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宋代文人寄予人生態度與審美的內涵思想
中國文人墨客素來喜茶，茶文化歷史悠久，據《茶經》載:“發乎神農氏，聞於魯周公”。漢代以來雖多有茶樹種植的記載，但對烹茶飲茶工序涉及極少，直到唐朝，對飲茶活動的描寫才逐漸多了起來，並發展出一套茶儀，對茶事活動進行了初步規範，如陸羽就總結出一整套烹茶技法、飲茶習俗以及品茶法，說明這一時期的飲茶活動逐漸從生理需要轉變為精神領域的享受。到了宋代，飲茶更是更成為一種有著廣泛社會基礎的普及性的審美活動，茶坊遍佈城鄉各地，並流行全日制經營。飲茶作為一種社會風尚，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與藝術旨趣。宋代士大夫在創造茶文化時，不僅僅將其作為生活藝術，更是將茶文化與審美追求、人生態度緊密結合在一起。
宋代茶文化的淵源與盛行
從西漢到宋代，烹茶技藝共經歷了煮茶法、煎茶法和點茶法三個階段。西漢至唐前期，通常是採生茶葉煮沸後直接飲下，類似於蔬菜粥，只有食用價值，其烹煮過程毫無美感可言。初唐年間誕生了煎茶法:將團餅茶經過、研、羅等工序，加工成茶末，再根據水的煮沸程度，投鹽、茶末，然後分而飲之，煎茶法較煮茶法有了巨大進步，茶葉作為飲用原料不再被直接食用，而是經歷了一系列較為複雜的製作工藝，飲茶逐漸成為了一種帶有品賞消遣意味的藝術行為。陸羽編《茶經》，創造性地將茶學精神和美學藝術結合在一起，使飲茶逐漸成為文人墨客追求的一種高雅活動而樂此不疲。
至於宋代，茶藝進一步向士大夫的審美取向靠攏據。宋代的茶藝主要分為點茶和分茶。點茶是宋代最為流行的一種技藝，包括灸茶、碾茶、羅茶等一系列程序。點茶技藝的衡量標準主要從色香味三方面鑑賞。而把隨著飲茶風尚盛行，鬥茶習俗也逐漸產生，宋人對茶的衝調已經有了極為嚴格的標準。對於茶，融入了審美與人生的寓意。
茶文化中體現的宋代文人清雅簡淡、崇尚中和的審美追求
無論是碾茶還是點茶，無論是茶葉還是茶湯，宋人都以純白為最佳。宋代曾情《高齋漫錄》記載的司馬光與蘇軾之間講的一段玩笑話就反映出宋人崇尚茶白的傾向。
司馬光問蘇軾:“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君何以愛此二物？蘇軾答曰:“奇茶妙墨俱香，公以為然否？茶可於口，墨可於目。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也。”
白茶在宋代數量很少，確實是物以稀為貴。梅堯臣在《王儀寄鬥茶》寫道:“白乳葉家春，株兩值錢萬”。可見白茶在當時價格的高昂。宋人對茶色白淨的崇尚，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白茶罕見而不易得，但更多的是表現出了宋人清雅簡淡的審美追求。
宋王朝重文抑武的國策，使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得到明顯提高，並以這一階層的思想文化特點為主創造出了宋型文化和宋代特有的武弱國勢、高度文治、理學思想聯繫，宋型文化是一種相對內斂、色調淡雅的文化類型，宋人的審美態度也因此發生了變化。比如，在詩歌上追求超越絢爛的平淡老成之境，推崇陶淵明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的古淡美；藝術方面，宋人的繪畫亦追求淡雅，宋代瓷器也以單色釉的高度發展著稱，無論北宋時期的青白釉，還是南宋時期的綠色釉，色調都是清新淡雅。茶色尚白也是這種一以貫之的清雅的審美態度的體現。
