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哲學家、文學家薩特逝世40週年，我們與世界終將一別，只是不知告別的形式與面目。
既然存在主義認為死亡不可預知、不可構思，人的存在是一種“註定死亡的存在”，那我們又如何能在一段相對封閉的時間裡實現自我情感的完善與延續，使這場告別具備“儀式感”？抑或告別本身沒有意義與價值，那作為薩特生命最後十年的親密見證人，波伏瓦以《告別的儀式》白描薩特的遭際、記錄自己與薩特對談的真實用意又是為何？
波伏瓦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女性思想家之一，而薩特被譽為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當我們觸摸他們之間的精神共振，或許能蠡測些許端倪。
「波伏瓦向薩特的告別」
翻開扉頁，一句“寫給愛過、愛著和將要愛上薩特的人”，讓人猜測書中可能會有對薩特偉岸形象和薩特與波伏瓦親密關係的渲染，但事實並非如此。
薩特與波伏瓦的關係時常令人不解，從全書前三分之一，波伏瓦基於自己的日記對薩特的回憶式記敘中可見一斑：她會適時退出以便薩特與她的諸多女友相伴周遊，而在薩特困難的時候，她又出現並照料他。這種若即若離的開放式關係，就是兩人愛情自由的觀念。相較於薩特的絕對愛情自由觀，波伏瓦的愛情自由觀更關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相互性。換言之，身體日趨衰弱的薩特需要波伏瓦的情感支持，而波伏瓦的愛情自由同樣需要薩特的理解得以實現。因此，波伏瓦自然是愛著薩特的。《告別的儀式》就是波伏瓦記錄她的愛人的一本手記。
但是，1970—1980年這11年的記錄中，見不到太多溫情，取而代之的皆是冷眼旁觀，以致鮮有的擔憂不似戀人的反應，倒似人之常情，未向薩特預告真實病情的顧慮也被塗抹了自我辯解的意味。全書後三分之二的對談——“與讓-保羅·薩特的談話”更像記者的採訪抑或醫生給病人的診斷記錄。談話中涉及自由、平等觀念以及相關政治話題時，波伏瓦的提問甚至還帶有咄咄逼人的進攻性，完全不像一名愛著薩特的女性。
再看波伏瓦筆下的薩特形象，大多呈現出一種奄奄待斃的醜態：腫著臉，歪著嘴，口齒不清，視覺衰退，舉手投足間顯得僵硬、笨拙，伴有間歇性痴呆、思維混亂和幻覺。這一形象很難讓人“將要愛上”。
或許這一記錄本身，就創造了諸多的不確定性和可能性。記錄一開始，波伏瓦便已預感死亡即將降臨於薩特的不祥。“不祥的預感來自何處？我想，儘管表面上故作鎮定，實際上20多年來我一直處於警惕狀態。”在薩特最後的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薩特的死亡對波伏瓦而言如同薩特自身一般，都是一種不確定的存在。就如凜冬的紅楓，終有凋謝的一日，但望其在蕭風中瑟瑟顫抖時，何時凋落卻不可知。正如薩特與波伏瓦談話中自己也提到的：“在我看來死是很自然的，它將適時而至。”
《告別的儀式》中那片風中搖曳的薩特，以一種未完成的、不確定的、非現成的狀態存在於讀者面前。正所謂“存在先於本質”，薩特最後十年對於個體生命和政治的自我設計、自我造就，經由波伏瓦機械僵硬的記載愈顯得虛無迷惘，死亡作為一個偶然的外部因素伴隨著薩特的存在，並沒有賦予薩特本身任何意義。留給波伏瓦最直觀的意義，正是這種“不祥的預感”，但是漸次枯萎的樹葉雖有著不祥的意象，一旦掙脫枝幹與世間告別，就實現了薩特所認為的最後的“自由選擇”。這時，不確定就變成了確定，不可能就變成了可能。隨著“不祥的預感”的退卻，薩特方能真正成為薩特，成為那個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的薩特。
可以說，《告別的儀式》前三分之一的記敘，是波伏瓦在自我創設的一個相對封閉的時間（十年）中對薩特的一場頗具儀式感的回眸。回眸中無情的解剖和不祥的瀰漫，催化著個體生命中本身就存在的一種不確定性的虛無。偶然的死亡將波伏瓦對薩特的意識從虛無中解脫，被重新賦予意義。正如薩特所認為的，死亡本身不能賦予生命以意義，但可以通過他人來實現生命意義的被確定。對薩特而言，波伏瓦就是薩特所言的“他人”，而這場回眸就是最好的證明。
波伏瓦告別薩特的方式亦讓人匪夷所思。面對滿是褥瘡的薩特遺體，波伏瓦居然想鑽進被單挨著他躺下。或許，在經歷與薩特四十年的思想與情感交織後，波伏瓦需要用這段短暫的平躺來確定薩特的意義，真正實現自己與薩特最終的告別以及自我情感的完善與延續。兩位偉大的思想家平躺在一張床上，生死相隔，卻攜手共同完成了一部融化虛無、向死而生的生命之歌。
「薩特向世界的告別」
作為自認早已洞悉死亡真諦的存在主義大師，薩特究竟是以怎樣的態度告別這個世界的，同樣可在波伏瓦的記錄中梳理出一條脈絡。這條脈絡先是有些亮色，隨後漸次黯淡，宛如一曲存在主義的悲歌。
