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哲学家、文学家萨特逝世40周年，我们与世界终将一别，只是不知告别的形式与面目。
既然存在主义认为死亡不可预知、不可构思，人的存在是一种“注定死亡的存在”，那我们又如何能在一段相对封闭的时间里实现自我情感的完善与延续，使这场告别具备“仪式感”？抑或告别本身没有意义与价值，那作为萨特生命最后十年的亲密见证人，波伏瓦以《告别的仪式》白描萨特的遭际、记录自己与萨特对谈的真实用意又是为何？
波伏瓦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思想家之一，而萨特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当我们触摸他们之间的精神共振，或许能蠡测些许端倪。
「波伏瓦向萨特的告别」
翻开扉页，一句“写给爱过、爱着和将要爱上萨特的人”，让人猜测书中可能会有对萨特伟岸形象和萨特与波伏瓦亲密关系的渲染，但事实并非如此。
萨特与波伏瓦的关系时常令人不解，从全书前三分之一，波伏瓦基于自己的日记对萨特的回忆式记叙中可见一斑：她会适时退出以便萨特与她的诸多女友相伴周游，而在萨特困难的时候，她又出现并照料他。这种若即若离的开放式关系，就是两人爱情自由的观念。相较于萨特的绝对爱情自由观，波伏瓦的爱情自由观更关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性。换言之，身体日趋衰弱的萨特需要波伏瓦的情感支持，而波伏瓦的爱情自由同样需要萨特的理解得以实现。因此，波伏瓦自然是爱着萨特的。《告别的仪式》就是波伏瓦记录她的爱人的一本手记。
但是，1970—1980年这11年的记录中，见不到太多温情，取而代之的皆是冷眼旁观，以致鲜有的担忧不似恋人的反应，倒似人之常情，未向萨特预告真实病情的顾虑也被涂抹了自我辩解的意味。全书后三分之二的对谈——“与让-保罗·萨特的谈话”更像记者的采访抑或医生给病人的诊断记录。谈话中涉及自由、平等观念以及相关政治话题时，波伏瓦的提问甚至还带有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完全不像一名爱着萨特的女性。
再看波伏瓦笔下的萨特形象，大多呈现出一种奄奄待毙的丑态：肿着脸，歪着嘴，口齿不清，视觉衰退，举手投足间显得僵硬、笨拙，伴有间歇性痴呆、思维混乱和幻觉。这一形象很难让人“将要爱上”。
或许这一记录本身，就创造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记录一开始，波伏瓦便已预感死亡即将降临于萨特的不祥。“不祥的预感来自何处？我想，尽管表面上故作镇定，实际上20多年来我一直处于警惕状态。”在萨特最后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萨特的死亡对波伏瓦而言如同萨特自身一般，都是一种不确定的存在。就如凛冬的红枫，终有凋谢的一日，但望其在萧风中瑟瑟颤抖时，何时凋落却不可知。正如萨特与波伏瓦谈话中自己也提到的：“在我看来死是很自然的，它将适时而至。”
《告别的仪式》中那片风中摇曳的萨特，以一种未完成的、不确定的、非现成的状态存在于读者面前。正所谓“存在先于本质”，萨特最后十年对于个体生命和政治的自我设计、自我造就，经由波伏瓦机械僵硬的记载愈显得虚无迷惘，死亡作为一个偶然的外部因素伴随着萨特的存在，并没有赋予萨特本身任何意义。留给波伏瓦最直观的意义，正是这种“不祥的预感”，但是渐次枯萎的树叶虽有着不祥的意象，一旦挣脱枝干与世间告别，就实现了萨特所认为的最后的“自由选择”。这时，不确定就变成了确定，不可能就变成了可能。随着“不祥的预感”的退却，萨特方能真正成为萨特，成为那个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的萨特。
可以说，《告别的仪式》前三分之一的记叙，是波伏瓦在自我创设的一个相对封闭的时间（十年）中对萨特的一场颇具仪式感的回眸。回眸中无情的解剖和不祥的弥漫，催化着个体生命中本身就存在的一种不确定性的虚无。偶然的死亡将波伏瓦对萨特的意识从虚无中解脱，被重新赋予意义。正如萨特所认为的，死亡本身不能赋予生命以意义，但可以通过他人来实现生命意义的被确定。对萨特而言，波伏瓦就是萨特所言的“他人”，而这场回眸就是最好的证明。
波伏瓦告别萨特的方式亦让人匪夷所思。面对满是褥疮的萨特遗体，波伏瓦居然想钻进被单挨着他躺下。或许，在经历与萨特四十年的思想与情感交织后，波伏瓦需要用这段短暂的平躺来确定萨特的意义，真正实现自己与萨特最终的告别以及自我情感的完善与延续。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平躺在一张床上，生死相隔，却携手共同完成了一部融化虚无、向死而生的生命之歌。
「萨特向世界的告别」
作为自认早已洞悉死亡真谛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究竟是以怎样的态度告别这个世界的，同样可在波伏瓦的记录中梳理出一条脉络。这条脉络先是有些亮色，随后渐次黯淡，宛如一曲存在主义的悲歌。