此外，茶色尚白與所用茶盞也有很大的關係。宋代鬥茶所用的茶盞，在顏色上有一些比較特殊的要求，據《大觀茶論·盞》所載:盞色貴黑青，玉毫條達者為上，取其燠發茶采色也。可見宋代茶盞以黑青為貴，而宋代建州窯所出的黑色茶盞，被認為是最好的鬥茶用盞。
蔡襄《茶錄·論茶器》記載:茶盞: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杯微厚，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鬥試家自不用。周紫芝《攤破浣溪沙·茶詞》中有“醉捧纖纖雙玉筍，鷓鴣斑”，更是提到了黑釉茶盞中的名貴品種鷓鴣斑盞。以黑盞配白茶，一方面固然是取其黑白分明的視覺對比效果，另一方面和宋代道教思想的盛行也有一定關係。宋代的皇帝大多篤信道教，到宋徽宗尤甚。他自稱教主道君皇帝，還多次下詔搜訪道書，設立經局，整理校勘道籍，政和年間還編成《政和萬壽道藏》，一時間崇道之風盛行。道教崇尚自然、含蓄、質樸的觀念，使宋代文人士大夫形成了尚淡尚理的審美取向，而黑色的幽玄與靜謐正好與此符合。並且道教又以黃老思想為理論依據，信仰陰陽五行之說，引得宋代的文化藝術界皆奉行代表太極圖的“知白守黑”的審美創造法則。
“知白守黑”裡的黑與白，可以簡單地用老子哲學思想核心“道”裡的“有”與“無”表述。《老子》第四十章裡提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他認為一切事物的生成變化都是有和無的統一，強調無是萬物賴以存在和發生的根本。黑盞配白茶正是這一理論的生動體現，飲茶，所飲之物便是茶，倘若無茶之存在，盞又有何意義？
和作為中華文化的靈魂，到了宋代更是得到文人士大夫的著意追求，這在鬥茶習俗中有充分的體現如點茶的時候需注意茶與湯的配比，“茶少湯多，則雲腳散；湯多茶少，則粥面聚”，注水大多，茶餑沫單薄，形態不穩定容易散，而注水過少則會導致茶湯表面出現和冷掉的粥表面一樣的東西沫作為鬥茶市美意象的基礎，表現出宋代士大夫市美的細化和深化，也體現出其對“和”的極致追求在茶盞的選擇上也是如此，“高茶少，則掩蔽茶色；茶多盞小，則受湯不盡”，對於茶的多少估算得要恰到好處，才能選擇出合適大小的茶盞，如果碗高大而茶少，茶的色澤就會被掩蓋，茶多而碗小，就不能注入足夠的水來點茶。這兩種情況的出現都會影響最後茶的結果，不偏不倚，過猶不及，這種恰到好處的把握就是一種中和之道。
宋代文人以茶展現清高孤介清苦自勵的人格追求
第一，茶葉生環境的靜和宋代文人追求高雅寧靜的生活不無相似之處。與大多數平原種植且對光照時間要求較高的植物不同，高山等出產的茶品更為優良，我國的名茶很多都是如此。原因在於高山雲霧籠罩，溼度足夠且氣壓較低，日照強烈，使得茶葉柔嫩、芬芳物質增多，產出的茶多醇香而不苦澀。而宋代文人大多有一種超然物外、遠離塵囂的人生追求，追求嚮往隱逸山林的生活。那些像林逋一樣終身不仕、獨善其身的隱士自不必說，即使那些積極入世經邦治國的文人，在朝堂之上風節凜然、參政議政的同時，也能保持淡泊寧靜的心態，嚮往山林田園，保持孤高的氣節。
宋初名臣寇準，一生出將入相，功業彪炳，在朝廷之上直言敢諫，剛正不阿。這樣一位地位煊赫的朝廷重臣，卻與隱逸詩人魏野、“九僧”等相交頗深，喜歡寫清靜枯淡的山林景色，如“蕭蕭遠樹疏林外，一半秋山帶夕陽”“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詩風也與這些隱逸之士相近，被列入晚唐派，而且成為“晚唐體”的重要代表作家。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受到神宗重用立志變法改革之時，但仍然念念不忘“霜筠雪竹鐘山寺”的清雅生活，希望能夠早日功成名就全身而退。
