一個標誌也很快在全世界流傳開來，被認為是艾滋病預防的標誌。
美國作家羅伯特·阿特金曾經說過，“艾滋病對公共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不只是侷限於當代藝術，而是全球的文化現象。”
其中對於我而言，印象最深刻費利克斯·岡薩雷斯-託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為自己和愛人羅斯所創作的這兩個藝術作品。
左一和左二
託雷斯和羅斯是一對情侶，他們非常相愛，但不幸的是他們撞上了“艾滋病”病毒。
1991年他的愛人羅斯很不幸死於艾滋病。
當最愛的人先離開時，而且是該死的傳染病，那應該如何記住他呢？
《無題（完美的情人）》
這個作品名為《無題（完美的情人）》，在牆上掛著兩個電池掛鐘。
時鐘開始的時刻相同，但隨著時間的流失，兩者總有一天會岔開時間，直到最後的電池耗盡停止擺動。也就像他們的生命一樣，總是有一個人先行告別。
託雷斯在1988年的一封私人信件裡寫道：
“Don’t be afraid of the clocks, they are our time, time has been so generous to us. We imprinted time with the sweet taste of victory. We conquered fate by meeting at a certain TIME in a certain space. We are a product of the time, therefore we give back credit were it is due: time.
We are synchronized, now and forever.
I love you.”
“不要害怕那時鐘，它是我們的時間。時間已經對我們過於慷慨了。我們用勝利的甜美給時間刻上印記。我們用在某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相遇征服了命運。我們是時間的產物，因此當時間將至，我們也以時間來回饋。
我們是同步的，現在直至永遠。
我愛你。”
《無題（羅斯在洛杉磯的肖像）》
另一個作品也被稱為“最甜蜜的墳墓”
菲利克斯回憶羅斯的時候，曾經這樣說：“他得病之前身材非常火辣，也非常壯碩，如果你讓他去蓋房子，他可能馬上就能搞定。”
於是他把愛人健康時體重相當的糖果，堆在了展廳的一個角落，允許欣賞者帶走，並品嚐這份甜蜜。
而糖果每少一顆，羅斯的生命也就消失一克。
就像羅斯患病時，他的身體亦是如此，慢慢慢慢的甜蜜和體重消耗殆盡。
但第二天，會重新將糖果按照他身體的重量補齊，意味著羅斯的再一次重生。
《梅杜薩之帆》
《梅杜薩之筏》是我最喜歡的藝術作品之一。
它並不是講病毒，而是講海難。之所以將它在此提及，是我想討論當藝術家面對像自然災害、疾病等無法抵抗的事件時，該如何表達，如何用自己的藝術語言去詮釋，去記錄，去影響。
而這個作品，是對我影響很大的一件藝術作品。
《梅杜薩之筏》是法國畫家泰奧多爾·籍裡柯於1819年創作的一幅油畫。
這幅畫來源於一個真實的事件。
1816年7月，法國政府派遣巡洋艦“梅杜薩號”，載著400多名官兵及少數貴族前往聖·路易斯港。肖馬雷伯爵被任命為梅杜薩的船長，但他幾乎沒有航海經驗，，由於他指揮錯誤，在途經西非海岸的布朗海岬南面時不慎擱淺，造成災禍。隨後，船長卻和一群高級官員乘救生船逃命了，剩下160名乘客被拋在臨時搭製成的一隻木筏。
在面對事物越來越少，人卻越來越狂躁的情況下，他們開始歇斯底里，自相殘殺。
一些人想砍斷纜繩，企圖讓所有人完蛋，有些人去阻攔，爆發一次次激烈的搏鬥。
最後有些人因絕望跳海自盡，有些人被殺死，或者被餓死，甚至有些人為了生存，去偷偷啃噬剛死去同伴的手肘。最後僅剩15人被沿海經過的阿爾戈斯號救起，但仍有人後因病死去，最後僅有3人生還。
這件事情成為當時最大的醜聞，但路易十八政府怕此事張揚出去受到輿論譴責，只在官方報紙上發表簡短消息，悄悄通過軍事法庭判處船長降職和服刑三年就了事。
後來倖存者不服，上訴未果後，將此經過寫成報道發佈，於是此事件一時間讓各界輿論譁然。
26歲的籍裡柯，走訪了生活的船員，傾聽他們最真實的遭遇，同時為了畫面的寫實度，他特意對腐爛的屍體、重危的病人等進行現場寫生，還拖一個生還者木匠製作了一隻木筏模型，讓黃疸病人做模特兒，以便描繪出最真實的情況。最後他耗費18個月創作了這幅最為震撼人心的作品。
最後倖存的15個人試圖向遠方船隻求救的絕望場景。它的尺寸也非常的大，畫中人的尺寸幾乎接近於真人，前景的屍體甚至大過真人一倍，所以距離越近，震撼效果也最強。
畫面採用了兩個金字塔的構圖，木筏岌岌可危，床單被做成桅帆，巨浪一次次的擊打著筏邊。船上的人反覆下一秒就會被浪花捲走，但他們還是用僅有的精力，努力地揮舞著手中的布巾，企圖希望能悄然而至。
《梅杜薩之筏》在1819年在巴黎第一次展出後，收到評論家的批評，說其內容過於恐怖，令人驚駭，但也有一派認為它其中包括著一些激進。後來，波旁當局意識到這幅畫揭露了海軍的無能，但又不敢公開指責，就買走了這幅畫，並將《梅杜薩之筏》捐贈給盧浮宮美術館，在那裡永久珍藏。
藝術可能無法改變太多現實，但它最大的作用是影響和銘記。
藝術是將歷史鑲嵌於骨髓裡，而歷史是不能被忘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