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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罗素，是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之一。1921年，罗素曾应邀来华讲学，在此期间，他通过对比中西文化的异同，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解读，并提出很多新颖且极富启发性的观点。
罗素认为，中国独特的文化，与以符号构成的汉字有着极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汉字本身具有的优点和缺点，决定了中国文化当中的某些重要特征。
在罗素看来，由于中国文字是由表意符号构成，和由字母构成的西方文字相比，“会带来许多不方便之处”。例如，学写汉字时，必须先学会各式各样的偏旁部首，不像英文只要学会26个字母就行。
但同时罗素也指出：汉字作为全世界非常少见的表意文字，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它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英语、法语等字母文字，都是一字代表一音，而汉字却是一字代表一义。因此，虽然中国各地的方言有很大区别，但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能读懂汉字，不会产生沟通障碍。而且，借助汉字的表意功能，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可以读懂古老的经典，并从中获取宝贵的历史经验。
罗素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历经数千年而延绵不绝，足以让后人追根溯源，“就是由于使用了汉字”。他还援引了中国学者李济的一段话来论述自己的观点：
“汉字虽然没有字母文字的种种便利之处，但是它所体现的简朴和终极真理却牢不可破，不受狂风暴雨和艰难时日的侵袭，保护了中国文化达四千年之久。它坚固、方正而优美，恰如它所代表的精神！”
从上古时代的甲骨文开始，古老的汉字历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一路来到今天，时光的演进与历史的积淀，让汉字成为了中华文化的基本载体。无论是思想、文学，还是历史、艺术，都仰赖于汉字才能传承有序。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那么，在我们熟视无睹的汉字背后，究竟藏着哪些有趣的历史秘密呢？
许进雄先生是国际知名的甲骨文研究专家，他提出的“以甲骨上的钻凿形态作为断代的新标准”这个发现，曾在文字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先生年轻时，偶然读到清人王念孙所写的《广雅疏证》，其中提到：“古、昔、先、创、方、作、造、朔、萌、芽、本、根、蘖、鼃、昌、孟、鼻、业等这些字，都有‘开始’的意思。”
这个有趣的发现，让许进雄对汉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考入台湾大学甲骨文专业，从此踏上了研究中国文字奥妙的旅程。
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后，许进雄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精炼出来，并打磨成《汉字与文物的故事》这套书。在书中，许进雄别出心裁地将文字与文物结合起来，按照历史年代及类型，将各种文物进行分类汇总，并向我们讲述了文物背后的汉字故事：
《回到石器时代》讲述的是包括石器、玉器及日常用具在内的史前文物，《战国重金属之歌》讲述了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返来长安过一天》侧重于讲述汉唐时期的陶器、漆器、瓷器、雕像等，至于《紫禁城外一抹清脆》，则讲述了宋元明清时期最为典型的文物，例如瓷器、景泰蓝以及其他奇珍异宝。
02
假如你想知道汉字的笔划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就需要回到石器时代的生活现场，从石器时代先人的生活器具中，推敲现代汉字原始的起源，解开古器物的来历与现代汉字的身世之谜。
就拿“父”字来说吧。在青铜器尚未被发明出来之前，先民们使用最频繁的工具，是以石头制作的斤与斧，其中，切割面呈现为横向的，称作“斤”，而切割面呈现为直向的，则称作“斧”。