萨特认为，人的存在是一种注定死亡的存在。这种处世的悲观恰是面对死亡的达观。对谈中当波伏瓦问及萨特对死亡的态度时，萨特回答道：“走向死亡毕竟看起来像是一系列被剥夺的过程。”以喝酒为例，萨特虽然质疑医生出于健康考虑令其戒酒的建议，但还是遵从了。“所以说，（走向死亡这一过程）存在着剥夺，有一些东西被拿走了，在死亡拿走我的所有东西之前。”萨特的最后十年中，不断发生着“被剥夺”：从烟、酒直至视力和智力。十年间，萨特也始终在与这种“被剥夺”进行着抗争。
在这些无情的剥夺中，最令萨特痛心疾首的当数视力的退化。他对自己视觉的珍重体现在多次询问能否复明时的急切以及面对现实的失落。在无法接受自己近乎失明的现实时，萨特常常会用昏昏睡去作为一种逃避的方式。萨特坦言：“我的作家职业已经彻底断送了……某种意义上说，这剥夺了我全部的存在理由，可以说，我过去存在，现在却已不存在了。”
在波伏瓦的记叙中，萨特自己也提道：“（虽然）事实上我没有死，能吃能喝。然而作品已经写完，在这个意义上，我死了。”对萨特而言，死亡虽是一个注定到来的结局，但在一段弹性的时间段内，何时降临以及降临的方式同样具有偶发性，是不可知的。死亡只能等待。但又如萨特《存在与虚无》中所言：“死亡并不是我的不再实现在世的、在场的可能性，而是在我的诸多可能性之外我的诸多可能的一种总是可能的虚无化。”也就是说，死亡并不是一种人生内在的可能性，而是一种随时都会出现的对人生可能性的破坏和否定。因此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到在坚持创作的同时，晚年的萨特也更热衷于参与政治集会并发表言论，介入这些存在着可能但又荒诞可笑的、弥漫着虚无的权力体系。
这种介入，或许是萨特实现自身所谓的“新知识分子”身份转换的努力，即通过法国左翼政党更为密切地与工人阶级产生联系。这种介入，是萨特除创作之外最重要的工作。书中写道：“他爱生活，甚至可以说是热爱，但前提是要工作。工作对于萨特，如影随形。”但通过波伏瓦的记录，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在面对五花八门的政治团体时，萨特几乎沦为他们手中的玩具，被肆意摆弄、利用，直至抛弃。而萨特前往工厂面对工人阶级的演讲亦遭到冷遇，宛如一部荒诞剧。可以说，最后十年作为知识分子身份的萨特是失败且可悲的。
萨特自诩为“资产阶级的叛逆”，因而他广泛接受反对现存制度的团体，为他们发声，或发表演说、签署宣言、出庭作证。很难说他真的相信这些行动能有什么效果，他只是要证明自己还在工作，只是要实现自己“新知识分子”的抱负，以此来对抗对死亡充满虚无的等待。波伏瓦认为，参与这些活动时，萨特并不在乎结果，他的目标是“未来”。“要做的事，他都做了，已经心满意足。他不愿意感觉自己被抛弃、被遗忘，哪怕是暂时的。”
其中，萨特与维克多的关系最令人心酸。
对于两人的关系，书中波伏瓦是这样描述的：“萨特一向以着眼于未来的方式活着，要不然就活不下去。而现在，他不得不活在当下，便认为自己和死人也差不多了。老迈年高、健康受到威胁、半失明的状态，这些都让他觉得前途未卜。于是，他求助于一个替身，那就是维克多，一个斗士、一个哲学家，一个萨特能梦想实现并竭力帮助其存在的‘新知识分子’。怀疑维克多，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生命活灵活现的延续，而这种延续要比后人的盛赞更为重要。”
这种观念的可笑之处在于，对维克多而言，萨特仅仅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一个工具，用之可弃。而萨特却将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一大部分嫁接到了维克多身上。事实证明，维克多剥夺了萨特的政治理想。他利用萨特的影响力招揽政治资本，并将萨特的“造反理性观”改造成不调和矛盾的偏执对抗的依据。最后，维克多抛弃了自己的信仰，转向了萨特难以忍受的“唯灵论”，皈依上帝，并反过来攻击萨特。面对维克多与阿莱特的联盟，萨特的被迫让步宣告了其对抗虚无的最终失败。无奈的让步让萨特丧失了其存在最重要的意义，随之而来的只有死亡。
因此，在与维克多决裂后不久，奄奄一息的萨特终于迎来了看似偶然却早已预见的告别。
《告别的仪式》以波伏瓦的视角告别萨特，又以萨特的视角告别整个世界，两人在一场跨越十年的葬礼中践行着存在主义的死亡观。这或许正是波伏瓦以《告别的仪式》为书名的真实用意。死亡和烦恼、恐惧一样，是人存在的基本状态。人存在的过程是虚无化的过程，死亡最终还是要消解虚无，实现真正的自由。正如萨特存在主义死亡观的一条重要结论：我不是为着去死而自由的，而是一个要死的自由的人。遗憾的是，对于这句话的践行，萨特似乎是失败了，而波伏瓦却成功了。
《告别的仪式》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
孙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