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不知生,安知死。”
此言差矣。對於左燈,大約是“不知死,安知生”的......
左燈的遺書寫得很文藝:
“太孤獨了!抑鬱症的痛苦真的是一種孤獨到極致的痛苦。
這種一個人苦苦掙扎的無助感,已經把我鞭笞得體無完膚......”
相形於那些“啊呀啊唷,我要死了”的矯情文字,這份遺書真情中確是透著斐然文采的。
左燈也這麼認為,可她還是把這篇傑作揉撕成團,衝進馬桶,並且惡狠狠地追唾:
“什麼亂七八糟的玩意兒?讓我去死?不存在的!”
話要從2017年冬,精神病區的大門在她身後砰然關閉時說起。
26歲的左燈有些後悔,像大多數人一樣,在患病之前,談及因抑鬱症而自殺的名人,她既驚訝也無法理解:
“太消極了!”“世界這麼美好,怎麼捨得死呢?”“開心點不好嗎?”
而現在她只好承認自己是烏鴉嘴,感嘆“天道好輪迴”。
再看眼前,彷彿正置身於平行宇宙的另一個世界,不知是科幻還是魔幻:
幽暗的走廊上,一些好奇怪的人正在僵硬地移動,或自言自語,或哭哭笑笑,
有的光著腳丫,有的滿臉菩提,還有的向她親切打起招呼:“哎?小花?你好呀!”
......
儘管這個世界有些詭異,但左燈卻慢慢高興起來,因為她越來越確認自己是這裡的顏值擔當。
“姐姐你好漂亮啊!”
左燈管那個嘴上塗了蜜的男孩兒叫弟弟。
“打牌嗎?”那天弟弟從兜裡摸摸索索掏出一副撲克,
也許是抗抑鬱藥開始發揮療效,左燈胸中湧起一絲久違的興致,於是三人噼裡啪啦玩起了鬥地主。
哦,是三人,第三個是位躁狂症阿姨,因為“躁狂”,所以喋喋不休,不休於門外世界滿屏的心靈雞湯,灌弟弟;不休於“偉大夢想你想實現嗎”,問弟弟。
弟弟回:“活著”,然後突然一聲驚叫,撲通倒地......
事後,連護士都心有餘悸——“他讓我們都覺得害怕”。
瘋狂抽搐、大聲嗥叫、掀床、襲醫、鎮靜劑、束縛帶......還有弟弟回答“活著”時的眼神,
這些情景不斷在左燈的腦海裡閃回:
活著,普通人最基本的生存本能,卻是我們拼死捍衛的夢想。
她想。
“你是什麼病啊?”“你是怎麼自殺的啊?”
“不要割腕,會有疤,你看。”“我吞了一整盒藥呢!”......
在病區,不論此類駭人聽聞卻輕描淡寫的聊天如何發端,都會以“活著啊老鐵”的相互鼓勵而結束。
因為即便在這個世界裡,也沒有一個人願意悍然結束自己的生命,
病友們各具特色的怪異舉止和自殺行為只是生病大腦導演的惡作劇。
而相較普通人的誤解,左燈覺得病友們彼此的“懂”,真是有親人般的溫暖。
這不,她就興高采烈得給遠道而來探望自己的閨蜜們介紹開了:
“這是弟弟、這是妹妹、那是阿姨......”
可看她這樣,一位閨蜜卻皺起了眉頭:
“你沒發現嗎?你跟他們走得太近了。”
左燈沉默。
“你總要重新融入社會吧,你看你給你父母帶來多大負擔啊!”
幾乎與此同時,左燈的眼淚就開始啪啪垂落了,落在跪於床上的大腿上,而大腿的顫抖說明她已哽咽,
至於閨蜜們臉部倏然的驚恐,則證明了當時她的尖叫飆到了“High C”。
沒錯,左燈發病了。
這不是脆弱,這就是“重度抑鬱症”。
[其實,患上抑鬱症,人多是想努力而無法努力,想堅強而堅強不起來的,
本身就會陷在自己糟糕狀態給周圍人帶來麻煩的自責中,
所以,即便是出於善意,諸如“堅強”、“加油”、“努力”、“振作起來”、“別洩氣”,
甚至“沒什麼大不了的”這類雞湯話絕對不能對他們說,更何況所謂“恨鐵不成鋼”的尖刻言語,這隻會增加他們的痛苦。]
我們從生到死,身心一體,好好壞壞伴隨一生,其間情緒的波動在所難免。
但半年前,左燈本應正常波動的情緒,開始沒來由地走向持續的悲觀(注意,是持續):
捧著爆米花看電影,她覺得是在端著貢品上墳;
插上耳機聽音樂,她覺得每首曲子都在奏響哀樂;
至於那本百讀不厭的《傲慢與偏見》,也慢慢蒙上塵灰,任由達西和伊麗莎白在裡面老去。
進而身體機能出現異常。
頭痛、胸悶、身體被掏空的疲憊感自不必說,隨時想不起手機放哪兒,碰翻水杯也成了家常便飯。
更有甚者,作為記者,本來伶牙俐齒的她,採訪時居然連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了。
同事背後議論,“她是不是打了胎”。
然後,就在突然之間,她感到腦子裡的最後一根神經“啪啦”一下崩斷了,
下一秒眼前的一切事情頓然失去意義,“我這一輩子一定過不好了!”
