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之較高文明所征服。
這句話用來形容少數民族取得統治地位後，所做或者說不得不做的一些治國方略來，再合適也不過。
從明朝的覆滅到清朝的建立，其實並不是一次簡簡單單的改朝換代而已，與歷史上相似的朝代相比。
滿清統治集團與被統治集團之間的割裂、猜忌、防備之嚴重，在歷朝歷代絕無僅有。
滿清自遼東起兵之後，深深地憂慮便伴隨著統治者，“總有刁民想害朕的思想”終究揮之不去，我認為究其原因是由於滿清的實力，本來沒資格獲取江山。
自古以來，一個朝代能夠建立，說到底是靠三種方法：文明的碾壓，絕對的實力和道義的優勢
- 滿族文化說實在就是一種部落文明，與中華上下5000年的思想文明相比，碾壓自然是不夠格的。
- 道義的優勢。儘管滿清入主中原以後，不停地把自己美化成“拯救者”的形象，但是他在道義上是沒有優勢可言的。
- 以絕對的實力而言，滿清的實力足以割據遼東和華北，但是完全不足以問鼎天下。
畢竟算上老弱病殘，總人口才30餘萬，與遼東的幾百萬漢人相比，差距已經極其懸殊，就更不能與整個中國相比了。
而與北魏遼金的統治者建立政權之後的主動漢化相比，滿洲八旗則是一個以血緣和宗親為紐帶的封閉團體，這種宗族團體的封閉性與鞏固政權的現實需要相結合，就產生了清朝歷代統治者對漢民族獨特的治國方略。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講清朝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漢族士紳的關係演變過程。
一、對士紳階層的屠戮-努爾哈赤時期
自明朝萬曆44年，努爾哈赤起兵反明，建立了後金政權，攻城拔寨取得軍事勝利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對漢民族人民的處置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努爾哈赤的一貫態度就是“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也就是隻要反抗後金統治的一概殺之，就算順從的也沒有好下場，他們的命運就是賜給貴族和將士為奴。
而漢族士紳，不僅不會倖免於難，還成為主要的捕殺對象。
查出明紳衿，盡行處死，謂種種罪惡，皆在此輩，遂悉誅之。
也就是說，在努爾哈赤看來，人世間的種種罪惡，都是地主階層和知識分子乾的，只要查出這一類人，直接處死。
二、招撫重用-皇太極時期
皇太極和努爾哈赤相比，要論軍事打仗方面可能有所不如，但是治國方面要比他老爹強的多，在努爾哈赤大肆屠殺漢人帶來嚴重的後果之後，皇太極就提出了“治國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針，在公眾場合一再強調:“滿漢之人，均屬一體”，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滿漢一體”論調。
具體措施為：大量招撫明王朝的官僚和武將體系，使敵對的力量為其所用，通過此舉不斷瓦解明王朝的力量，壯大自身。
為了用漢人治理漢人，解決當時人才奇缺的問題，皇太極通過科舉薦舉的方法，大量選拔人才，許以名和利，比如我們所熟知的大漢奸-范文程。
這種優待政策對於投降後金的官員和士紳來說，可謂是狗遇上了屎，這群降清士紳紛紛上書皇太極表示:“雖肝腦塗地，不能仰答於上恩萬一”。端的是無恥之極。
但對於皇太極來說，利用漢族知識分子的豐富統治經驗，為他鞏固統治，確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三、從重用到疏遠-順康時期
崇禎17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後金政權在李自成的起義軍把崇禎拉下馬之後，利用吳三桂打開山海關，一舉入主中原。
從此開始，滿清在對待漢民族的政策上做了重大調整，竭盡全力的偽裝成仁義的面孔，告別了曾經的強盜行徑，不過，偽裝就是偽裝。
順治時期，當清王朝積累了一定的政治資本和統治經驗，有了一定的底氣之後，狐狸的尾巴又露了出來，雖然也任用漢民族知識分子為官，參與朝政，但是也充滿了“重滿輕漢”的味道。
清朝法紀混淆，重滿輕漢，雖一放馬廝養，鞭棰府縣正官，無敢不忍受者。
府尊和縣令放在當就是市長和縣長，但是滿族一個放馬養馬的小廝，不僅可以隨意鞭打漢族官員，而且被打之人還不得不笑臉迎之。
不僅如此滿族官員和漢族官員職位相同時，品級卻相差懸殊之極，以大學士之職為例，滿族人當大學士為正一品，而漢人則為正五品。而康熙皇帝還一再聲稱:“滿漢皆朕之臣子”，對於漢民族的尊重，這些統治者可能也只是說說罷了，骨子裡怎麼想的？從所作所為就可以看的出來！
四、懷柔和高壓-雍乾時期
康熙後期，眾位皇子之間為了爭奪皇位，鬧得不可開交，雍正上臺之後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樹立自己的合法性，大興文字獄，嚴厲打擊知識分子，控制思想輿論，連坐制度使被牽連的知識分子數量更廣。
乾隆和他爹雍正相比，對於文化統治的手腕運用的更是嫻熟，一手是懷柔，一手是高壓，不僅繼承了文字獄，還主持編撰《貳臣傳》，給朝廷官員打標籤兒，稱他們為“靦顏降附”之輩，更為加大了對漢知識分子與人民的打擊力度。
五、防範與重用-晚清時期
1840年鴉片戰爭，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國門，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侵華，清王朝在認識到了八旗子弟的無能之後，雖然不想，但不得不重用漢官，來給清朝吊命。
內優外患之中，新興的一些漢族地主士紳階層藉此機會崛起，比如晚清四大名臣-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李鴻章。
為此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提到:“咸豐以前，將相要職，漢人無從居之者”。
不過，重用歸重用，清朝幾百年滿族與漢族的猜忌與間隙，不是短時間可以打破的，晚清統治者對於崛起的漢族高官也有著深深的防範。
以曾國藩為例，湘軍投入對太平天國的戰爭後，取得相當大的戰果，有滿族官員便向咸豐帝進言:“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裡中一呼，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咸豐聞後“黯然變色者久之”，可以看出滿滿的猜忌。
防漢甚於防外，內耗大於外戰，對外妥協，對內鎮壓的清王朝，似乎認為這種政策能鞏固自己的統治，以防生變，不過清王朝又何嘗不是因為這種思想覆滅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