“斧”字最初的字形是“父”字，在甲骨文中，这个字的形状是一只手拿着石斧的样子，而金文的字形就更加传神了，斧头被画成上面尖锐、下方圆弧的形状，对侧面的厚度加以描画，因为只有剖面达到这种厚度，才能发挥斧头的效能。
“父”字后来经过演化，用来指代和称呼“父亲”，因此，为了区别“石斧”的本义，就在“斧”的字形“父”下面加上“斤”，就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用的“斧”字。
为什么用石斧的形象来称呼父亲呢，有人认为，这是表示男性对女性、父亲对儿女的权威。不过，在许进雄看来，它可能只是表示源自新石器时代的两性职业分工。因为石器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养育孩子的责任主要由母亲担负，男子的地位并不像后来那么尊贵，更谈不上权威了。在商代，父亲与叔、伯、舅一律都被称为“父”，到了周代以后，才逐渐确立起更周全的人伦称呼。
还有“磬”这个字，磬是一种用扁平状石板制成的敲打乐器。在甲骨文中，它的字形就是手拿木槌，敲击悬挂着的石磬的形象。在江淹的《别赋》中有这样一句：“金石震而色变，骨肉悲而心死。”这里的“石”字就是指“石磬”。
在上古时期，当敌人入侵部落时，首领就会敲击石磬，发出示警，因此，甲骨文里“攻”字的形状，就是一个人手持乐槌，敲打一件悬吊着的长方形石磬。
由于拥有石磬的人，大都是王公贵族，所以，磬也被看作是位高权重者的象征。在《礼记·乐记》中就有“君子听磬声，则思封疆之臣”的说法。你看，古人听到石磬的声音，就会联想到镇守边境的官吏，足可见磬的地位之尊崇。
由于“磬”字的读音与“庆”相同，因此早在商代，先民们就特意把石磬雕刻成鱼的形状，用来表示“余庆”的好兆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一件商代鱼形石磬上，还装饰着雕工精致且图案悦目的“阳起虎纹”。在钻凿工具还没有被发明的时代，这种复杂的纹路，就代表着雕琢玉材的最高工艺。
03
到了商周时代，中国的工艺技术进入全新境界，冶金术的发明使人们走出漫长的石器时代，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青铜器成为最重要的代表性器物，而当时的文字也围绕着青铜生活而造形。
可以说，每一件商周文物都有它隐藏的趣味，每一个汉文字都有它演变的智慧。
在河南洛阳附近的一处古墓，曾经出土过一个造型精致的酒壶，五道环绕又密集的相互纠缠的龙纹，盘旋在这个制造于东周时期的青铜酒壶上，龙纹之间以凹下的环带相隔。在壶颈上，刻有50个字的铭文，上曰：
“唯十年四月吉日，命瓜君嗣子乍铸尊壶，柬柬兽兽，康乐我家。迟迟康叔，承受屯德，祈无疆至于万亿年，子之子，孙之孙，其永用之。”
这段铭文中的“命瓜”应当读作“令狐”，整段铭文的意思是希望令狐家族能够康乐，长官康叔能受厚德，家族的传承能时代绵延下去。因此，这个青铜酒壶被称为“令狐君嗣子铜壶”。
我们知道，中国的酒是用谷物酿造的，因此酒体中含有大量酒渣。在祭祀中使用的酒，必须是把渣滓滤掉之后，得到的品质更好的清酒。只有如此，才能表达对神灵和祖先的虔敬之情。
在《左传》中，齐相管仲细数楚国所犯的大罪，其中就有“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之罪。这句话是说，楚王向周王室进贡的酒，是未经过滤的粗酒。此举是对周天子的大不敬，因此齐国以此为由，发兵讨伐楚国。
古人过滤酒的方法，是把香茅放在酒壶上面，然后往上倒酒，酒就从香茅的缝隙间滴入壶中。这样一来，不但可以滤去酒中的渣滓，还能让酒体沾染香草的芬芳。因此，在甲骨文中，“茜”字的字形就是两手拿着一束茅草放在酒壶旁边，表示用香茅滤酒之意。
周朝末年，王室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约束力，于是便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随后，就进入了历史上最多元、最开放，也最充满逸趣的汉唐时代。
随着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萌生出许多不同于前代的文化、艺术与工艺，因此，汉唐时代的文物与文字，焕发出与商周时期大为不同的光彩。
新的字应运而生，旧的字也产生变化，无论是鬼斧神工的艺术巧思，还是与时俱进的汉字趣味，都让人啧啧惊艳。
到了宋元明清时代，景泰蓝、青花瓷、景德镇等瓷器享誉国际。大气恢弘的帝国文化，催生出神奇的技艺，其中蕴藏的人文素养，也透过文字一一展现。
汉字作为传播文化的载体，是连接文物与文化的最佳纽带。通过古老的汉字，我们才得以窥见遥远而神秘的华夏文明，倾听文物与历史背后的故事。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而文物与汉字就是中华民族永恒的文化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