左燈開始哭了,眼淚湧出眼眶,沿著兩側的臉頰刷刷地流,
流到了脖子裡,流到了胸口上。她抬起手去擦了擦,眼淚又流到了她的手上,
在她的手掌上流,在她的手背上流,
在她擰開的藥瓶蓋子上流,在她送進嘴裡的一把又把藥片裡流......
(左燈自殺未遂,被老爸送到精神病院治療。)
我們發現那種持續而強烈的負向思維帶給左燈的悲觀與消極,已經無需理由的支撐了。
而抑鬱症對人最大的傷害莫過於陰鷙地剝奪人對自我的控制權,
所以奪回自我,不僅是一場生死之戰,也是一場尊嚴之戰。
自從那次飆“High C”,左燈在病區算是“一鳴驚人”了。
“太丟臉了!”恢復精神後,她依偎著媽媽說:“哎呀,我都不好意思出病房啦。”
左燈也沒想的,當自己真正摘下面具時,居然能這麼輕鬆。
很多年來,她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套“人設”:
積極陽光的樂天派,調動氣氛的“造high人”,還有溫柔耐心的傾聽者。
儘管她明知一個人不可能令所有人喜歡,但卻接受不了任何一個人對她“不喜歡”,
所以寧可帶著虛偽的面具做個“濫好人”。
而在這裡,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大人和小孩之間是平等,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隨波逐流和特立獨行也是平等的”。
總之,平等讓左燈接受了人類必然的不完美。
不知不覺中,左燈的病也開始好轉了。
比如:透過病房封閉的窗子,她開始看到遠方緩緩駛過的火車,火車有“黑色的”、“綠色的”,甚至還有“彩色的”;
比如:她開始感到飢腸轆轆,恨不得吞下整個世界;
比如:她開始恢復古靈精怪的本性。出院的病友說想她,她就整蠱地問人家:
“你能不能在你媽面前,把頭埋進馬桶裡狂喝水,再來陪陪我?”
再比如:她戀愛了!
你沒看錯,對於那位叫“易”的英俊律師來說,他必須要回答左燈提出的這個問題:
“你能同時擁有一個抑鬱症的老媽和抑鬱症的女友嗎?”
易的母親也患有抑鬱症,他來醫院陪床時遇到了左燈。
那天不知是由於抗抑鬱藥的副作用,還是突然腦洞大開的覺悟,
平時幾乎不吸菸的左燈,居然問易:
“帥哥,有煙嗎?”
於是,接下來在病區晾衣室衛生間的小隔斷裡,便出現了這麼一幕場景:
一位穿著病號服的短髮姑娘和一位表情尷尬的小夥子,大眼瞪小眼,擠在一起吞雲吐霧,反而有點青澀的美好......
(要讓醫生護士發現了,準會殺了他們。)
至於那個現實的問題,易後來的回答很簡單:“不在於我擁有什麼,而在於我已擁有。”
左燈好開心,“你看!”她拉著易的手,指向窗外,“春光,在帶露的繁華上開放了呢。”
春天來了,左燈終於可以踏出封閉了她38天的病區大門,她出院了。
當父親的車開出醫院的瞬間,恍若隔世的感覺撲面而來,她默默許願:
“不要再復發了,讓我活著吧!”
回到寧波市區的出租屋中,父親給她退租收拾東西回老家,
正要拿起床頭櫃上的兩張白紙時,左燈迅速跑到父親面前奪下,然後揉撕成團,衝入馬桶。
這篇遺書中的精品,倒究沒有被用來承接親人們的眼淚。哎,怎麼說呢——謝天謝地!
易對她照舊體貼入微,父母對她更加寵愛有加,
遠方的閨蜜也給她寄來抱枕,儘管上面印著閨蜜傻呵呵的大頭照有些詭異。
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
活著多麼好,能夠思想多麼好,好得左燈都不想睡覺......但她還是抱著睡枕睡著了。
覺醒了,閨蜜如約而至,父母、左燈,還有閨蜜幾人歡聚一堂,開始在飯桌上和皮皮蝦們“搏鬥”。
“突然,洶湧而來的悲傷,像沾染毒液的藤蔓,一點一點往我身上攀爬......”
左燈又發病了,她在飯桌上哽咽,她在沙發嚎啕,她在媽媽懷裡顫抖。
那天,左燈用了十五分鐘才趕走抑鬱症這隻黑狗,然後他破涕為笑,發現由於哭得太突然,嘴裡的飯還沒有嚥下去。
這就是抑鬱症,精心的治療在不斷弱小它的力量,但它還是會頑強地掙扎,因為對宿主的控制是那麼令它著迷。
現在,左燈的發病次數越來越少,終至於無,她到醫院複診,看著那些來來去去同病相憐的病友,她突然想:
“他們有著怎樣的經歷?過著怎樣的生活?有著什麼樣的朋友?大家知道他們的病嗎?他們在孤獨地抗爭嗎?”
如果世界洞悉了抑鬱症的真相,他們會不會昂起頭站在陽光裡,告訴世人:
我生病了,但我在努力地活著!
左燈後來寫了一本書,叫《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鬱》,將自己生病的經歷和在精神病院的見聞記錄下來。
在書中,她寫道:
“人們經歷的痛苦和它帶來的意義,原來是有時差的,
有時需要耐心地等一等,答案才能被慢慢揭曉。”
是的,等一等。
也許我們正痛苦於生命的艱辛,但遲早有一天,我們會為它的美麗而戰慄。