第二，茶葉清香苦澀的味道和宋代文人的清苦自勵很相似。宋代理學思想非常流行，士大夫更加強調道德自省和理性自覺精神，更加註重礪名節，重視內在的修養，追求清高孤介的人品，不如俗，不迎合，就像茶並非一味以甘甜取悅於人一樣，宋代的大多數文人都具有君子和而不同的特質，在政治上也好，學術上也好，喜歡各立門戶，不相蹈襲。即使在同一政治門派、學術門派內部，也不輕易荷同，比如北宋後期新舊黨爭中的蘇軾，在王安石執政時認為新法擾民，反對激進變法；在司馬光執政時，又認為新法中的某些條款有利於國計民生，反對盡廢新法。蘇軾在兩黨的夾縫中艱難生存，卻不改初衷。
茶文化中表現出的淡泊自守、甘苦自怡的人生態度
崇尚茶的自然本香，體現出宋代文人保持本心真我的人生追求。《大觀茶論》講到:“至若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鐘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面知矣；沖淡簡潔，韻高致靜，則遑之時可得而好尚矣。”宋徽宗認為茶能夠清除鬱滯，洗濯人們腦中的雜念，盪滌內心的塵埃，開闊胸襟，引導人們達到清淨平和的心境，非平常人所能得知:茶飲沖和淡泊，韻致高雅，導人寧靜，則又不是驚懼不安的時候可以愛好和崇尚的宋代文人大多受到儒釋道三家的共同影響，遵循著達則兼濟天下、窮即獨善其身的人生信條，富貴時不誇提自滿，失意時不自菲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時時處處擁有一顆溫潤平和、清靜高雅的本心，不因外在環境的改變而迷失自己，如同茶葉保持本色真香一樣。
茶葉的苦中有甘和宋代文人的榮辱不驚、甘苦自怡也有一種相通之處。宋代黨爭激烈，文人們宦海浮沉，變幻莫測，身不由己。顯達聞名如歐陽修、辛棄疾，為官之路都異常坎坷，均經歷過仕途的大起大落。但宋代文人大多坦然面對得失榮辱，不憂不喜，不驚不懼，從生活的苦難中獨具隻眼地發現可喜可樂之處，這種通達的生活態度也有點類似於茶葉苦澀之品味回甘。
蘇軾先後被貶黃州、惠州、儋州，屢遭貶謫之苦，卻每到一個地方，都能發現當地風物的特異之處，都能做到“此心安處是吾鄉”，找到心靈的慰藉和解脫。黃庭堅從貶謫之地歸來，雖然有九死一生的感慨和悲涼，但是仍然興致勃勃地雨中登岳陽樓觀覽景色，寫下“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陽樓上對君山”的詩句，表現自己痛定思痛、欣慨交織的複雜心情。因此，宋代文人的深諳茶道、熱衷烹茶更多的是出於一種心靈的慰藉和精神境界的寄託，茶經常被作為人格的參照物。在悲憤失意時，有時也借茶抒寫心中的無奈與惆悵。
結語
綜上所述，茶文化作為中華文明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已擁有千餘年的歷史。人們對茶的烹飲從野蠻一步步走向文明，從直接煮沸果脯到經過採摘、烘乾等一系列程序製成茶餅後再飲用，每一道工序的增加都凝聚著古代人的智慧。飲茶也逐漸由一種單純的飲食文化逐漸演化成為一種藝術行為。宋代茶文化博大精深，宋代士大夫意識亦內蘊豐富，二者之間存在很多內在聯繫。宋儒講究格物致知，品茗活動也是他們思考現實與人生的行為方式之一宋代士大夫在氤茶煙中治心養氣，靜心思慮，體悟茶道與人生之道，以茶勵志修身，以茶明心見性。茶文化體現出了宋代大夫圓融超曠的達觀襟懷與獨立自特的人格操守，在無形之中寄寓了士大夫們的藝追求與人生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