薩特認為，人的存在是一種註定死亡的存在。這種處世的悲觀恰是面對死亡的達觀。對談中當波伏瓦問及薩特對死亡的態度時，薩特回答道：“走向死亡畢竟看起來像是一系列被剝奪的過程。”以喝酒為例，薩特雖然質疑醫生出於健康考慮令其戒酒的建議，但還是遵從了。“所以說，（走向死亡這一過程）存在著剝奪，有一些東西被拿走了，在死亡拿走我的所有東西之前。”薩特的最後十年中，不斷髮生著“被剝奪”：從煙、酒直至視力和智力。十年間，薩特也始終在與這種“被剝奪”進行著抗爭。
在這些無情的剝奪中，最令薩特痛心疾首的當數視力的退化。他對自己視覺的珍重體現在多次詢問能否復明時的急切以及面對現實的失落。在無法接受自己近乎失明的現實時，薩特常常會用昏昏睡去作為一種逃避的方式。薩特坦言：“我的作家職業已經徹底斷送了……某種意義上說，這剝奪了我全部的存在理由，可以說，我過去存在，現在卻已不存在了。”
在波伏瓦的記敘中，薩特自己也提道：“（雖然）事實上我沒有死，能吃能喝。然而作品已經寫完，在這個意義上，我死了。”對薩特而言，死亡雖是一個註定到來的結局，但在一段彈性的時間段內，何時降臨以及降臨的方式同樣具有偶發性，是不可知的。死亡只能等待。但又如薩特《存在與虛無》中所言：“死亡並不是我的不再實現在世的、在場的可能性，而是在我的諸多可能性之外我的諸多可能的一種總是可能的虛無化。”也就是說，死亡並不是一種人生內在的可能性，而是一種隨時都會出現的對人生可能性的破壞和否定。因此我們可以從書中看到在堅持創作的同時，晚年的薩特也更熱衷於參與政治集會並發表言論，介入這些存在著可能但又荒誕可笑的、瀰漫著虛無的權力體系。
這種介入，或許是薩特實現自身所謂的“新知識分子”身份轉換的努力，即通過法國左翼政黨更為密切地與工人階級產生聯繫。這種介入，是薩特除創作之外最重要的工作。書中寫道：“他愛生活，甚至可以說是熱愛，但前提是要工作。工作對於薩特，如影隨形。”但通過波伏瓦的記錄，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在面對五花八門的政治團體時，薩特幾乎淪為他們手中的玩具，被肆意擺弄、利用，直至拋棄。而薩特前往工廠面對工人階級的演講亦遭到冷遇，宛如一部荒誕劇。可以說，最後十年作為知識分子身份的薩特是失敗且可悲的。
薩特自詡為“資產階級的叛逆”，因而他廣泛接受反對現存制度的團體，為他們發聲，或發表演說、簽署宣言、出庭作證。很難說他真的相信這些行動能有什麼效果，他只是要證明自己還在工作，只是要實現自己“新知識分子”的抱負，以此來對抗對死亡充滿虛無的等待。波伏瓦認為，參與這些活動時，薩特並不在乎結果，他的目標是“未來”。“要做的事，他都做了，已經心滿意足。他不願意感覺自己被拋棄、被遺忘，哪怕是暫時的。”
其中，薩特與維克多的關係最令人心酸。
對於兩人的關係，書中波伏瓦是這樣描述的：“薩特一向以著眼於未來的方式活著，要不然就活不下去。而現在，他不得不活在當下，便認為自己和死人也差不多了。老邁年高、健康受到威脅、半失明的狀態，這些都讓他覺得前途未卜。於是，他求助於一個替身，那就是維克多，一個鬥士、一個哲學家，一個薩特能夢想實現並竭力幫助其存在的‘新知識分子’。懷疑維克多，就意味著放棄自己生命活靈活現的延續，而這種延續要比後人的盛讚更為重要。”
這種觀念的可笑之處在於，對維克多而言，薩特僅僅是自己實現政治抱負的一個工具，用之可棄。而薩特卻將自己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的一大部分嫁接到了維克多身上。事實證明，維克多剝奪了薩特的政治理想。他利用薩特的影響力招攬政治資本，並將薩特的“造反理性觀”改造成不調和矛盾的偏執對抗的依據。最後，維克多拋棄了自己的信仰，轉向了薩特難以忍受的“唯靈論”，皈依上帝，並反過來攻擊薩特。面對維克多與阿萊特的聯盟，薩特的被迫讓步宣告了其對抗虛無的最終失敗。無奈的讓步讓薩特喪失了其存在最重要的意義，隨之而來的只有死亡。
因此，在與維克多決裂後不久，奄奄一息的薩特終於迎來了看似偶然卻早已預見的告別。
《告別的儀式》以波伏瓦的視角告別薩特，又以薩特的視角告別整個世界，兩人在一場跨越十年的葬禮中踐行著存在主義的死亡觀。這或許正是波伏瓦以《告別的儀式》為書名的真實用意。死亡和煩惱、恐懼一樣，是人存在的基本狀態。人存在的過程是虛無化的過程，死亡最終還是要消解虛無，實現真正的自由。正如薩特存在主義死亡觀的一條重要結論：我不是為著去死而自由的，而是一個要死的自由的人。遺憾的是，對於這句話的踐行，薩特似乎是失敗了，而波伏瓦卻成功了。
《告別的儀式》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孫凱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